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静的美国人

）婚姻并不能阻止你离开一个女人，是吗？它只不过使这一过程缓慢一点儿。如果你和现在的这个姑娘同居得和跟我一样久，那么这样对她就更不公平了。你要把她带回英国来，让她在这儿无亲无故，成为一个陌生人。到你离开她的时候，她会感到多么冷酷地遭人抛弃了。我想她甚至不用刀叉吃东西吧，是吗？我话说得很严厉，因为我主要考虑到她的利益，而不是我自己的。
  不过亲爱的托马斯，我也考虑到你的利益。
  我感到浑身难受。我很久都没有收到我妻子的信了。我迫使她写下这封信。我从每一行里都可以感觉到她的痛苦。她的痛苦又击中了我的痛苦：我们又回到原先的那种彼此伤害的常轨上去。要是能够相爱而不伤害，那该多么好――单有忠诚是不够的：我过去对安妮很忠实，然而我还是伤害了她。伤害是在占有这个行动中造成的：我们的身心都太狭小了，不能占有另一个人而不自鸣得意，或是被人占有而不感到羞耻。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妻子又一次猛击我，我反而很高兴――我把她的痛苦忘得太久了。这是我所能给予她的唯一的一种补偿。不幸的是，天真无辜的人总是给牵连在任何冲突中。不论在哪儿，永远总有一个声音从一个岗楼里向外哭喊。
  凤儿点亮了鸦片烟灯。"她会让你和我结婚吗？"
  "我目前还不知道。"
  "她信上没有说吗？"
  "她要是说，也是慢慢地说。"
  我心想，"你多么得意啊，自己是超然的，你是记者，不是社论撰写人。你在幕后造成了多大的混乱啊。另一种战争比这要天真得多。即使放迫击炮，造成的伤害也要少一些。"
  如果我违背了自己最深刻的信念说"可以"，那究竟会对你有好处吗？你说报馆要调你回英国来，我知道你多么厌恶回来，会想方设法地拖延。我可以见到，你喝下过多的酒后就又要结婚了。我们第一次曾经认真尝试过――你和我都尽过力――我们失败了。第二次，谁也不会再那么拼命了。你说，失去了这个姑娘，你一生就完了。过去你也曾一字不差地对我这样说过――我可以把那封信拿给你看，我还保存着那封信――我想你也这样写信跟安妮说过。你说，我们一向总尽力彼此说真话，可是，托马斯，你的真话总是暂时的。跟你争论，或是设法使你明白道理，这有什么好处呢？按照我的信仰行事还比较容易点儿――你会认为这是不讲道理的――我干脆写信告诉你：我不相信离婚：我的信仰也禁止我离婚，所以我的答复是，托马斯，不成――不成。
  在"你的亲爱的海伦"之前，还有半页信，我没有再看下去。我想那半页是关于天气和我敬爱的一位老姑母的消息的。
  我并没有抱怨的理由，这样的答复是在我意料之中的。这封信里有不少是实情。
  但愿她写这封信时没有自言自语上这么久，因为想到这些事使我痛心，也使她痛心。
  "她说"不成"吗？"
  我几乎毫不踌躇地说道，"她还没有打定主意。还是有希望的。"
  凤儿大笑起来。"你说到"希望"却这么愁眉苦脸。"她在我脚头睡下，替我烧鸦片烟，像一条狗伏在一个十字军战士的坟墓上那样。我心里想着，不知我该对派尔说些什么。等我拍下四袋鸦片烟后，我感到比较有准备应付将来了。我告诉凤儿希望还不小――我妻子正在找一个律师商议。从现在起，我随时都会收到获得解放的电报。
  "那并没有多大关系。你可以订一个协议，"她说。我从她嘴里听出了她姐姐的声音。
  "我没有积蓄，"我说。"我没法胜过派尔。"
  "别担心。事情是意料不到的。总有办法，"她说。"姐姐说，你可以取出一笔人寿保险费。"我心想她这人多么现实啊，既不小看金钱的重要性，也不对爱情作出任何重大和约束性的声明。我不知道日子长下去派尔怎么经受得住这种铁石心肠，因为派尔是一个浪漫主义人物，不过当然，就他的情况而言，金钱解决会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在不需要强硬的时候，强硬可能会软化下去，像一块不使用的肌肉那样。有钱人总是左右逢源。
  那天晚上，在卡蒂纳街的店铺关门之前，凤儿又去买了三条丝头巾。她坐在床上，把那些丝头巾拿给我看，大声赞美那些鲜艳的颜色，使屋内那片空间充满了她唱歌般的声音，然后仔细地把丝头巾折叠起来，和另外十多条一起放在抽屉里月p就仿佛她是在为一个适中的协议安排基础似的。我也为我的协议安排了一个荒唐的基础：当天晚上，仗着鸦片烟给予我的不可靠的清醒与远见，我写了一封信给派尔。
