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静的美国人

  "一切又都好了吗――我是说你跟她？"
  "不错"
  "很奇怪。我先前有这样的印象，认为你――嗨――不快活。"
  "当然啦，这可能有许多理由，维戈特。"我很直率地加上一句，"你应该知道。"
  "我吗？"
  "你自己也不是一个很快活的人呀。"
  "哦，我可没什么要抱怨的。"毁了的宅子并不令人苦恼。""
  "这是什么话？"
  "又是帕斯卡的名句。这是为苦恼感到得意进行辩解。"树木井不苦恼。""
  "是什么使你成为警察的，维戈特？"
  "这有好几个因素。需要谋生，对人的一种好奇心，还有――不错，甚至还有对于加博里约的爱好。"
  "也许你该去做一个教士。"
  "可惜我没有读到合适的作家写的关于那方面的作品――在那些日子里。"
  "你至今还怀疑我跟这事有关系，是吗？"
  他站起身，把杯子里剩下的味美思黑茶鸡尾酒喝光。
  "我很想跟你谈谈，就是这么回事。"
  他转身走后，我才想到他曾经怜悯地望着我，就像望着一个他负责抓到的、正在服无期徒刑的罪犯那样。
  2
  我其实已经受到了惩罚。那就仿佛派尔离开我住处时，已经判定我该受那么许多星期的心神不宁似的。我每次回家都心惊胆战，生怕有什么大祸临头。有时候，凤儿不在家，我在她回来前，就什么事也定不下心来干，因为我总担心她是否会就此不回来了。我总问她上哪儿去了（竭力不让我的嗓音里露出不安和猜疑来）。有时候，她回答说上市场或是商店去了，并且拿出一件证据来（那一时期，就连她能马上提出证据来，证实她的话，似乎也是不自然的）。有时候，她是看电影去了，还有电影票票根可以证明，有时候，她又是上她姐姐那儿去了――我认为她就是在她姐姐那儿和派尔会面的。那些日子里，我十分野蛮地和她作爱，就像我恨她似的，但是我恨的其实是未来。寂寞躺在我的床上，我每晚把寂寞搂在怀里。她并没有变心：她替我做饭菜，替我烧鸦片烟，温柔可爱地躺下来，供我寻欢作乐（不过那已经不再是乐趣了）。就像早期我要她的心灵那样，现在我要看明白她的思想，但是她的思想却隐藏在一种我不会说的语言里。我不想盘问她。我不想逼她撒谎（只要她还没有公开撒谎，我就可以假装我们彼此全都没有变，还和早先一样），然而，我的忧虑会突然一下忍不住，替我问道："你上次是什么时候见到派尔的？"
  她踌躇了一下――或许她是当真在回想吗？"就是我们一块儿来到门口的那次，"她说。
  我开始――几乎不自觉地――低毁美国的一切事物。我的讲话里尽是说美国文学的贫乏，美国政界的丑闻重重以及美国儿童的禽兽般粗野，仿佛她就要给一个国家，而不是给一个男人夺走似的。美国所能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对的。我的法国朋友本来跟我一样，对美国也很有反感，但是就连对他们，我一谈到美国这个话题时，他们也感到厌烦，好像我已经给人家出卖了，不过一个人是不会被敌人出卖的。
  就在这时候，自行车炸弹事件发生了。那天，我从帝国酒吧回来，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她是看电影去了，还是跟她姐姐待在一块儿？），我发现房门下边有谁塞了一张便笺进来。是多明格斯写的。他因为人还不舒服，向我表示歉意，同时请我第二天早上十点半左右，到夏内尔大道路口那家大商店门外去。是周先生请他写信通知我的，不过我猜想，说是杭先生请我上那儿去，更接近事实一点儿。
  这整个事情，最终只值得写一段电讯稿，而且是一段幽默可笑的稿件。它跟北方那场激烈可悲的战争并没有什么关系，跟发艳那些河道里塞满了灰色的、死了许多天的尸体的运河，跟迫击炮的轰击，跟凝固汽油弹的白色耀眼的闪光全都没有关系。
  我在一个花摊旁等了大约一刻钟，才有一辆载满警察的大卡车从卡蒂纳街保安总局开来，吱嘎一声骤然停下，警察们急匆匆地下车，向商店奔来，仿佛是来镇压一群暴民，但是并没有暴民聚集在那儿――只有一排自行车排列成一行停在那儿。
  西贡的每一座大楼外都停有一大排自行车――西方的任何一座大学城都没有这么许多骑自行车的人。我还没来得及把摄影机调节好，这场滑稽可笑而又莫名其妙的行动早已成功了。警察们冲进那一大排自行车行列里，高高举起三辆自行车，搬上大街，扔进那个装点性的喷水池里。我正想拦住一名警察问问，他们已经又全爬上了卡车，沿博纳尔大街快速驶去。
  "自行车战役，"有个人声说。原来是杭先生。
  "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问。"演习吗？目的是什么呢？"
  "再等一会儿，"杭先生说。
