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三千年

  非常感谢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约翰·凯西（John Casey），他豪爽而又不留情面地对全书做过修正；还有乔治·辛特里安（George Hintlian），他是研究奥斯曼时期的历史学家，1975年至1995年任亚美尼亚主教干事。特别感谢马拉尔·阿明·库提恩内（Maral Amin Quttieneh）将阿拉伯语资料译成英文。
  感谢以下诸位的建议，在家族史研究方面，耶路撒冷诸家族的成员们或接受采访，或提供咨询，他们分别是：穆罕默德·阿拉米（Muhammad al-Alami）、纳萨尔丁·纳沙希比（Nasseredin al-Nashashibi）、贾迈勒·努赛贝（Jamal al-Nusseibeh）、扎基·努赛贝（Zaki al-Nusseibeh）、瓦吉赫·努赛贝（Wajeeh al-Nusseibeh）、赛义达·努赛贝（Saida al-Nusseibeh）、马哈茂德·加拉拉（Mahmoud al-Jarallah）、耶路撒冷研究所的胡达·伊马姆（Huda Imam）、海法·哈立迪（Haifa al-Khalidi）、卡迪尔·谢哈比（Khader al-Shihabi）、赛义德·侯赛尼（Said al-Husseini）、易卜拉欣·侯赛尼（Ibrahim al-Husseini）、奥马尔·达贾尼（Omar al-Dajani）、阿迪德·朱达（Aded al-Judeh）、马拉尔·阿明·库提恩内（Maral Amin Quttieneh）、拉贾伊·M．达贾尼（Rajai M．al-Dajani）博士、拉努·达贾尼（Ranu al-Dajani）、阿德卜·安萨里（Adeb al-Ansari）、纳吉·卡扎兹（Naji Qazaz），亚西尔·舒基·托哈（Yasser Shuki Toha）是我最喜欢的阿布·舒凯里饭店的店主，拉希德·哈立迪（Rashid Khalidi）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感谢西墙和圣地的拉比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Shmuel Rabinowitz）、天主教神父阿萨内修斯·马科拉（Athanasius Macora）、圣墓大教堂的亚美尼亚大主教塞缪尔·阿格霍扬（Samuel Aghoyan）神父、科普特教派神父阿夫拉伊姆·埃罗拉沙米里（Afrayem Elorashamily）、叙利亚主教塞维鲁（Severius）、叙利亚神父马尔克·莫拉特（Malke Morat）。
  我还要感谢以色列国总统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和魏登菲尔德（Weidenfeld）勋爵，他们向我讲述了一些往事，提出了一些想法；约旦公主菲娅（Princess Firyal）回忆了约旦管辖耶路撒冷时的历史；塔拉勒·本·穆罕默德（Talal bin Muhammad）王储夫妇讲述了他们对约旦过往的回忆。
  感谢爱丁堡公爵殿下的建议，他查阅了书中有关他的母亲希腊安德鲁王妃（Princess Andrew of Greece）和王妃的姨妈埃拉大公夫人（Grand Duchess Ella）的部分；感谢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殿下。我要特别感谢莫利伯爵（Earl of Morley），他允许我查阅其私人家族档案馆中的有关资料；感谢奈杰尔·帕克（Nigel Parker）夫妇的热情招待。
  伊扎克·雅各布（Yitzhak Yaacovy）是介绍我去耶路撒冷的人，他是奥斯维辛幸存者，参与了1948年的独立战争。雅各布是个学者，也曾是本-古里安办公室的年轻副官，在特迪·科勒克（Teddy Kollek）任市长期间长期担任东耶路撒冷开发公司董事长。
  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使节们极为慷慨地拨出时间，向我讲述他们的见解，为我提供信息，还与我进行了交谈。感谢以色列驻英国大使罗恩·普罗瑟（Ron Prosor），以色列外交部的拉尼·吉多（Rani Gidor）、沙龙·汉诺伊（Sharon Hannoy）、罗伯特·本·多尔（Ronit Ben Dor），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驻英国大使曼纽尔·哈桑希安（Manuel Hassassian）教授。
