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

  “北上四川”即主张将“流亡政府”迁到四川的建昌。
  这样做，好处一：四川建昌“风景这边独好”，经过大学士文安之等同志这几年的埋头建设，建昌的经济水平有了飞速的提高，大军及政府过去，吃饭问题是不用发愁的。
  好处二：到建昌后，可以以那里为基地，收复重庆。尔后联络大顺的夔东十三家，征集船只，顺长江而下，千里江陵，一日可至，从而直捣荆襄、再回南京，并与东南的郑成功遥相呼应，再次让“反清复明”大业“死而复生”。
  曾记否，刘文秀临终前，也提了这个建议。
  凡是有利必有弊，“北上四川”之不好之处，就是一旦不慎，就有可能被重兵集结的清军包了“饺子”。
  第二种建议是“西撤滇疆”，即主张将“行在”撤到滇西的永昌（今云南保山）。
  这样做，好处之一是滇西地形复杂，民心依附，是一个长时间打游击的好地方。
  好处之二是如果连游击也不能打了，就退到缅甸去。等清兵一退走，就重返云南，距离上比四川更近。
  不好之处就是到边疆去，就有可能被“边缘化”，慢慢地消失在中国人民的视野之外。
  制定哪种方案，并不取决于朝臣的争吵，关键在于两个决策者——永历帝和李定国的态度。
  永历帝和李定国毫不犹豫地坚持了第一种方案。
  理由也很简单，“亲不亲，中国人；美不美，中国地”。如果能在国内混下去，谁愿意跑到凶险莫测的外国呢？
  这一帝一王的意见一定，便计划在12月15日放弃昆明，经宾州撤往四川建昌。
  12月13日，李定国从前线赶回昆明，具体主持“移跸”这一庞大工程的实施。
  撤退前，如何处理昆明这一带的大量存粮，成为李定国同志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按惯例，这些存粮能带走的要带走，带不走要烧掉，以免资敌。
  李定国、白文选商量后，也决定这样做，并将其上报永历帝作“最后的裁可”。
  但永历帝却破天荒地裁了个“不可”。
  他“不可”的理由是“一旦将粮食烧掉，饥饿的清军马上就会就地征粮。到头来，苦的还是当地百姓，所以，粮食不烧，就地封存”。
  为防烧粮，他还紧接着下达了专门的圣旨。
  他的这道圣旨，最终，被对云南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李定国“坚决执行”了。
  不但昆明的粮没烧，连宜良等地的粮也没烧。
  结果自然是很“不幸”的，因为这些粮食，竟让入滇的清军整整吃了半年。清军吃饱后，便是整日里把永历帝及其手下，追来赶去。
  但今天的我们，却真应该从内心深处，为这位生性善良的皇帝喝采，向这位心怀博爱的基督徒致敬。
  因为这一点，并不是每一个自诩为“爱民如子”的领导人能做到的。
  即便是“苦孩子”出身的李自成，在撤出西安前，对农民伯伯“粒粒皆辛苦”的粮食，也是企图一烧了之（但被田见秀执行时“打了折”）！
  仅凭此，我们就可以谅解这位皇帝曾经有过的犹豫不决、碌碌无为、胆小懦弱……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好人。
  斯大林说：“胜利者不受谴责！”，但这褒奖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今天，平凡无奇的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好人不受谴责！”。
  因为这褒奖的，是我们做人的起点和归宿。
  12月15日，永历帝率领文武百官撤离昆明，开始了他最后一次流浪（专业名词叫“狩猎”）。
  “东风无力百花残”，随他一起流浪的，还有在这个政权下，沐浴了十年和平阳光的昆明百姓。
  于是，城里城外、哭声鼎沸、生离死别、扶老携幼的人间惨象，永历帝又一次耳闻目睹，又一次柔肠寸断，却又一次无能为力！
  这支逶迤北行的队伍，共分前锋、主力、后卫三部队组成。
  前锋由庆阳王冯双礼、广平伯陈建、武功伯王会、延安王艾能奇长子艾承业带队，其主要任务是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剿匪安民，为主力和后卫在荆棘中开辟出一条道路来。
  主力则像蚂蚁保护“蚁后”一样，簇拥着永历帝及其政府官员，经安宁、武楚、赵州，缓缓北上。
  在12月21日撒出了昆明的李定国，则率军担任后卫。
  现在，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尽快到建昌去，开辟新的家园。
  但这一目标，在李定国撤出昆明后，却发坐了根本性的改变。
  促使这一目标改变的，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马吉翔。
