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刘文典

一句话，像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较量，又何必放在心上呢！
  这当然只是安慰刘文典的话。其实陈寅恪本人对于这一风波是十分在意的。1934年，陈寅恪又撰《四声三问》，阐释四声之产生与佛教传入中国的关系，再次强调对偶、平仄、四声的重要。这两篇重要的文献立论清晰、阐述流畅，很好地回应了质疑者的声音。陈寅恪的好友吴宓就认为："《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与近作《四声三问》一文，似为治中国文学者所不可不读者也。"10 至此，"对对子"风波方宣告结束。
  三十多年以后，陈寅恪重检旧札，看到当年所写的《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为之撰写"附记"，补充说明当年出题的动因。在慨叹刘文典、胡适均已"并登鬼录"的同时，回首往事，风起云涌，没想到一切真的不过是一场"游园惊梦"而已！
  "联大只有三个教授"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散原老人忧愤绝食而死。
  陈寅恪在匆忙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携带家眷仓皇逃离北平。对于当时的情境，陈寅恪夫人唐筼在《避寇拾零》里有所记录："我和寅恪各抓紧一个大小孩（流求九岁，小彭七岁），忠良照料小件行李。王妈抱着才四个多月的小美延。当时必须用力挤着前进，一家人紧紧靠拢，深恐失散。直到住进租界，不见日本鬼和太阳旗，心中为之一畅。"11 几经辗转周折，一家人到了长沙，"十一月二十日夜到了长沙，天仍在下雨，幸先发电，有人来接，得以住在亲戚家张宅，到时已在深夜了"。
  到了长沙没多久，时局变化，陈寅恪一家不得不再度南行。先是到达香港，唐筼因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病，不能继续前行，但陈寅恪惦记着学校事务，遂于春节后只身取道安南、海防，最终到达云南蒙自。在歌胪士洋行刚一住下，他就染上了当地盛行的疟疾，痛苦不堪，过了很长时间才勉强好转。
  与陈寅恪住在一起的，还有随后赶到的刘文典等人。经过在清华大学的同事交往，特别是"对对子"风波之后，刘文典与陈寅恪走得更近了。在清华大学南迁到云南的过程中，刘文典与陈寅恪所经历的磨难几乎一模一样：都是辞别亲人，独身前往；都是一腔热血，心忧家国。还有一个巧合，都是因为这次南迁，刘文典精心收藏的四大箱书籍在香港被日本乱兵劫走；而陈寅恪寄托在长沙亲友家的一批正规图书，不幸遭遇大火，随身携带的两木箱珍贵典籍竟然在半途中被人用砖头换走，其中不乏若干陈寅恪写了一半的著作。两个人同病相怜，平日里的来往与交谈自然就多了许多。
  蒙自虽是偏僻蛮荒之地，但却有着美丽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特别是歌胪士洋行旁边的南湖。南湖亦叫"学海"、"泮池"，一开始不过是个取水坑，后经修缮成为碧波荡漾的大小两个湖泊。南湖一年四季碧波万顷、岸柳成荫，沿湖内外古迹景点众多，风光涟漪，蜚声遐迩。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在教书之余，也没有什么好的去处，傍晚时分便经常溜达到南湖岸边，聊聊天、发发呆。刘文典、陈寅恪、吴宓、浦江清等教授都是南湖的常客。
  第55节：偶像陈寅恪(7)
  在吴宓看来，南湖颇似杭州的西湖，因而他写一首诗，其中就有"南湖独步忆西湖"的句子，情绪尚且悠闲。可到了陈寅恪的眼中，南湖却颇有几分北平什刹海的风味。一天傍晚，他和吴宓散步到南湖附近，站在桥头望着湖面上肆意绽放的荷花，远处传来酒楼里划拳、喝酒的吵闹声，一时间百般感触，不禁随口吟成一首七律：
  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边鬓影犹明灭，楼上歌声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莫关山几万程。
  刘文典很快就读到了陈寅恪这首悲怆激越的七律，联想到自己奔波千里、千转百折的类似经历，一种知音难得的悲情瞬间涌上心头。他立即挥毫泼墨，将陈寅恪的这首诗抄录了下来，赠给了一向帮助西南联大的当地学者马竹斋先生。马先生视为珍宝，精心收藏，如今原件存于蒙自档案馆。
  到了蒙自之后，由于生了疟疾，陈寅恪的身体每况愈下。在此之前，陈寅恪患有眼疾，视力大不如前，并有逐步衰竭的趋向。战时经济紧张，蒙自的生活虽然还算过得去，但也几乎只能是保证每天不至于饿肚子，更多的营养就谈不上了，这都加剧了陈寅恪的病情。"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有时候想想，难免落寞孤寂。幸好，云南还有吴宓，还有刘文典。
  在陈寅恪的心目中，吴宓、刘文典都是他的"患难之交"。经历过战乱的侵扰之后，"国学研究院当年的繁荣景象，随着时光的流逝，也逐渐模糊起来。海宁自沉，任公病殁，赵元任又寓居异域，当年名震一时的国学研究院四导师就剩下陈寅恪一个人了，他还在清华苦苦撑持"12 。而一直坚定站在他身边的，总有吴宓、刘文典这两位至交。