  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和查尔斯·格拉斯（Charles Glass）多次与我交流观点，为我提供资料和阅读书目。感谢耶路撒冷基金会的鲁思·凯辛（Ruth Chesin）、尼里·戈登（Nurit Gordon）、阿兰·弗里曼（Alan Freeman）与和平居所主任乌里·德罗米（Uri Dromi）。在学术研究以及其他方面，没有人比约翰·利维（John Levy）为我提供的帮助更多，他是以色列教育基金会和学术研究团体的资助者。雷·布鲁斯（Ray Bruce）是个资深电视制片人。
  感谢彼得·塞巴格-蒙蒂菲奥里（Sebag-Montefiore）和他的女儿路易丝·阿斯皮诺尔（Louise Aspinall），他们让我查阅杰弗里·塞巴格-蒙蒂菲奥里（Geoffrey Sebag-Montefiore）的文件；感谢凯特·塞巴格-蒙蒂菲奥里（Kate Sebag-Montefiore）对威廉·塞巴格-蒙蒂菲奥里（WilliamSebag-Montefiore）冒险事业的研究。
  感谢以下诸位的帮助、建议和鼓励：阿莫斯·奥兹（Amos Oz）和尼吕·奥兹（Nily Oz），美国侨民区酒店主席芒特·法赫米（Munter Fahmi），美国侨民区档案馆的档案保管员菲利普·温莎-奥布里（Philip Windsor-Aubrey），戴维·黑尔（David Hare），戴维·克罗扬科（David Kroyanker），汉娜·凯达尔（Hannah Kedar），弗雷德·伊斯曼（Fred Iseman），莱亚·卡彭特·布罗考（Lea Carpenter Brokaw），丹纳·哈曼（Danna Harman），多萝西·哈曼（Dorothy Harman）和戴维·哈曼（David Harman），卡罗琳·芬克尔（Caroline Finkel），洛伦扎·史密斯（Lorenza Smith），本杰明·凯达尔（Benjamin Kedar）教授，亚奥夫·法里（Yaov Farhi），迪亚拉·赫拉特（Diala Khlat），齐亚德·克洛特（Ziyad Clot），优素福·赫拉特（Youssef Khlat），拉尼亚·朱卜兰（Rania Joubran），丽贝卡·艾布拉姆（Rebecca Abram），罗科先生和福特夫人，肯尼思·罗斯（Kenneth Rose），多丽特·穆萨埃夫（Dorrit Moussaeff）和她的父亲什洛莫·穆萨埃夫（Shlomo Moussaeff），罗纳德先生和科恩小姐，戴维·哈利利（David Khalili），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 Foreman），瑞安·普林斯（Ryan Prince），汤姆·霍兰（Tom Holland），塔里克·阿布·扎亚德（Tarek Abu Zayyad），伊斯拉埃尔·芬克尔斯坦（Israel Finkelstein）教授，阿维格多·辛纳（Avigdor Shinan）教授，亚伊尔·扎克维奇（Yair Zakovitch）教授，乔纳森·福尔曼（Jonathan Foreman），穆萨·克列布尼科夫（Musa Klebnikoff），阿琳·拉斯科那（Arlene Lascona），凯里·阿斯顿（Ceri Saton），伦敦圣殿教堂的管理人罗宾·格里菲思-琼斯（Robin Griffith-Jones），哈尼·阿布·迪亚卜（Hani Abu Diab），米里亚姆·奥维茨（Miriam Ovits），乔安娜·施利曼（Joana Schliemann），萨拉·赫尔姆（Sarah Helm），西蒙·戈德希尔（Simon Goldhill）教授，多萝西·金（Dorothy King）博士，菲利普·曼塞尔（Philip Mansel）博士，萨姆·基利（Sam Kiley），《经济学家》杂志编辑约翰·米克赖斯维特（John Micklethwait），吉德翁·里奇菲尔德（Gideon Lichfield），拉比马克·温纳（Mark Winer），贝维斯·马克斯犹太会堂掌管人莫里斯·比东（Maurice Bitton），拉比亚伯拉罕·利维（Abraham Levy），哈里·蔡特林（Harry Zeitlin）教授，F．M．埃罗伊斯查利（F．M． al-Eloischari），梅拉尼·法尔（Melanie Fall），拉比戴维·戈德堡（David Goldberg），梅拉尼·吉布森（Melanie Gibson），安娜贝勒·魏登菲尔德（Annabelle Weidenfeld），蒙蒂菲奥里家族的亚当（Adam）、吉尔（Gill）、戴维（David）和雷切尔（Rachel），加布里埃尔·巴基（Gabriel Barkey）博士，马雷克·塔姆（Marek Tammy），《纽约时报》的伊桑·布朗纳（Ethan Bronner），亨利·赫明（Henry Hemming），威廉·西格哈特（William Siegh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