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

  到了1664年春，整个的夔东十三家，仅剩下了兴县的李来亨。
  李来亨，李过（曾被改名李赤心）之子，李自成之堂孙，是在大顺军营中成长起来的“童子军”。
  在十三家非死即降的情况下，他将粮草全部集中到兴县境内的茅麓山上，准备做最后的抗争！
  初来乍到的“正宗满军”，不知深浅，很想露几手给汉兵显摆显摆，率先发动了进攻。
  结果，被凭险据守的明军迎头痛击，“正宗满军”们不是中箭身亡，就是坠崖落涧，主帅穆里玛的三儿子都被打死。
  伤心透顶的穆里玛，立刻改让汉兵们在前头冲锋陷阵，满兵们在后面“监督指导”。
  汉兵们自然也不犯傻，打仗只挥刀，上阵仅呐喊，出工不出力，仗打了半月，毫无进展。
  李国英、穆里玛这些决策者见此，决定采用一个最笨，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长期围困，来解决茅麓山的攻取问题。
  于是，清军上下，加上“支前”的民夫，统统改行，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拉动大清GDP增长。
  他们依山就势，修建木城，把个周长150多里的茅麓山，如木桶般地箍了起来。
  木城的修建，共分三道工序。第一道：打桩，树起了间距不到20厘米的梅花桩；第二道：挖壕，在桩后挖宽深各近3米的壕沟；第三道：修城，把壕里挖出来的土，加上山上炸出来的石头，修成高5米、宽1.5米的长墙，墙后筑成一座座小城。城中驻军，昼夜巡视，进行24小时的严防死守。
  也就是说，明军要攻破这些大大小小的木城，就必须一气呵成地完成三道工序——破桩、填壕、攻城，难度并不亚于当年攻打荆州城。
  该木城工程历时数月，耗工百万。建成后，让围在里面的明军，粮草有耗无补、求战有应无答。
  李来亨剩下的唯一的求生途径，就是突围。
  他亲自带着明军，在六月份发起过两次大规模突围，但都是无功而回。
  8月4日，得知明军己经断粮后，清军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眼见早就被饥饿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手下，不断被士腾马饱的清军残杀。李来亨知道，最后了断的时刻，已经来临！
  他带着全家老小，举着一面大明龙旗，平静地走上了一座早就堆满干柴的烽火台上。
  在清军疯狂的叫嚣中，他从容地点着了脚下的干柴。
  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中，他、全家及这面大明龙旗化为灰烬！
  这是大陆最后飘扬的一面大明龙旗，270多年前，这面旗帜从准河两岸升起，代表了一个民族坚强不屈、反抗外侮的心声。
  今天，这面旗帜，又在湖北的大山中降下，代表的，依然是一个民族同样的心声。
  伴随着这面旗帜的降下，明军在大陆地区有组织的抗清战争，全部完结。
  但反抗的种子不会永远枯萎，只会暂时埋于地下，等待破土而出的阳光。
  在围剿中少数幸存下来的明军，与当地的山民，融为一体，自耕自食、生生息息。
  在这种平凡无奇的岁月中，他们将自已心中的英雄故事，从陕北起兵到江准纵横，再到夔东抗争，编成评书，口口相诵、代代相传。
  132年后，在这块土地上，他们英勇的子孙，终于用“白莲教”这一独特的形式，再一次揭开了汉民族大规模反清斗争的序曲。
  反抗与认同
  1662年11月，听到45岁的鲁监国因“中痰（哮喘）”离世的消息，在浙江临门的张煌言，彻底失望。
  当他在长江之役失败，跋涉千里，历时半载，辗转返回浙东沿海时，他没有失望。
  因为没失望，他一面重整军队，一面写下了《北征得失纪略》，总结经验教训。
  在郑成功执意要收复台湾时，他写信反对，指出台湾距下陆较远，复台之后，政权必偏居一隅，让大陆人民寒心！
  但反对无效，郑成功依然率主力扬帆出海，他失望了。
  接着在1662年的春夏之际，他陆续听到了永历父子、郑成功、李定国一个个伤逝而去，他失望了。
  后来，他曾联络东南沿海一些忠于明室的“海上诸臣”，上书郑经，请他尊在金门做“寓公”的朱以海为帝，以继明脉。
  但另有所想的郑经，做的只是继续延续永历的年号，而立更年轻、更听话的宁靖王朱术桂为监国，他再次失望了。
  一次次的失望，让他醍醐灌顶，转而更全面地观察，更深刻地反思。
  他发现“古往今来，何代无废兴”，改朝换代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
