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静的美国人

有时候，多明格斯的一位印度朋友也在那儿，坐在他那张狭窄的铁床旁边。多明格斯是和别人同住在加利埃尼大道附近一条简陋的小街上。他总在床上笔直地坐起，盘着双腿，使你觉得你不是去看一个病人，而是受到一个印度王公或僧侣的接见。有时候他发烧发得很厉害，满脸汗水，但是他的头脑却始终十分清醒。那就仿佛他的病是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似的。他的房东太太总放一壶新鲜酸橙汁在他旁边，不过我始终没有见他喝过一口――也许喝了就会是承认他自己口渴，承认他自己身体有病吧。
  我去看望他的那些日子里，有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早已不再问他的病情了，唯恐这样问听起来像是嗔怪。我去了他总是十分关切地询问我的健康，并且为我不得不爬那么多级楼梯向我道歉。接着，他就说，"我希望你会见我的一位朋友。他有一则新闻，你应该听听。"
  "是吗？"
  "我已经把他的姓名写下了，因为我知道你记不住那些中国姓名。当然，这段新闻咱们不可以用。他在米托码头有一个货仓，是存放废铁的。"
  "事情重大吗？"
  "可能很重大。"
  "你能先跟我说个大概吗？"
  "我还是希望你去听他说说。有件事情很奇怪，不过我不太明白。"汗水从他的脸上淌下来，可是他就让它流，仿佛那一滴滴汗珠是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身上印度教徒的影响就这么厉害，他决不会伤害一只苍蝇的生命。他说道，"关于你的朋友派尔，你知道多少？"
  "并不很多。我们是偶然相遇的，就是这么回事。从上次在新渊以后，我还没有看见过他哩。"
  "他是干什么的？"
  "经济代表团成员，不过经济代表团里掩盖着许许多多罪恶。我想他是对本地工业很感兴趣――我猜想他跟一家美国大企业有关系。我可不喜欢他们的搞法，一面让法国人打下去，一面又排挤掉法国人的生意。"
  "那天美国公使馆招待一些从华盛顿来考察的国会议员，我听见派尔讲话。他们要他向议员们简单地介绍一下情况。"
  "上帝保佑美国国会，"我说，"他到这个国家来还不满六个月。"
  "那天，他谈到了旧殖民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又说你们两国如何全都不能指望赢得亚洲人的信心。这正是美国现在进来的好机会，美国双手清清白白。"
  "那么夏威夷，波多黎各，"我说，"还有新墨西哥怎么样呢？"
  "后来，有个议员问起他那个陈旧的问题，问这儿的现政府有没有希望击败越盟。派尔说一种第三势力可以击败它。第三势力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除了共产主义，总可以找到一个不带殖民主义色彩的第三势力――-他管这叫作民族民主主义势力，你只需要找出一位领袖来，保护着他不受到旧殖民主义大国的利用，威胁，那就成了。"
  "都是约克・哈定书上的话，"我说。"他上这儿来之前，读过哈定那本书。
  他到这儿第一个星期就大谈这一套。到眼下为止，他并没有学到一点儿新东西。"
  "他也许已经找到了他的领袖，"多明格斯说。
  "那会有什么关系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在搞些什么。不过你还是去米托码头跟我那位朋友谈谈吧。"
  我回到卡蒂纳街家里，给凤儿留了一张便条，然后在太阳西下时，驾车沿港口驶去。码头上，在靠岸停泊着的一些轮船和灰色海军舰艇旁边，桌椅全都摆出来了，那些轻便的小炉子全已经生起，火烧得很旺。在索姆大道上，理发师傅正在树下忙着，算命先生靠着墙边蹲在那儿，手上是用黑了的纸牌。到了堤岸，你仿佛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工作似乎方才开始，而不是随着日光逐渐停歇。那就像驾车驶进了一个哑剧剧场那样：那些长长的高竖着的中国招牌、辉煌的灯光和那群临时演员把你带进了舞台两侧。到那儿，一切忽然大为黑暗下来，也清静多了。一条这样侧面的通道把我又带到了码头上和许多舢板旁边。好多座货仓在暗处张着大口，附近一个人也没有。
