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

  在来昆明的路上，永历帝就从“路边社”听到这样的短讯：“可望善治国、定国能用兵”，并看到了一卷卷国俗民丰的画面，这让他对曾经恨之入骨的孙可望同志，有了新的认识。
  他渴望能与孙可望同志再续前缘，使其重新回归到他的旗帜下，成为大眀复兴事业的栋梁。
  因此，他“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与孙可望脆弱的君臣关系。
  自进城伊始，他己知道昆明最好的房屋，莫过于孙可望同志为已建造的“豪宅”了，但永历帝并未将其“拿来”使用，而仅拿空闲己久的定北将军艾能奇旧宅，作为皇宫。
  对大臣们一份份上表攻击孙可望同志的奏硫，他一律留中不发，对该同志曾有过的不臣之心，也未加任何指责！
  对该同志留在昆明的“余孽”，永历帝也不加岐视地“量才使用”。
  在他“缓和政策”的引导下，整个云南的政权内部的过度，风雨不兴、波澜不惊！
  接下来，就是展开与孙可望同志的直接“对话”了。
  永历帝派白文选和张虎作为自已的特使，携带玺书前住贵阳，希望孙可望同志能以大局为重，摒弃偏见、消除隔阂、重归于好。诚若如此，则承诺其个人政治地位，仍在晋蜀二王之上。
  临行前，本己穷得没有多少身外之物的永历帝，还把自己的私人物件——金篦一枚拿出来，让二位特使转交孙可望同志，以作信物。
  两位特使一见孙可望同志，就得到该同志不同的“奖赏”。
  张虎，忠心不二，一番亲切的表扬。
  白文选，三心二意，一顿猛烈的鞭笞。
  善于自保的白文选，在领受鞭笞后，马上表示了“驯服”，并再次赢得了孙可望同志的信任。
  孙可望虽然对永历帝表示了不满和傲慢，但真正造一把反，他却很是胆怯。
  毕竟于公而言，人家朱由榔是皇帝，站在制度与道德的制高点上，与他老人家为敌，不啻在自己脸上写下“乱臣贼子”四个大字。
  于私而言，他自已的一大家子人，都居住在昆明，一旦造反，全家升天。在这一点上，他可没有吴三桂同志看齐的勇气。
  就在这种进退维谷中，半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半年后，永历帝派人把他的家眷，全部“完好无缺”地给送来了。
  这让他很是感激不尽，一度打算与朱由榔陛下“和平共处、长期共存”。
  可望起兵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恰在这时，王自奇同志来了。
  王自奇同志这次来贵阳，身份仍为永历帝更高级别的特使。工作职责仅有一项，还是传达永历帝“和解”的善良旨意。
  王自奇同志在“消极”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却“积极”地完成了一项非本职工作。
  他别有用心地对孙可望同志说，现在的李定国、刘文秀，正在有滋有味地上演着“挟天子令诸侯”的续集。
  阿Q同志的做事风格是“和尚能摸的，我也摸的”，孙可望同志的做事风格却是“我能摸的，和尚摸不得”。
  因此，他对李刘两位兄弟，步自已的后尘，也搞出一个“山寨版挟天子令诸侯”的行为，感到由衷地愤怒。
  他可以和永历帝和解，但却不能和这两个异姓兄弟和解。
  诛李灭刘的怒火，在他心中开始熊熊燃烧。
  但一想到这样一搞，很有可能把自已辛辛苦苦在云南搞出来的“丰硕成果”，毁于一旦，他的怒火又暂时平息了。
  欲反不能，欲和不甘，在这样反反复复、朝朝暮暮中，五个多月又一晃而过。
  昆明这边，见孙可望快一年了，无动于衷，估计其不会犯“神经”起兵了。
  于是乎，他们放心大胆地组成一支“征川军”，由刘文秀率领，向四川进军，并陆续收复了一些地区。
  刘文秀调兵出川后，云南昆明的兵力部署，再度空虚。
  王自奇马上给孙可望送去一封密信，告之“定国孤军易擒”，并表示自己将回楚雄，整顿本部兵马，以作内应。
  王自奇的密信，彻底地把孙可望同志，送上了起兵造反的不归路。
  在昆明中央政府己成立了一年多，人民群众普遍认可这一既成事实时，孙可望同志，却“不合时宜”地起兵造反了。
  当然，起兵造反毕竟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在付诸实施前，孙可望同志，也从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组织上，他以“国主”的名义，封马进忠为嘉定王，冯双礼为兴安王，其余凡是跟着他干“革命”的同志，皆有封赏。