  我是这样写的――这封信我前一天又发现了，夹在约克・哈定的《西方的任务》那本书里。我的信送到时，派尔一定正在读这本书。也许，他用这封信作为一枚书签，后来就没再读下去。
  "亲爱的派尔，"我这样写道（就那么一次我曾经动过念头，想写成"亲爱的奥尔登"，因为说到头，这是一封相当重要的、和生活有关的信，跟其他的撒一个谎、只求谋生的信有所不同）：
  "亲爱的派尔，我在医院里一直就想写信给你，为那天晚上的事向你道谢。你的确搭救了我，使我免遭一个不舒服的结局。现在，我靠了一根手杖可以走动了――我的腿显然断在一个合适的地方，我的骨头还没有十分老化，因此还没有脆。什么时候我们一定得举行一场聚会来庆祝庆祝。"（写到"庆祝"这个词时，我的笔写不下去了。接着，像一只蚂蚁碰上障碍那样，我又由另外一条路绕过去。）"我还有另外一件事要庆祝一下，我知道你对这个也会很高兴的，因为你常说，凤儿的利益是我们两人都关心的。我回来时，发现我太太写来一封信，她多少已经同意和我离婚，所以你不用再替凤儿操心了。"――这是一句冷酷无情的话，不过我下笔时并不觉得，直到我重读一遍时才发现，但是到那时已经太晚，来不及改动了。要是我把这一句涂去，那还不如把这封信完全撕掉。
  "你最喜欢哪一条丝巾？"凤儿问。"我爱那条黄色的。"
  "对。黄色的那条。到大饭店去，把这封信替我寄了。"
  她看看信封上的地址。"我可以直接送到美国公使馆去。那样可以省却一张邮票。"
  "最好还是替我寄掉。"
  随后，我躺下来，抽完鸦片，心情很轻松地想道，"现在，在我走前，她至少不会离开我了。也许，明儿，再多抽上几口鸦片烟后，我还会想出一个办法来留下不走啦。"
  2
  平凡的生活继续下去――这省却了许多人去白费心思。就像在一场空袭中，一个人不可能一直感到惊恐那样，他在日常事务的围攻下，在偶然遭遇、在客观忧虑等的围攻下，也会一连几小时完全忘却个人的忧虑。明年四月就要离开印度支那，失去凤儿、前途渺茫，这种种思想又给每天收到和发出的许多份电报，越南新闻社的大量新闻稿以及我的助手的生病打乱了。我的助手是一个印度人，名叫多明格斯（他的家族是从果阿，经由孟买到越南来的）。平时不大重要的记者招待会都是由他代表我去参加。他耳聪目明，一切流言蜚语的调子全靠他去注意。他还把我的电讯稿送到电报局和新闻检查处去。他靠了印度商人，特别是在北方，海防、南定和河内那一带的，有他自己私人的情报网，使我得益不少。我想，他对于东京三角洲内越盟部队的分布情况，比法军最高司令部知道的还要确切。
  而且除非我们获得的消息已经成为新闻，否则我们从不使用，也从不把任何消息转给法国情报机关，因此他得到了藏在西贡一堤岸这一带的几个越盟地下人员的信任与友谊。他是亚洲人――虽说名叫多明格斯-一这一事实无疑对他大有帮助。
  我很喜欢多明格斯。其他的人骄傲自负，把它们像皮肤病那样暴露在外，十分敏感，多明格斯的自负却深藏不露，我想，是抑制到了一个人可能的最小限度。你每天跟他接触，所碰上的只是温和、谦逊和对真理的热爱：你只有跟他结婚，才能发现他的骄傲自负。也许真理和谦逊往往是并存的，许多谎话都是出于我们的骄傲自负――在我这门职业里，一个记者的骄傲自负总使他想发出一篇比别人出色的新闻报道去，是多明格斯帮助我不去在意这类事情――顶住了国内发来的所有那些电报，问我为什么没有采访报道某某人的新闻，或是为什么没有发出其他一个记者那样的报道，而那篇报道我知道是不真实的。
  如今，既然多明格斯病了，我才认识到我欠下他的债有多少――啥，他甚至照料着让我汽车里有充足的油，然而他却从没有多过一句嘴，或是露过一种神色，来干预我的私生活。我相信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不过，除了他的姓名和原籍外，我并没有其他的证据。从他的谈话中我只知道，他可能崇拜过克里须那"，也可能每年用铁丝圈刺着肉体，到巴杜石窟②去朝拜。现在他病倒了，这对我反倒像是一种恩惠，使我暂时摆脱了个人烦恼的折磨。现在，是我得去参加那些沉闷乏味的记者招待会，并且一瘸一拐地走到大陆酒店我的餐桌旁去，跟我的同行们闲聊，但是我不及多明格斯，不大能分辨出实情和虚伪的报道，所以我惯常在每天傍晚去找他，讨论我所听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