  我很费了一番事，几乎是意外地才找到了那地方。货仓的大门敞开着。我凭着一盏老式电灯的灯光，可以看见许多破铜烂铁堆在那儿，奇形怪状，活像毕加索笔下的东西：床架，浴缸，垃圾箱，汽车头盖，在灯光照到处显出一道道陈旧的颜色来。我沿着这些钢铁器堆积场中间的一条窄路走过去，一面大声叫唤周先生，但是没有人答应。货仓尽头，有一条楼梯通上去，通到我认为可能是周先生家的地方――我显然是给指引到了后门口。我料想多明格斯叫我由他后门走，是有他的道理的。
  就连楼梯两旁也堆着破烂。这些废铁在这个寒鸦巢般的房子里哪天可能会很有用。
  走上楼梯口是一间大房间，全家人都坐卧在那儿，活像一座随时可以拆除的帐篷：到处都是小茶杯，还有许多硬纸盒子，里边装满了无法识别的东西，另有一些绳子扎好的纤维板衣箱。一个老太太坐在一张大床上，还有两个男孩儿和两个女孩儿，以及一个毛娃子正在地板上爬，三个穿褐色老式衫裤的中年女人和两个穿蓝绸长衫的老头儿正在一个角落里打麻将。他们对我走进房来全都没有在意，他们打麻将打得很快，每张牌一摸就知道是什么，牌声哗啦哗啦，像海浪退去后砂石在沙滩上翻滚那样。除了打麻将的人外，房间里别人也没有注意我，只有一只猎跳上了一个硬纸盒，一条瘦狗过来闻了闻就走开了。
  "周先生在家吗？"我问。有两个女人摇摇头，还是没有人在意我，只有一个女人涮干净一只茶杯，从放在缎子衬里的茶悟子内的茶壶里倒了一杯茶给我，茶还是热的。我在床脚头坐下，就挨着那个老太太，一个女孩儿把茶端来给我：那就仿佛我已经给吸收进了这个团体，与猫狗为伍了――也许这猫儿和狗儿也跟我一样，头一次是偶然闯进来的。那个毛娃子从地上爬过来，拉拉我的鞋带，谁也没有责骂他：东方人是不责骂孩子的。墙上挂着三份广告月份牌，每一份上面都有一个身穿鲜艳中国服装、脸蛋儿红通通的姑娘。还有一面大镜子，上面莫名其妙地写着CafdelaPaix这么几个字――也许，它是偶然给卷入这些破铜烂铁里的：我觉得自己也给卷在这里面了。
  我慢慢地呷着苦涩的绿茶，把那只没有柄的、滚烫的茶杯从一个手心换到另一个手心，以免烫手，心里一面嘀咕着不知还得等上多久。我试过一次，用法语向这家人说话，问他们周先生几时回家，但是没有一个人回答我：他们大概全都不懂法语。等我手上的茶喝完以后，他们又给我斟满了一杯，又继续干他们各自的事情去了：一个女人在烫衣服，一个女孩儿在缝什么，两个男孩儿在复习功课，那个老太太看着她的脚，那是一双古老中国的小脚――猫儿伏在硬纸盒上，狗儿盯盯地望着猫。
  我这会儿才开始认识到，多明格斯为了勉强糊口，工作多么辛苦。
  一个极为瘦削的中国人走进房来：他在这间房里似乎一点儿也不占什么地方：他的身体就像放在洋铁盒里分隔饼干的那张防油纸那样。身上唯一厚实的东西，就是他那套有条纹的法兰绒上衣、长裤。"您是周先生吗？"我问。
  他望望我，是一个抽鸦片的人的那种冷漠目光：瘪下去的双颊，小娃娃般的手腕，小女孩儿的胳膊――要许多年的老病头和许多袋鸦片，才能使他干瘪成这样。
  我说："我的朋友多明格斯先生说您有点儿东西给我看。您就是周先生吧？"
  哦，是的，他说，他就是周先生，然后很客气地摆摆手，让我再坐下。我看得出，我来找他的目的已经在他脑袋里的烟路之间消失了。我要不要喝杯茶呢？我来看他，他实在不胜荣幸。另一杯茶给测倒在地上，又倒了一杯热茶来给我，滚烫地递到了我手里――这是茶的煎熬。我就他家里人丁的兴旺恭维了几句。
  他微带惊讶地朝四下看看，仿佛以前从没有见到这一点似的。"我母亲，"他说，"我内人，家姐，家叔，舍弟，我的子女，家婶的子女。"那个毛娃子已经从我脚边爬开了，这会儿正仰面躺在地上，又踢又叫。我心里想着，不知道这是谁的孩子。这房间里的人要么太小，要么太老，看不出谁的年龄适合生出那个小家伙来。
  我说，"多明格斯先生告诉我，说这件事很重要。"
  "啊，多明格斯先生。多明格斯先生好吗？"
  "他发过烧。"
  "眼下是容易生病的季节。"到这时，我甚至还不相信他记得多明格斯是谁。
  他开始咳嗽，他的短褂上少了两粒钮扣，咳嗽时短褂里面的皮肤像当地的皮鼓那样绷得很紧。
  "您自己也该去找位大夫瞧瞧，"我说。这时候，又进来一个新来的人――我没有听见他走进来。他是一个年轻人，穿着一身整洁的西装。他用英语说道，"周先生只有一个肺。"
  "我听了很难受……"
  "他每天抽一百五十袋鸦片烟。"
  "那听起来很不少。"
  "大夫说抽烟对他没有好处，但是周先生抽了烟就觉得舒服多啦。"
  我咕哝了一声，表示很明白他的意思。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周先生的管事的。"
  "我姓福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