  舆论上，他援引大明基本法（祖制）―――“朝内有奸臣，外藩可起兵除之”的规定，庄严宣布自己将“奉天靖难，诛灭奸贼”。
  军事上，他抽调湘黔一切可调动的军队，组成了征逆招讨军，由自己任统帅，白文选任大将军，马进忠、张虎、马惟兴、马宝为将领。统率十四万军队，于1657年8月1日誓师出征，向云南杀来。
  望着这支足可“投鞭断流”的威武之师，孙可望同志的感觉，异常良好！
  据他得到的可靠情报，李定国的军队，仅有三万，还不及他的一个零头，孰胜孰败，一目了然。
  况且，他还有王尚礼、王自奇等人组成的“第五纵队”，在云南准备“里应内合，中心突破”。
  这样看来，无论怎样推理，他都是稳操胜券。
  以致于志得意满的他，未雨绸缪，专门让人在贵阳打制了三百副铁枷，准备在胜利之日，赠给定国文秀等人“无偿使用”！
  8月18日，孙可望兵渡盘江，已渡过九年多和平岁月的云南，再一次在战争的刀锋下颤栗。
  内战在即，被迫应战的永历帝，下诏“特加晋王得专征伐，赐尚方剑，便宜行事，挂招讨印，蜀王作副招讨”，速调云南四川之兵平叛！
  为防王尚礼在昆明“添堵”，出兵前，李定国即将其所属部队，划拔到自己帐下听用。
  做了“光杆司令”的王尚礼，疑事有变，将对孙可望的承诺，拋之脑后，自管自地跑到永昌府躲了起来。
  9月15日，双方军队在曲靖的交水不期而遇，并分别驻扎下来。
  孙可望的兵，扎营36座；李刘的兵，扎营3座。
  即使力量如此悬殊，知道自已军事天赋不及李定国的孙可望，还准备玩一手阴的。
  他派出张胜、马宝、武大定，带领一支轻骑兵，连夜操小路去袭击昆明，“非常热情”地准备给李刘增加点“后顾之忧”。
  做完此事的孙可望同志，认为自己已考虑得万分周全，于是静下心来，只等战场上捷报频传。
  他真的考虑周全吗？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中，孙可望的确考虑到了方方面面，兵力、后勤、将领、阳谋、阴招，可谓滴水不漏。
  但和世界上所有旳独裁者一样，自信过头的他，却忘了考虑一种最主要的因素。
  这种因素，就是参战者作战的意愿。
  对于原来大西的将领和士兵而言，即将在战场上相遇的，有多少人，是曾经朝夕与伴的兄弟及伙伴。和之刀枪相向，于心何忍？
  对于后期加盟的将领和士兵而言，大家舍生忘死拥戴的，是自已的故国与故主，绝不是孙可望本人。
  所以，从孙可望起兵的那一天起，统兵的白文选、马进忠、马宝、武大定等人，就通过各种途径，和李定国、刘文秀取得了联系，将孙可望的各项军事计划，一一告知。
  而这一切，孙可望一无所知。（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9月19日，决定双方命运的交水大战，在天刚蒙蒙亮时打响。
  开战之初，定国这边的前锋李本高就因马失前蹄被杀。
  在高岗上观战的孙可望，一见李定国军失利，马上令全军出动，趁胜出击！
  见情势危急，白文选马上率五千铁骑，向马惟兴营中冲去。
  马惟兴一见白文选杀回，马上也指挥军队，跟随其向孙可望的大营杀去。
  这边李定国一见，马上也掉转马头，跟随两军冲锋。
  在三支军队所到之处，孙可望的士兵也很配合，既不开弓，也不放箭，而是纷纷振臂高呼：“迎晋王！迎晋王！”。
  孙可望的一个个大营，就以这样的方式，在不到两个时辰内，崩分离析。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整个战场一下变成了选举场，孙可望的士兵，用一种别样的方式，履行了自已神圣的选举权。
  而支持他们投出庄严一票的，就是自己雪亮的眼睛和公正的内心。
  目睹这一“不可思议”变化的孙可望，欲喊无声，欲哭无泪。
  等他的大小脑，都恢复正常运转时，才意识到，眼下最紧要的事情，是————逃命！
  他在一小撮亲信的护卫下，仓皇东窜，把他带来的十几万大军，统统交给李定国去“和平整编”。
  但对他失败的人生而言，痛苦才刚刚开始！
  在他率着残兵路过安顺时，驻防在这里的马进忠，不仅连迎进去歇歇脚的人情都不给，反而派出一支军队，将他本来就所剩不多的护卫，又“收”去不少。
  而就在孙可望同志兵败如山倒的同时，偷袭昆明的张胜、马宝、武大定的军队，也在昆明城边上演了一幕与交水“大同小异”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