  吴宓是最早提出将陈寅恪"挖"到清华的人，他与陈寅恪的亲密关系自然不用多说。在厚厚几十本的《吴宓日记》里，只要两个人同在一地，总能见到两人过往相交的记录，从读书到交友，两人甚至还一道出钱宴请宾客。
  而在日军轰炸的警报下，刘文典"保存国粹要紧"的真情流露，更让陈寅恪在孤寂之余颇感安慰。据云，刘文典常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这与他后来经常拿"大拇指"和"小拇指"喻指陈寅恪和自己，是同样的情怀与敬意。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和授课，都是当之无愧的联大翘楚。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十二年，是陈寅恪学术功力全面爆发的"黄金时代"，他一生著文约百篇，其中一半以上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到了云南以后，由于藏书被焚或被窃，陈寅恪只能以手边残存的眉注本《通典》为蓝本，凭借过人的记忆力与理解力，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这本书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印刷期间又遭日寇烧毁，但仅从由其旧稿拼凑而成的重庆商务印书馆重印本来看，亦足可见陈寅恪在文学、历史等领域的造诣与成就，"他比汉、唐、宋以及明清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们，前进了一大步，为中国的学术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纪元"13 。
  陈寅恪上课，自成风格。假如你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见到他行色匆匆去上课，不用开口问他"今天讲什么"，只需要看他肩上挎包的颜色就知道了。黄色的代表要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蓝色的则代表要讲其他课程，从不混淆。
  第56节：偶像陈寅恪(8)
  和刘文典一样，他上课声音并不大，习惯于平铺直叙，习惯于引经据典，但精彩往往就闪现在这有意无意之间。有一次讲白居易的《长恨歌》，光是为了考证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中的"汉"字，就足足讲了四节课，吓得一些学术功底不扎实的学生再也不敢随意走进他的课堂。
  相同的生活经历、精神气质与行为主张，让刘文典与陈寅恪英雄相惜、互相推崇。1941年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在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的陈寅恪一时下落不明。对此，刘文典极为关注，多次在课堂上跟学生说："陈先生如遭不幸，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
  "《庄子》我是不太懂的！"
  "《庄子》我是不太懂的！"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刘文典喜欢用这句话作为"《庄子》研究"课程的开场白。说得台下的学生一愣一愣的，心想这个其貌不扬的教授挺谦虚啊，没料想到，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句："那也没有人懂！"
  刘文典之所以有这样的胆识，是因为就连被学术界公认为大家的陈寅恪，都不止一次肯定他在《庄子》研究方面的成就。因而，很多人在不同的场合又听到刘文典的另一番"疯人疯语"："古今真正懂《庄子》的，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就是我刘文典，其他研究《庄子》的人加起来一共半个！"
  这番话曾经被认为是后人杜撰的，但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李必雨却在一篇文章中澄清了"两个半教授"的真实版本：
  1955年9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迎新会。会议开始后不久，一个瘦小枯干的老人踱着方步走进了会场，手里还拿着一把茶壶，嘴里叼着一支"大重九"。正当新生们在窃窃私语，好奇地相互打听这个"怪人"到底是谁时，系主任刘尧民主动站起来向大家介绍："这位便是刘文典先生。刘先生学术广博，古典文学的造诣尤其渊深，对《庄子》的研究更是独辟蹊径，成就超卓。现在请刘先生给大家讲话！"
  台下的学生虽然都是初来乍到，但很多人刚进校门就不止一次听说过刘文典这个名字，都已将他当成传奇般人物崇拜向往。没想到学校第一次活动，就能见到这位"真神"，学生们都竖起了耳朵，想听听这位名教授将会发出什么样的惊世骇俗之语。
  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之后，刘文典微笑着站起身，向台下点点头，说道："我一向不参加这类活动。听说新一届新生的入学成绩不错，我心里高兴，破一次例，来看望看望大家。我不教你们，教的是你们老师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