  让马吉翔改变目标的原动力，既不是来自于运筹帷幄的思考，也不是科学严密的论证，却仅仅是一个端不台面的“心理障碍”——他本人与建昌的文安之大学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想当年，在广西梧州，他为了实现“签字一枝笔”的梦想，机关算尽，手腕使足，终于把这位东阁大学士逼得“离朝出走”，跑到四川“另谋出路”。
  而如今，还没过了三十年呢，河东河西的地位，骤然倒置，自已则得跑到人家的地界上混口饭吃，这不仅让他颜面耗尽，而且权力丢光！
  遥望四川，马吉翔心事浩渺，愁肠百结！
  小人物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是“一已私利”，因此，如何说服“当家人”李定国同志把去四川建昌变成去云南永昌，成为他新的奋斗目标。
  为了实现目标，他马上想到一个同盟者，李定国的重要幕僚——金维新。
  之所以要“定位”在金维新的身上，是因为该同志和他一样，对北上四川也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
  金维新曾经和现任建昌总兵王偏头，为争夺一位美女的“所有权”，而结下了至今难以消解的“梁子”。此去建昌，可谓生死未卜。
  因为事关自已的“生死存亡”，金维新很快被拉下水，并成为说服李定国西撒的主力军。
  对李定国，金维新太明白了，讲困难是吓不住这个“铁人”北上建昌步伐的。
  但他己明显地感觉到，自从打败孙可望后，李定国己经深深患上了“揽权症”，任何企图挑战他地位的人和事，都会引起其高度的警觉和不安。
  就像马吉翔说服他一样，他也迅速找到了李定国的“心理障碍”。
  他对李定国“推心置腹”地讲：“我等新败，若去四川，袁宗第、郝永忠这些大顺军将领必轻视而不肯听命，皇帝也会厚彼薄我；东下荆襄后，如果这些人再立一些战劢，则也会和您一样被封为一字王。届时，在朝堂上的地位，您就会一落千丈！……”
  “不如我等还是到永昌，仍可自成一体，静待天下之变！”
  在权力的得与失、利与弊面前，“单纯”的李定国，也变得“不单纯”了，他同意了金维新的“建议”。
  大军忽然改道，撤往永昌。
  两个小人物的“私心自用”，让南明的历史，由此缩短。
  “改道令”一下达，立马产生了两个灾难性的后果。
  一是“前锋不听话”。
  前锋冯双礼、陈建、王会、艾承业带领的部队，主要是“秦兵”组成，本对李定国已经心存不满，现见李定国朝令夕改，更是失望至极。他们集体拒绝执行改道的命令，继续北上，从此与李定国分道扬镳。
  二是“高官大内逃”。
  听说要撤到荒凉的边疆去，甚至还可能到落后的外国去。高官们那勤于思考、先知先觉的大脑，立刻便推演出可怕的后果。
  思想决定行动，感到“红旗打不了多久”的高官们，选择了不辞而别，到茫茫旳山林中，开始自己新的人生。
  先是吏部尚书张佑宸、兵部尚书孙顺、礼部尚书程源、户部侍郎万年策、左佥都御史钱邦芑这些“部级”高官内逃了，后是大学士扶钢这个“总理级”的高官也内逃了。
  当然，也有既不留下，还不内逃的高官，如工部尚书——王应龙。
  王应龙同志是个“工农干部”出身（陕北制弓箭匠人）的高官，自打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以来，就一直担任工部尚书一职，数十年以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现在，这位尚书己年过花甲、`w`r`s`h`u`.`c`o`m`举步维艰……
  面对用自己毕生心血建起来的大厦将要崩塌瓦解，他无法患难从君，无法力挽狂澜。
  于是，他从容地迭选择了自缢，悄无声息地与自己钟爱的事业永远作别。
  他死后，其子也随之而去！
  “君臣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此情此景，让永历帝欲哭无泪。
  1659年1月4日，刚撤到永昌的永历帝，就听到了一个让他“隐隐作疼”的消息。
  他最后的国都——昆明，已于昨日被清军“和平劫收”。
  看吧，一年年是国土的沦丧；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永历帝感到，是他采取措施，担负起天下兴亡的时侯了！
  可他现在能采取的唯一的措施，就是像以前所有“犯了错误”的皇帝一样，写一份内容深刻的检讨书（罪己诏），向在冥冥之中，主宰中国帝王命运的“上天”，反省自己的不足。
  永历帝写出来的检讨书行文深沉、感谢真挚，从政冶失败、用人失察、行政失误三方面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请求“上天”再给自已一次改正自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