  在旧朝崩塌的废墟上，新朝将可以吸取旧朝的教训，利用旧朝的资源，再建一个强盛的新朝。
  而现实上，现在的新朝也这样做了。
  旧朝中，朱元璋的那些称王作公的子孙们，曾霸占了全国10%的耕地，如今，这些子孙不是被杀，就是逃亡，他们霸占的土地，实际到了以往耕种的小佃农手中。
  新朝“顺应民意”，宣布这些耕地，全部“更名”为这些小佃农所有。
  在内战中，生灵涂炭，百不余一的四川，曾空下了大量的耕地。
  现在，新朝正从湖广、两广等人多地少的省份，组织人力，移民屯垦。
  “有恒产必有恒心”，有了土地的幸存之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生息繁衍。
  更往远看，原来的困扰旧朝百年的北部边疆的问题，随着满蒙汉的“合三为一”，消于无形。
  阻敌入侵的万里长城，成了一道摆在那里让人凭吊的“风景名胜”。
  这是崇祯朝做不到的，这是弘光朝做不到的，这也是永历朝做不到的。
  这也许是民众在经过反反复复、挣挣扎扎、踉踉跄跄的抉择，最后认可了新朝的原因呢！
  看透了这一点，他开始变得大度而坦然！
  他给朋友写信，表示如果“新朝能礼遇旧朝的君臣，照顾旧朝的宗室，则能让天下的忠义之士，抚慰故国的悲思，感激新朝的恩德”。
  诚如此，则一个“四海讴歌，群雄归命”的太平景象，将在神州大地上出现。
  他这样说，是在承认新朝的胜利，但并不表示自己，将向这个新朝“摇尾乞降”，尽管新朝中已多次对其开出优厚归降条件。
  可他也不想一直这样“反抗”下去，他认为多年的反抗斗争，已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这种反抗，就是“反方向”地促使新朝认可了旧朝中的积极的因素，并一一吸纳。
  这种反抗，也使新朝认识了基层民众的力量，从而在制定新政策时，考虑民众的愿望和感受。
  如果不是这种反抗，那么这个新朝，将永远把旧朝的子民，看做一个个奴隶。
  就是在这种反向转变中，一个庞大、新兴的王朝，横空出世！
  尽管他满身污浊，遍体血腥，但民众除了他，别无选择。
  这就是二十多年来，明清大变局中的最终轨迹，每一个人在这个大变局中，如一粒粒尘埃，浮起、飘荡、落定……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江山依旧，风景依然，需要变得，是自己下一步的人生之路。
  放弃反抗，但不能投降，他选择的，将是第三条道路——隐居。
  他解散了余部，仅带了几名亲随，来到了悬岙岛（今浙江象山南），隐居起来。
  他想在这日升日落、潮涨潮息的海外孤岛上，研究学问，了此一生。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对张煌言这个曾在“反清战线”上作出重大“贡献”的领军人物，清廷是绝对不会放任不管的。一个追捕的秘密大网，在浙江水师提督张杰的亲自布置下，悄然撒开。
  不久，张杰通过对张煌言购粮队伍的跟踪，发现了他隐居的小岛。
  1664年7月17日，张杰派出特别捕快，在午夜潜入悬岙岛，从后山背偷偷攀到岛上，将睡梦中的张煌言一举擒获。
  如获至宝的张杰，马上命人将张煌言先押到宁波，再押往杭州，交给浙江总督赵廷臣。
  押解路上，无论在宁波，还是在杭州，张煌言都受到民众“明星”般的欢迎。这让清廷上下，好不汗颜。
  对清廷来说，这样的人物，要么收降，要么消灭，别无他途。
  负责先行劝降的任务，落到赵廷臣的身上。
  赵在府中举办盛宴，款待这位头戴明朝方巾，身穿葛布汉装，神情坚毅平和的“抵抗人士”。
  宴中，赵大谈了新王朝的巍巍盛德、赫赫武功，希望张煌言留有用之身，为国效力，并保证清廷将按张煌言现任职务（永历朝兵部尚书）起用。
  但张煌言断然拒绝了，他虽然承认了新朝的成功，但他将仍坚守自己的信念。
  每个人在生存的时代中，都有自己的责任，张煌言认为他这辈子的责任，就是用清白之身，为自己的民族，再留一股浩然之气。
  1664年9月7日，他被清廷公开杀害于西湖凤凰山下。
  “是日，骤雨昼晦，杭人知不知，皆恸哭”。（邵廷采《东南纪事》）
  张煌言生前有诗云：“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从这首诗中，杭人读懂了他的心声。在他被害后。将其埋葬于西子湖畔，与岳飞、于谦二墓为邻，并把他们三人合称为“西湖三杰”。
  张煌言的精彩诗文，因为清廷的严厉禁止，从未曾公开刊印，但却被广大民众手抄笔录，争相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