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听那冷雨

起初，我并不懂这样的道理，我把我的目标定在四十几公里外的终点线上，结果我跑到十几公里时就疲惫不堪了，我被前面那段遥远的路程给吓倒了。
  在山田本一的自传中发现这段话的时候，我正读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这部作者花了16年写就的七卷本鸿篇巨制，有很多次让我望而却步，要不是山田本一给我的启示，这部书可能还会像一座小山一样横在我的眼前，现在它已被踏平了。
  我曾想，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做事之所以会半途而废，这其中的原因，往往不是因为难度较大，而是觉得成功离我们较远，确切地说，我们不是因为失败而放弃，而是因为倦怠而失败。在人生的旅途中，假如我们稍具一点山田本一的智慧，一生中也许会少一些懊悔和惋惜。
  (本文作者：刘燕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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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给女儿的最后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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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是抓住那些使我悲伤的回忆，而父亲总是掏出那些最愉快的回忆，这正是他的心所要的。也许时光和经历送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改变了我们的心态。
  这封信写于10年前，但没有寄出。1997年我的母亲在抽屉里发现了它，把它交给了我。这封信我读了至少有上百遍。
  “现在我已81岁了，”在这封信的开头，父亲以他特有的笔体写道，“我还是无法对我们的家庭关系坐视不理。”
  里根的家庭就像世人所了解的那样，一直都是一块分裂的大陆。这在许多家庭都是司空见惯的故事，只不过我们家的故事是在聚光灯下上演罢了。
  在这封信里，父亲说，我们之间的疏远使他感到非常痛心。我公开地说我们的家是个不幸的家庭，这尤其伤害了他。他回忆了夏天我们在海滨度假，还有在我的学校活动中妈妈守热狗摊的情景。“这难道是个不幸的家庭?”他问道，“我希望你能坐下来，和我一起看看那些照片。实际上在你生活的每个阶段，我们都有很多照片，照片是不会撒谎的。”
  我和父亲从没有机会一起翻看家庭相册，这可能是因为，在老年痴呆症将他吞没之前，我们的关系最终改善了，尽管这个过程是缓慢和微妙的。父亲没有寄出这封信，也许是因为他感到我们破裂的家庭关系正在弥合。当然，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真正的原因了。
  母亲把信交给我的时候，我并没有马上读它。直到母亲出版了父亲给她的情书集《我爱你，罗尼》，我才觉得必须看一看那封信了。这封信使我突然急切地想以父亲的眼光来看某些事情。我想回到过去的时光，去看看父亲究竟看到了什么，那时我还只是个襁褓中的婴儿。
  母亲把那封信交给我的同时，还给了我家庭的录像带。我对她说了谢谢，随后就把那些录像带收了起来。现在，我突然感觉到那些录像带是那样吸引我，我想以成熟的眼光来看看我的家庭生痞。
  我认为父亲的信对我有所触动，尤其是最后一段——
  你的妈妈和爸爸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总是一大早就跑进我们的房间，爬上我们的大床，睡在我们中间。这是我们许多珍贵的回忆之一。
  这几句话直到现在还让我心碎。
  谁是那个他们宠爱的小姑娘?初次为人父母的他们是什么样子?我已全无记忆。
  录像中是我父母晒黑了的、微笑的面孔。那时他们比我现在还要年轻。他们在拍摄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留下关于我的记忆。他们的爱清晰地显示在屏幕上：院子中的草地上铺着一块毯子，他们的小婴儿坐在上面，正仔细地研究着草地上的叶片，接着将一些青草塞进了嘴里，身子一歪，从毯子上爬向草地。妈妈飞扑过来，一把抱起了我，亲吻我胖乎乎的脸蛋，向显然是举着摄像机的父亲微笑着。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相爱、多么幸福。我并不认为我是个漂亮的孩子，矮矮胖胖，爱生气，笑得不多。对我那皱着眉、没有一点吸引力的模样，我父母一点也不在乎。他们是那么愉快，我母亲偶尔也会拿起摄像机，拍我和父亲两人。他把我举过了头顶，在他强壮的大手中，我小小的身子显得那么柔嫩。
  我6岁的时候，我们准备搬新家，父亲拍下了我和母亲走到山坡上，观看正在建设中的新房子的情景。
