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三千年

而当信教的犹太人想要在大卫城下的西尔万扩大挖掘范围并寻求定居时，以色列考古学家通过提出诉讼制止了此事。
  [6] 在以色列不健全的民主体制内，联合政府较软弱，民族宗教组织在耶路撒冷的规划和考古问题上则强势有力。2003年，以色列开始在东一区，也就是老城东部进行建设，这将有效切断东耶路撒冷和西岸的联系，破坏巴勒斯坦国的建立。以色列自由派和美国试图说服以色列人停止这种行为，但是以色列仍计划在谢赫贾拉和西尔万的阿拉伯社区建设定居点。后者位于已经开挖的古大卫城旁边。犹太民族主义宗教基金会埃拉德出资在这里进行考古挖掘，并且建立了一个游客中心，展示犹太耶路撒冷的历史。该基金会还计划将巴勒斯坦居民迁到临近的住宅区，以为更多的犹太定居者和被称为国王花园的大卫王公园腾出地方。这种情况对考古的严谨性造成了威胁。反对这项计划的历史学家拉斐尔·格林伯格博士表示，考古学家代表“一种世俗的学术研究”，然而其支持者希望找到“结果来证明他们关于耶路撒冷历史的观点”。到目前为止，他的担忧尚未成为现实。正如我们之前所了解的，考古学家非常正直，他们坚持当前挖掘出的是迦南人的城墙而不是犹太人的。尽管如此，这些地点仍成为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自由派抗争的焦点。
  [7] 俄罗斯对耶路撒冷的崇敬已经被现代化，以适应弗拉基米尔·普京培养出的独裁民族主义。2007年，在普京见证下，苏联莫斯科东正教会和白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举行了隆重的统一仪式。数以千计的俄罗斯朝圣者再次涌上街头。以克里姆林宫当权者为首的民族荣耀中心和使徒安德鲁基金会包机将圣火带回莫斯科。一个庸俗的真人大小的“大卫沙皇”塑像出现在大卫墓外。前总理斯蒂芬·斯特帕辛是重建巴勒斯坦协会的主席，他说，“耶路撒冷中心的俄罗斯国旗是无价值的”。
  [8] 这个家族在耶路撒冷仍然很重要。费萨尔·侯赛尼死后，阿拉法特任命哲学家萨里·努赛贝（瓦吉赫的表亲）担任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的代表，但是在他反对自杀式爆炸之后，阿拉法特将他解职。作为圣城大学的建立者，努赛贝依然是受双方尊敬的耶路撒冷的知识精英。当前，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的代表是阿德南·侯赛尼，侯赛尼家族另一位成员拉菲克·侯赛尼博士是阿巴斯主席的顾问。至于哈立迪家族，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现代阿拉伯研究专业的爱德华·赛义德教授拉希德·哈立迪则出任了奥巴马总统的顾问。
  [9] 1992年，爱德华·赛义德死前最后一次造访耶路撒冷，他将圣墓大教堂称为“陌生的、破旧的、不吸引人的地方，满是衣着寒酸，在衰朽、昏暗的地方乱转的中年游客，科普特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基督教派的信徒照看着他们毫不吸引人的基督教会花园，有时他们之间也公开争斗”。最著名的公开争斗的象征物是圣墓大教堂正面右手边阳台上一个属于亚美尼亚人的小梯子，导游宣称这个梯子永远不得移动，除非另一个教会占有它。事实上，这个梯子通往亚美尼亚主教的阳台，在那里有他的花园，他经常与朋友们喝咖啡。梯子放在那里只是为了便于清理阳台。
作品相关
附录
  马卡比家族：国王与大祭司
  160BC-37BC
  统治者以粗字体表示：年份指统治时期
  希律家族
  37BC-AD100
  统治者以粗体字表示；年份指统治时期。
  这张族谱只列出希律家族的统治者。希律家族时常近亲通婚，如果要列出完整的族谱将会十分困难。
  先知穆罕默德及伊斯兰哈里发与王朝
  居统治地位的哈里发以粗体表示。
  本家谱并不完整，主要是用来说明先知与伊斯兰王朝的关系。
  阿里与法蒂玛的子孙被称作“谢里夫派（阿什拉夫）”与“赛义德家族”
  耶路撒冷十字军诸王
  1099-1291
  居统治地位的国王与女王以粗体字表示；
  因联姻而领有头衔但无实权的国王加底线表示哈希姆（谢里夫）王朝
  1916-
  统治者以粗体字表示；年份指统治时期
致谢
  在本书的写作工程中，我得到过许多学者的热诚帮助，他们都是不同领域的专家。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与建议，感谢他们对本书的阅读和雅正。
