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抗战

宋子文的主要贡献是把厘金真正废除干净，花了不少精神与地方当局商谈并拿出办法。倘若厘金废得不彻底，列强是不会同意关税自主的。
  宋子文也是替中国收回盐税管理权的人。盐税依照一九一三年的合约规定，由外国人所组织的稽核处经管，直至付清两千五百万镑本息之时。盐税不像关税容易管。收盐税的地方遍及全国，非比关税之征收于各大海港。外国人要稽核或直接监收盐税，必须设置成百上千的办事处，开销很大(也没有那么多外国小职员可用)，况且各地的盐税税吏心目中只有地方长官，没有中央政府，也没有国家信誉，很使得少数的高级外国稽核头痛。事实上，在宋子文收回盐税管理权以前，洋稽核已经拜托总税务司代为在关余项下扣付这善后大借款的每年本息了。宋子文只费了一场坦白交谈，便从洋稽核的手中取回盐税管理权了。
  宋子文的真正工作，是把盐税税款拿到，交给国民政府。北京政府时代，全国盐税约六千万元，各省缴到北京的只有三百万元。宋子文用“改在产地收税”的办法，给予所有靠中饱盐税为生的人一个致命打击。宋子文规定，盐税只收这产地所征的一次，其后运销各地，一概不许再抽。宋子文知道，各省地方政府因此所受的损失极大，他便经由全国财政会议把田赋由国税改为省税(其后因抗战而又改为国税)。这项改田赋为省税的措施，不使得国民政府损失多少，因为各省在北京政府时代早就据田赋为己有了。
  国民政府于是在一九二八年收得了盐税五千四百万元之多。到了一九三七年一月至十二月，国民政府收到的盐税竟有两亿一千八百万元。那是北京政府的官员所从来不敢梦想到的。
  宋子文的另一成就，是创行“统税”，收取租界上若干消费品如卷烟、火柴、水泥、啤酒、烈酒等等的出厂税，同时也收租界以外这些货品的出厂税。租界本不是割让给外国的土地，但是外国人倚仗领事裁判权的保护，一向不肯对中国政府纳税；他们自处于中国法院的管辖之外，而中国政府无可奈何。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洋人，而且自设其所谓“上海市议会”(Shang hai Municipal Council)，故意讹译为“工部局”，中国政府一向也就装聋作哑，完全放任。
  宋子文同租界上的洋人厂商说：他们不向中国政府纳税，其实很吃亏。因为卷烟、啤酒之类在运出租界之时，仍然被抽税，而且各地当局任意的抽，就厂商的立场而言，可谓毫无保障。宋子文劝他们，不如干脆纳一个“统税”，纳了以后，他宋子文保证全国任何地方的当局不敢再抽(如果抽了，则中央的国民政府一定偿还厂商)，洋人相信宋子文的话，果然踊跃纳税。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有租界洋人对中国政府纳税的事；也是中国人收回国家主权的一大步。就财政而论，这统税不久便成为仅次于关税、盐税的第三项国税了。在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六月会计年度之时，统税的收入高达一亿二千五百万元(租界上的华人厂商当然也缴纳统税，毋庸赘说)。
  宋子文与北京政府的财政总长们不同，他不喜欢借外债。一直到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辞职之时，他只借了两次外债，一次是赈灾借款九百万美元，另一次是剩余棉麦借款一千七百万美元。这两项都是向美国借的。
  国民政府的支出超过收入，在抗战以前已是如此，因为有曾为军阀的人叛变，在江西及若干省分交界之处又有共产党人在作武装活动。宋子文只得向本国的人以公债票的方式借内债：
  在一九二八年借一亿零六百万元，
  在一九二九年借一亿六千三百万元，
  在一九三○年借一亿一千四百万元，
  在一九三一年借三亿五千万元，
  在一九三二年借一亿九千万元，
  在一九三三年借三千万元。
  宋子文也曾经在一九三二年二月，整理北京政府的若干旧公债，用专款担保付本付息，因此而提高了债信，同时减低了这些公债的利息与延长了还本的时间。
  宋的继任人孔祥熙为山西金融世家子弟，曾经留学美国，先后修毕莪伯林大学学士与耶鲁大学硕士学位课程。宋于一九一五年在哈佛大学卒业。这两位对于美国的财政史均有根柢，均决心以承认中国旧债，适当处理新债，来提高国民政府的债信。