  有几个闲人开始走近喷水池边，一只车轮像浮筒那样露出水面，仿佛警告来往船只，水下有沉船，得避开似的：一个警察走过街，一边嚷着，一边挥手。
  "咱们过去看看，"我说。
  "最好别过去，"杭先生说，接着又看了看表。那会儿是十一点过四分。
  "你的表快了。"我说。
  "它总是快。"就在这当儿，人行道那边的喷水池突然爆炸起来。一小块装饰用的墙压顶打在一扇窗子上，玻璃碎片像一阵晶莹的雨点那样落下。没有一个人受伤。我们把水和玻璃碎片从衣服上抖去。一只自行车车轮在街上像陀螺那样嗡嗡地旋转，摇晃了一下，倒下了。"这一定是正十一点，"杭先生说。
  "这至底是……？"
  "我以为你会感觉兴趣的，"杭先生说。"我也希望你感觉兴趣。"
  "去喝杯酒，怎么样？"
  "不，对不住。我得回到周先生那儿去，不过首先让我给你看一件东西。"他把我领到停放自行车的地方，把自己那辆自行车的锁打开，"仔细看看。"
  "是一辆雷利牌，"我说。
  "不，瞧瞧卿筒。它让你想起什么吗？"他对我的困惑不解得意扬扬地笑笑，骑上自行车走了。他回过头来向我摆了一摆手，就朝堤岸和废铁货仓骑去。我到保安局去打听消息。到那儿，我才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在他的货仓里看见过的那种模子，形状就像半截自行车卿筒。那天，在西贡全市，好好的自行车卿筒竟然全藏有炸弹，到十一点正同时爆炸，只有警察根据事先获得的情报，采取了预防措施的几处地方没有出事。我怀疑他们是从杭先生那儿获得情报的。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十起爆炸，有六个人受了伤，天知道炸坏了多少辆自行车。我的同行们――除了《远东日报》的记者说，这是一次"暴行"外――全都知道只有取笑这件事，才会使发出去的电讯稿在报上刊登出来。"自行车炸弹事件"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标题。
  他们全体都谴责共产党人。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写道：这些炸弹是泰将军的一次示威，可是我的报道在报馆内又给改动了。泰将军已经不再是新闻。你不可以浪费篇幅说是他干的。我请多明格斯转了封信给机先生，表示遗憾――说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力了。杭先生托人带了个很客气的口信来。这时，在我看来，他――或是他的越盟委员会――未免过于敏感，并没有人认真地认为是共产党人干的。说真的，要是有谁会说成是共产党人干的，那他倒可以享有名声，给人说成颇有幽默感了。"下一次，他们又会想出什么来呢？"人们在社交场合这么说。这整个荒唐事件的象征，在我看来，也就像那只自行车轮子，跟陀螺似的在大街中央欢快地旋转。我甚至始终没有向派尔提起，我听到的他跟泰将军秘密联系的事。让他去玩塑料模子吧，只要不伤害人：这样也许会使他不把心事放在凤儿身上。然而有天黄昏，因为我恰巧待在附近，又因为我没有什么事好做，我还是到范先生的汽车房里去看了看。
  那是一个肮脏的小地方，跟一个放废铁的货仓差不多，就在索姆大道上。一辆汽车在车房中央用千斤顶托起，引擎罩敞开着，张着个大口，像一家没有人去参观的外地博物馆里陈列的什么史前动物标本似的。我不相信有谁还记得那辆汽车放在那儿。地面上到处都乱扔着废铁和旧盒子――越南人不喜欢把东西扔掉，就像一个中国厨师把一只鸭子分做成七样菜，连一只鸭脚爪也不肯扔掉那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那么不爱惜东西，把那些空铁桶和坏了的模子那样乱扔――也许那是一个伙计偷了出来，想卖几个皮阿斯特的，也许是有谁给足智多谋的杭先生买通了。
  四周似乎一个人也没有，我就往里走。我想，也许他们全躲避开一时，怕警察找上门来。很可能杭先生在保安局里有些关系，不过就算这样，警方也不大可能会采取行动。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让人们以为这些炸弹是共产党人干的更好。
  除了这辆汽车和混凝土地面上扔满了的废铁外，什么东西也看不见。很难想象，那些炸弹会是在范先生这儿制造出的。我还不大明白我在铁桶里看见的那种白粉是怎么给制成塑料的，不过那种过程肯定很复杂，不可能在这儿进行，在这儿就连街上的那两只汽油卿筒似乎也给人忽略了。我站在车房门口，看看外面街上。在大道中央的树木下，理发师傅们正在忙着干活儿：一面小镜子挂在树干上，反射出闪烁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