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

  主角张胜同志袭城不成，却被配角马宝、武大定同志袭而擒之，并作为两人的“反正凭证”，献与永历帝。
  几天以后，一脸凄凉，一身疲惫的孙可望，终于回到了起兵前的贵阳。尾随而至的，还有刘文秀追来的数万军队。
  但这个他经营了几年的家园，也没有给他一丝的“温暖”。
  坚决要与他划清界限的贵阳镇守冯双礼，在文秀大军末至的情况下，就大力营造恐怖气氛，搞得贵阳风声鹤唳，一日三惊。
  早己草木皆兵的孙可望，实在受不了如此接二连三地打击，趁着神经尚未崩溃，他带着妻儿老小和部分铁杆共四百多人，从贵阳东门逃出。
  一路上在经过新添卫、偏桥、镇远、平溪、沅州时，各地都深沟高垒、城门紧闭，无情地把他这位昔日无比尊贵的“国主”，拒之于外。
  只有个别“良心末泯”的守将，像打发乞丐一样，从城墙上吊下一些“吃食”，对他表示一下“怜悯和安慰”。
  他的想法，本意是到湖南暂避一时，卷土重来。但这一厢情愿的计划，立刻被眼前惨酷的现实，无情扼杀。
  下一步，路在何方？
  世上的路有千条万条，但盘点下来，摆在他面前的，不过三条。
  第一条：向历史上最勇于知错就改的廉颇老同志学习，跑回云南，玩一出“负荆请罪”的老把戏，请永历帝、定国老弟看在昔日的情份上，大发慈悲，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他马上，就自我否决了这条路。
  因为照着这条路走下去，永历帝、定国老弟虽然会在稠人广众中原谅自己，但随后，就是找一个隐蔽的处所，把自己“优侍”起来，并且一直“优侍”到生命的终结。
  “毋自由，吾宁死”，深知自由可贵的孙可望同志，决不能因一时的糊涂，走到这条“生不如死”的路上来。
  第二条：找一个“世外桃源”，隐居起来，从此与世隔绝，终老林泉，做一个新时代的“陶渊明”。
  但这一条路，马上也被他在苦笑中否决了。
  如果仅仅是自己一家人，走这条路，未尝不可。但自己身后却有400多号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有志之士”，可不愿意跟自已去当“农民隐士”。
  作为他们的领头人，他必须对大家的命运前途，负责到底。
  前两条路都走不通了，那剩下的最后一条路，就是投降。
  投降到有杀父（义父张献忠）之仇，且与之打打杀杀了十年之久的“满鞑子”那里，出卖灵魂、出卖朋友。
  但走这条路，富贵是可以重获的，生命是可以保障的，手下是可以交代的。
  更关键的，是他斗败后的嫉妒、怒气、仇恨，都可以在未来的投降事业中，一一得到清算和发泄。
  他歇斯底里地对部下涚：“今被李定国欺辱至此，故孤不惜剪掉头上的数根头发，降清以乞师，报这不共戴天之仇耳！”
  在下了投降的决心后，他先派杨惺先，郑国光先到宝庆前线，与清朝湖南当局接洽。
  招降纳叛是清朝做大做强、行之有效的传统手段，因此，在接到孙可望“投降要约”后，喜出望外的清湖南巡抚张长庚，马上派出李茹春、王平两总兵带兵“对接”。
  而此时，逃到武冈的孙可望，前有武冈总兵杨武军的阻截，后有白文选军的追击，已到了无法脱身的地步。
  幸亏李茹春、王平两总兵带兵赶来，才把命悬一线的孙可望一行，从死亡线上“有情有义”地拉回来。
  冰火两重天
  人生如登山，只要有高峰还在前头，脚步便会坚实向前，一旦把千山万壑踩在脚下，真正的对手，便是自己了。
  李定国同志的人生，便一步步走进这样的格局里。
  战败孙可望、消灭内部对手、荣登南眀实际“一把手”高位，让他的人生境界，顿时发生改変。
  逐渐地，固执、偏激、唯我独尊，开始渗透到他的行为之中。
  作为一个纯粹的人，他很难接受中国政治上惯用的妥协和中庸，而更愿意有恩必报、是恶必除！
  所以，一方面，他对剿逆功臣大加封赏，白文选、马进忠、冯双礼、靳武等，分别封王封公封侯，可谓皆大欢喜！
  另一方面，对本可靠一纸赦罪诏书，就能“和平解决”的楚雄、永昌，他却亲自统兵、大打出手，将曾支持过孙可望的王自奇、张明志、关有才等人，逼得走投无路，挺而走险。
  结果，又一场内战打下来，双方非死即伤！
  接着，立足略稳李定国，又匪夷所思地搞起“关门主义”来。
  他把“弃暗投眀”过来的孙可望旧部，称为秦兵；而把跟自己“出生入死”的旧部，称为晋兵。无论政冶侍遇、后勤装备、生活福利，皆是“秦劣晋优”。
