狂人刘文典

  1929年年初，刘文典应罗家伦的邀请进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很快就认识了被称为"盖世奇才"的陈寅恪。同年4月26日，罗家伦在回答上海记者提问时曾专门提到，"计今年所聘教授讲师，如翁文灏先生之地学，哥伦比亚大学葛利普先生之物理学……刘叔雅先生之汉魏六朝文学……至于以前即在清华之教授，如赵元任先生在授音韵学，陈寅恪先生授佛经翻译及唐代西北史料，唐钺先生授心理学，叶企孙先生授物理学……总之，清华教授人选，总算是可以向学术界交代得过去。余聘教授，毫无门户之见，概以学术标准为衡"。可见，刘文典、陈寅恪当时都是清华大学的"招牌菜"之一。
  关于刘文典与陈寅恪的交往起源，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川考证认为，1927年12月17日，刘文典与朱自清、朱希祖、杨振声等人发起成立了清华中国文学会，"估计在此前后，刘文典、陈寅恪二氏相识"4 。在《清华中国文学会月刊》第一卷第一号上，就有陈寅恪的《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第三号上又发表了陈寅恪的《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这都是其早期重要的学术文章。
  两人更深的交往应该始于1931年。这一年的秋天，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成立中国文学部、历史学部，在原有中文系课程之外，增设了一些研究课程，并由教授任导师，指导学生、研究生。其中，刘文典的指导范围为"选学、诸子、中国化之外国语"，陈寅恪的指导范围为"佛教文学"。两人同时还在清华大学中文系担任部分重点课程的教学任务。从1932年6月起，《清华学报》设立学报编辑部，由浦薛凤担任总编辑，编委则有刘文典、陈寅恪、吴宓等人。
  第52节：偶像陈寅恪(4)
  由于授课、研究的接近及同系共事，刘文典、陈寅恪共同教了一些学生。作为考试委员、主席，两人出席过多次清华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的毕业考试，并曾共同指导过一些研究生5 ：
  随着接触的频繁与了解的深入，刘文典对陈寅恪越发崇拜起来，"陈寅恪到清华后，清华园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凡有文史方面疑难问题不能解决的，都向他请教，他总是会给以满意的答复"6 。在清华期间，陈寅恪将大量的精力都用在了佛经研究上，并为学生们开设了相关课程，其方法首先就着眼于校勘，"虽沿袭清人治经途术，实汇中西治学方法而一之"7 。
  可能正是因为受到陈寅恪的影响与启发，刘文典开始深度接触佛教经典，并曾专门到北京西山碧云寺读经，为日后校勘佛教典籍作了较好的学术铺垫。几年后，在炮火连天、书籍匮乏的西南联大，刘文典克服困难，励精图治，最终完成《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佛教典籍的批注工作。
  那时候，刘文典最先想到的就是向陈寅恪先生报告这些成果，"曾以战绩示寅恪先生，极承嘉许"。
  "对对子"风波
  刘文典与陈寅恪交往过程中最经典的故事，莫过于"对对子"风波。
  本来只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事情，却被认为是向五四精神发起挑战，进而引发国内学术界的一场大论争。直到三十多年后，陈寅恪仍念念不忘此事，慨叹"当时唯冯友兰君一人能通解"，"思之不禁惘然"！
  事情发生于1932年夏天，陈寅恪已确定赴北戴河度假。出发前的一天，刘文典突然来访，开门见山："我们学校的入学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想请先生代拟一下国文试题"。
  1931年8月，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出国访学一年，由刘文典暂代这一职位，此时朱自清尚未回国，刘文典自然要为招生考试的事情忧心。这一命题会直接影响到众多年轻学子的前途，可不是什么随便敷衍就能完成的任务，再三思虑之下，刘文典想起了"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
  陈寅恪几乎每年都要参加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国文试卷批阅工作，对于那些高深莫测的试题早已满腹牢骚。他觉得，国文入学试题应该尽量"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而不是故作深沉，将学生直接绕进死胡同。
  经过认真而谨慎的考虑，陈寅恪决定将作文题命为《梦游清华园记》，这是一道自由度很大的题目。曾经游历过清华园的，直接写自己印象中的校园就可以了；而没有游历过清华园的，则可以展开自由的翅膀，任意想象。一旦应试者没能考入清华园，那就真的成了"游园惊梦"，真可谓"一题多得"！
  除了这道试题，陈寅恪还专门出了两道"对对子"的题目：一道是"孙行者"，一道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在他看来，"在今日学术界，藏缅语系比较研究之学未发展，真正中国语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无过于对对子之一方法"8 。