  我看到我妈妈怀着我弟弟罗思，看到她怀里抱着弟弟坐在轮椅上，被推出医院。我最早的记忆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记得我的小弟弟，那么细小娇弱地躺在小床中，他从小就是个快乐的孩子；记得他如何在摄像机前做怪样子。这时候的我总是闷闷不乐，而且越来越明，显。我看到我的父母面对两个性格迥然不同的孩子无可奈何的样子。
  在录像带中我还看到妈妈用胳臂搂着她13岁的反叛的女儿，披散的头发遮住我的半边脸，我的嘴唇上涂着白色的唇膏。我能读出妈妈的唇语，她正对爸爸说：“她不笑，她就是不打算笑。”
  这些录像带引导我进人了时光的隧道。我不断向前走着，看到了更完整的、我的家庭生活的画面，回到了和父母一起生活的那些日子。每次读到父亲写给我的那封信的最后一行，我心里都非常难过。他写道：我请求你，帕蒂，不要从我们这里拿走我们对女儿的回忆，你知道我们是多么爱她、想念她。爱你的爸爸。
  我的愤怒、乖戾，一定使我的父母伤心了。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应该认识到，母亲和父亲不仅仅是我们的父母；应该理解，多年以前，他们年轻，没有经验，时光就那么悄无声息地从他们身边流过。
  我现在仍能从母亲身上，看到那个在录像中头发乌亮的妇女的身影——父亲起哄要拍下她，母亲笑着摆手不让他拍，因为她觉得自己当时乱蓬蓬的不像样。每当我弯腰对躺在床上的父亲说点什么的时候，也总能看到他身后那个敏捷英俊的男人，他把女儿驮在背上游过泳池。
  我知道父亲是对的，照片不会撒谎，记忆也不会撒谎。记忆就像个巨大的口袋，我们把手伸进去，心里想着什么就会掏出什么。多年以来，我总是抓住那些使我悲伤的回忆，而父亲总是掏出那些最愉快的回忆，这正是他的心所要的。也许时光和经历送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改变了我们的心态。
  现在，我愿意掏出的记忆，是那一对抱着新生婴儿的年轻的父母，在他们面前还有那么多的时光，他们脸上的微笑包含着那么多的希望。
  (本文作者：黄石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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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回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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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归来总会带回一些外在世界的线索、消息或实物，那就满足一部分我们对外在世界的想像渴望。
  依稀有一股累积的尿意压迫，我悠悠醒转，睡意仍浓，却发现天已经亮了。我躺在床上挣扎着要不要起床，却突然感觉到家里弥漫着一种异常谨慎的气氛。从门外交织穿梭的轻微脚步声，我察觉妈妈和阿姨的脚步都比平日轻细而小心。
  心里凛然一惊，我立刻翻身爬起来，蹑手蹑脚走到纸门旁边，轻轻拉开一条细缝，向另一个房间张望。果然，隔壁卧房的榻榻米上，一床红被面的厚棉被裹着一个耸起的人形，不远处的矮几上，一个木头烟灰缸已经醒目地摆在那里。这一切迹象都说明，父亲在昨天夜里某个时候，已经回来了。
  我应该高兴还是害怕?
  也许应该害怕。父亲倒是不曾对我们疾言厉色，他永远只是坐在炭炉旁，带着微笑，默默抽着烟，旁边放着只有他回来才会拿出来的木头烟灰缸，还有一个永远添满水的专用茶杯。但这一段时间，母亲和照顾我们的三阿姨、六阿姨会变得比平常严厉，她们好像都怕父亲生气，一面呵斥我们的顽皮，一面用眼角偷偷瞄着父亲的表情，但父亲永远只是莫测高深地微笑着。
  也许我更应该高兴。父亲回来总会带一些糕点或零食给我们，其中最令人兴奋的，是一种从台北丽华饼店买回来的小西点，松软的饼皮是诱人的咖啡色，香甜的内馅则是金黄色的奶酥，约莫半个鸡蛋大小，一口就可以下肚，可是我们都舍不得，一小口一小口地啮咬着，希望这种甜美的享受能够持久一些。如果父亲带回来的不是丽华的糕饼，有时候也会有别的零食。我特别喜欢一种大红豆裹糖煮成的甘纳豆，它和早上配稀饭湿湿的大红豆不同，它是干爽的，全身沾满白色的糖粉，散发着迷人的粉红色。
  父亲在遥远的山区煤矿工作。他既是规划开采隧道的工程师，又是管理生产与销售的矿场场长。大部分的时间他要待在山区矿场里，其他时间他又要奔波于政府机关、投资老板以及煤炭买主的酬酢中，几乎每隔40天才能回来一次。但奇怪的是，父亲从来没有在我清醒的时候走进家门，每次总在我入睡以后；我都是在某个早上醒来发现情况有异，才知道他回来了。而我也很少看到他离开家门的样子；也是另一个醒来的早上，家里的气氛突然松弛了，仿佛警报解除了，权威的男主人走了，家里又恢复母亲、阿姨、小孩们平淡的日常生活。
  那是40年以前的事了。在那个安静平凡的时代里，相对于街坊邻人，父亲旅行遥远，交游广阔，看到的人和接触的事，常常超乎我们的想象。他在家的时候，来访的客人也流露这样的不寻常，衣冠楚楚的客人讲着优雅的日语，或者带着各省口音的国语，或者是用词不沾俚俗的古典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