  在《圣经》考古部分，我首先要感谢以下诸位的校阅：罗尼·赖克（Ronny Reich）教授；耶路撒冷前首席考古学家丹·巴哈特（Dan Bahat）教授，他为我详细指点了耶路撒冷的考察路线；拉斐尔·格林伯格（Raphael Greenberg）博士，他带我到多处遗址访察；还有罗斯玛丽·埃谢尔（Rosemary Eshel）。感谢以下诸位的帮助和建议：大英博物馆古代伊拉克和巫术医学文献部专家助理欧文·芬克尔（Irving Finkel）；剑桥大学历史和哲学系古代中东学讲师埃莉诺·罗布森（Eleanor Robson）博士，她帮助校改了书中有关亚述—巴比伦—波斯的内容；尼古拉·施赖伯（Nicola Schreiber）博士帮助我依据陶器上的寓意来确定米吉多城的修建年代；以色列考古局考古发掘和调查部主任吉德翁·阿夫尼（Gideon Avni）；埃利·舒克朗（Eli Shukron）博士经常参与大卫城的发掘工作；西蒙·吉布森（Shimon Gibson）博士；有关希律城堡的内容，则多赖勒妮·西旺（Renee Sivan）博士帮忙。特别感谢谢里夫圣地考古部主任优素福·纳特谢（Yusuf al-Natsheh），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始终提供帮助，且安排我去参观谢里夫圣地那些不对外开放的尊贵的禁地，并让卡迪尔·谢哈比（Khader al-Shihabi）与我同行。本书中关于希律—罗马—拜占庭时代的内容，我要感谢牛津大学马丁·古德曼（Martin Goodman）教授和阿德里安·戈兹沃西（Adrian Goldsworthy）博士的精心指导。
  关于伊斯兰早期、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以及马木鲁克的内容，特别感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阿拉伯语教授休·肯尼迪（Hugh Kennedy）的建议、指点和细心改正，感谢纳兹米·朱贝博士、优素福·纳特谢（Yusuf al-Natsheh）博士和卡迪尔·谢哈比（Khader al-Shihabi）。有关玛米拉墓地的内容，我要感谢陶菲克·德阿德尔（Taufik De’adel）。
  十字军东征部分，感谢剑桥大学教会史教授乔纳森·赖利·史密斯（Jonathan Riley-Smith）、剑桥大学地中海史教授戴维·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他们都审校过本书。
  关于从法蒂玛王朝到奥斯曼人期间的犹太历史，感谢阿布拉菲亚（Abulafia）教授，他向我提供了他的著作《伟大之海：地中海人类史》（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的原稿；感谢海法大学的明纳·罗森（Minna Rozen）；感谢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他慨允我阅读《以实玛利的房里》（In Ishmael’s House）的原稿。
  有关奥斯曼时期和巴勒斯坦诸家族的内容，感谢阿德尔·曼纳（Adel Manna）教授，他校阅了书中有关16、17和18世纪的内容。
  有关19世纪—帝国主义—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时期的内容，感谢耶霍舒亚·本-阿里耶（Yehoshoa Ben-Arieh）、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爵士、图德·帕菲特（Tudor Parfitt）教授、卡罗琳·芬克尔（Caroline Finkel）；阿比盖尔·格林（Abigail Green）博士给我看了他的《摩西·蒙蒂菲奥里：犹太解放者、皇家英雄》（Moses Montefiore： Jewish Liberator， Imperial Hero）的书稿；贝希尔·巴拉卡特（Bashir Barakat）个人研究过耶路撒冷诸家族；柯尔斯滕·埃利斯（Kirsten Ellis）慨允我阅读他未出版的《晨星》（Star of the Morning）的部分章节；克莱尔·穆拉迪安（Clare Mouradian）博士给我许多建议和资料；明纳·罗森教授与我分享了她对迪斯累利的研究以及其他论文。有关俄国的问题，要感谢西蒙·狄克逊（Simon Dixon）教授和莫斯科的加利纳·巴布科娃（Galina Babkova）。有关亚美尼亚人的内容，感谢乔治·欣特里安（George Hintlian）和伊戈尔·多尔夫曼-拉扎列夫（Igor Dorfmann-Lazarev）博士。
  有关犹太复国运动时期、20世纪和末尾部分，我要感谢查塔姆研究所中东研究项目副研究员纳迪姆·谢哈迪（Nadim Shehadi）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科林·欣德勒（Colin Shindler）教授，二位通读雅正了全书；感谢《经济学家》杂志的戴维和《国土报》的杰基·兰多（Jackie Landau）对本书的斧正；感谢雅克·戈蒂埃（Jacques Gautier）博士、阿尔伯特·阿加扎里恩（Albert Aghazarian）博士；贾迈勒·努赛贝（Jamal al-Nusseibeh）跟我有过往来，感谢他提出的意见；胡达·伊马姆（Huda Imam）带我参观约旦河西岸的隔离墙，雅各布·洛波（Yakvo Loupo）对极端正统派的研究也使我颇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