  刘文典知道，陈寅恪在诗联上堪称一绝，他曾送给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大家都被搞得一头雾水，后经他一解释，顿时恍然大悟，笑成一片：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那他的学生当然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曾任清廷南书房行走,是溥仪老师，那他现在的学生也可算得上是"大清皇帝同学少年"了。这副妙联一时被传为佳话。
  第53节：偶像陈寅恪(5)
  但刘文典可能没有想到，陈寅恪这次所出的"对对子"的题目，竟然引发学术界一片哗然，久久不能平息。
  "事情发生的时候，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已经由政府明令，推行白话文达十年之久。尽管社会上坚持用文言文写作者依然不乏其人，但作为整体的教育体制而言，白话文已经牢牢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陈寅恪此举引起社会各界不少批评，大多是说陈是在开倒车。"9 当时中国学术界正在热捧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并将之作为国文考试的文法依据。陈寅恪则认为，这是一种"认贼作父，自乱宗统"的行为。
  《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古代汉语语法学专著。作者马建忠是江苏丹徒人，清末洋务运动的积极分子，自幼好读，打下了扎实的《小学》功底，成年后留学法国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和法学，通晓法语、拉丁语、英语和希腊语。经过多年积累，晚年模仿印欧语系的语法写出《马氏文通》一书，成为我国语法学的开先河之作。新文化运动之后，很多高校招生考试，都以这本书所主张的文法作为答题依据。
  然而，陈寅恪却一直不肯认同这一"畅销书"所传达的核心理念。他凭借自己精通多国语言特性的优势指出，印欧语系的语法规律，有的确实可以作为中国文法的参考和借鉴，比如梵文中的"语根"之说。但倘若将其属于某种语言的特性，放之四海而皆准，并视之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对应于中文，有不合的地方，便指其为不通，这就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了，"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
  胡适是《马氏文通》和白话文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因而陈寅恪的命题被认为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异议与批评"。尤其是他出的对子上联"孙行者"，有几个学生以"祖冲之"相对，已被认为是绝对了，但陈寅恪心里的标准答案其实就是"胡适之"。
  他自己后来解释说，"孙行者"这道题的创意来自苏东坡的诗句"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韩卢"是战国时一种狗的名字，"行"与"退"均为步履进退的动词，"者"与"之"均为虚字。他希望学生拿"胡适之"来对"孙行者"，就是依据同样的思维路径，将之视为嵌字联，取"猢狲"两字，这对于一向主张白话文运动的胡适也是一种善意的调侃。
  外界辩难与攻击的观点纷纭，总的来说，主要是认为，"对对子"不过是"下流玩意儿"，根本就不应拿来用作录取大学新生的考试题目。众多责难很快汇聚到了刘文典那里。他将这些声音一一反馈给了陈寅恪。
  不久后，陈寅恪在《清华暑期周刊》第七卷第六期上发表《答记者问》一文，解释自己出题的初衷。1932年9月5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再次刊出陈寅恪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这是一篇"于命题之旨颇多发挥"的信函，发表后即被国内众多报刊转载。
  陈寅恪说，在真正中国文法没有成立之前，学术界不应自欺欺人，而应寻求一个过渡时代的救济方法，作为暂时代用品。他个人主张采用"对对子"作为这个暂代品，因为"对对子"至少有四大功能：
  （甲）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
  （乙）对子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
  （丙）对子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
  （丁）对子可以测验思想条理。
  第54节：偶像陈寅恪(6)
  对于刘文典所担心的"流俗之讥笑"，陈寅恪泰然处之，一笑而过。他说："彼等既昧于世界学术之现状，复不识汉族语文之特性，挟其十九世纪下半世纪"格义"之学，以相非难，正可譬诸白发盈颠之上阳宫女，自矜其天宝末年之时世装束，而不知天地间别有元和新样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