  如此一来，秦兵晋兵，各不相属，经渭分明！
  慢慢地，这些感觉“低人一等”的秦兵，便汇集在“忠厚宽容”的刘文秀身边。
  刘文秀同志，便在无形当中，成为秦兵的“领导者及代言人”。
  结果，李定国与刘文秀的内在矛盾，潜滋暗长！
  内在的矛盾，总会通过外在的具体事件，表现出来。
  先是在孙可望“越界逃逸”的责任追究上，对《三国演义》耳熟能祥的李定国，疑心刘文秀演了一出“捉放曹”，私而忘公地把“万恶”的孙可望给放了。
  李定国的怀疑情绪，感染了永历帝，他站在李定国的一边，谴责刘文秀，让其有口难辩。
  接着发生的“迁都”事件，更把两人的关系，抛到“万劫不复”的深渊。
  “迁都”事件发生的前提，是随着贵州、湖广、四川局势的稳定，刘文秀提出了“迁都贵阳，以利进取”的建议。
  这个建议，合情、合理、合形势、合政策，永历帝也深表赞成，并定下了迁都的日期。
  但李定国担心永历帝一旦走出云南，便可能让朝政大权，旁落到刘文秀手上，因此一个劲地表示反对。
  争来闹去，一气之下的定国同志，赌气地向永历帝递交了辞职报告。
  在李和刘之间，永历帝感激李定国，依赖李定国，也惧怕李定国。
  最终，“对人不对事”的永历帝，在“迁都”问题上，屈从了李定国的错误意见。
  这件事之后，李刘的裂痕，公开地暴露在公众面前，让朝野上下，为之忧心重重。
  见覆水难收，心存芥蒂的李定国，为防止再出现孙可望式的内乱，便动员永历帝在军队内“大换血”，把刘文秀及众多经验丰富的一线将领，调回毗明“待岗”。
  内心极极度苦闷的刘文秀，一回昆明，就把各种事务，交予护卫陈建处理，转而把自己宅在家里，不问世事。
  “哀莫大于心死，悲莫大于血冷”，在前途无望中，疾病开始快速侵袭刘文秀心灰意冷的肌体。几个月后，他由“宅家”変成了“宅床”。
  当永历帝、李定国相偕来家中探望时，刘文秀已是面容枯犒，病入膏肓。
  目送两位离开后，眼见来日无多的刘文秀，写下了自已人生中的最后一道上疏。
  “北兵日逼，国势日危，现只有与夔东十三家联合，取四川以图存。尔后，进军陕西、河南，或能转败为胜，挽救危局……臣有窖金十六万两，此毕生积蓄，现捐出以作兴军之用。臣死后，家人仍会秉承忠贞，为国效力……”
  这些遗言，既是对永历帝说的，也是对李定国说的。
  1659年4月25日，刘文秀病逝于昆明。
  虽然文秀同志治国不及孙可望，打仗不及李定国，但就其人品、谋略和组织协调而言，却有略胜一筹之处。
  他的离去，让李定国在此多事之秋，顿时失去了一位“忠言可讲、危急可倚”的好兄弟。
  南明的夕阳，正一点点地向天边沉沦！
  与刘文秀在明永历朝饱尝猜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可望在清顺治朝的备受恩宠！
  孙可望的归降，首先对已经陷入山穷水尽的五省经略——洪承畴老儿来说，无疑是一个柳暗花明的“利好”消息。
  四年多来，由于寸土未拓、劳而无功，这位已被无数汉人唾骂为“当代秦桧”的大汉奸，在满人那里，也横遭非议，认为其所作所为，是不忘故国，有意“存明”！
  “唾沫效应”加上年老体衰，让洪老儿有苦难言，萌生退意。
  半个月前，忍无可忍的他，终于以“眼疾失明”为借口，向顺治帝打了辞职报告，并很快获准离职回京休养。
  就在他打点行装、牺惶北上时，来降的孙可望，却像一位“妙手回春”的良医，未曾谋面，就让他药不到，病已除。
  对洪老儿而言，作为“同道中人”的孙可望，不仅和自已有共同的语言可讲，而且在末来进军大西南的日子里，这位昔日的“国主”，将发挥别人“难以企及”的特殊功用。
  于是，这老儿一扫病态愁容，棈神抖擞地赶到湘乡，去与孙可望“约会”。
  在路上，他还心急火燎地向顺治帝上了一封“病已痊愈，愿留职为国效力”的奏章。
  收到奏章的顺治帝会心一笑，自然淮奏。
  12月28日，孙可望、洪承畴这两位新老汉奸见面会，在湘乡如期举行。
  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两位有过共同人生经历的汉奸，免不了做一番“虚情假义”的吹捧。
  见面会后，洪老儿趁热打铁地给顺治帝上了一封用“小说手法”写就的奏章，夹在孙可望的降表里，一同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