  孔担任财政部长直至一九四四年年底；有时兼为行政院之院长或副院长。行政院院长相当于别国的内阁总理。孔在抗战以前的主要成就，是废除银元，改行法币。法币有充分的准备金，其价值定为美金三角。法币通常是不兑现，但商人为了买洋货进口，可以申请外汇，学生为了出国读书，官吏为了出国办事，或是另有其它正当理由需要出国的人，也都可以申请外汇。中国人民在国内只许持有法币，不得持有外汇或金银。
  实行法币的一天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这件事是经由立法院以立法程序通过的。
  孔的理由是：美国罗斯福施行购银政策，以济助美国的银矿人士，使得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从一九三四年七月至十月便流出了两亿银元之多。此外，民间的首饰之类，也被人收购，用走私的方式流出了六亿两左右。(当时的银元多数分两种，袁世凯一九一四年的重七钱二分；国民政府一九三三年的重七钱一分五厘，亦即二十六点六九七·一格兰姆。)
  中国国民对法币甚为欢迎，他们猜想，政府一定是为了准备抗战才实行这个似乎很神秘的政策。大家很踊跃的缴出金条、银块、首饰、银元、外汇，共值八亿元之多。于是法币虽则一次发行了十八亿九千七百万元，而准备金高达百分之六十七。
  国民政府确是在准备抗战。有了法币，政府便可以应付公开或秘密的支出。事实上，孔祥熙划出了十亿零三千四百万元法币，作为秘密的专款，作为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这三个年头，购买兵器与弹药，建筑铁路公路，改良水利设施等等与抗战有关的工作之用：
  购买兵器弹药  一亿九千八百万元
  重工业(钢厂，兵工厂等)  一亿七千五百万元
  铁路  五亿五千五百万元
  公路  三千七百万元
  水利设施  六千九百万元
  蒋介石委员长有一个秘密计划，包括建筑沿着未来战线与围着重要城市的国防工事，以新式武器装备六十个师，每年二十个师，并且雇用外国军官训练这六十个师。
  扩展或新造各铁路、公路与水利设施，也都是与抗战有关的。不幸，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变使得蒋的日记被张学良与杨虎城看到，把这计划的秘密泄漏了。很可能日本的间谍因此便知道了这个计划，报告日本当局，使得日本不等到一九三九年九月希特勒进攻波兰之时，而提前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便发动卢沟桥事变。一九三七年七月之时，中国仅有新式装备与新式训练的部队二十个师。倘若能等到一九三九年九月，中国便有了这样的精兵六十个师。战争的情况便很不相同了。
  为了准备抗战，孔祥熙也向国内银行与投资人大借内债。他在抗战开始以前一共借了八亿三千四百万元。他仿照宋子文的先例，在一九三六年二月整理了旧的公债，降低其利息，延长其还本期限，于是节省下每年的债务负担八千五百万元。他也正如宋子文一样，不喜欢借外债。直至抗战开始，他不曾借一元钱的外债(虽然于战争爆发前夕，他在欧美很活跃，接洽了不少外债，但皆因战事发生而终成罢论)。由于孔、宋先后提高中国债信的努力，抗战前夕伦敦市场中国债券的折现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二，高过了日本及许多别的国家的债券。
  于筹措战费之余，孔祥熙也不避艰难，划出一亿二千四百万元，作为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七年发展教育的专款。此外，他也划出了一亿七千五百万元，发展工业，改良农业。这些数目虽不算庞大，却在战争气氛笼罩之下，助成了教育与工业、农业的新的开始。
  四、战时的财政收支
  抗战开始以后，孔祥熙仍为财政部长。他任职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有时兼任行政院院长或副院长。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孔在财政方面的努力，比起任何其它的人，更有功于使得抗战能进行如此之久。他遭受不少批评，也常常代替整个政府受过，甚至蒙受种种不堪入耳的恶名。现在真是应该为这位有心做好而十分爱国的人说几句公道话。
  第一、他的职务根本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得好的。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而对日本这头等的国家作战，没有那么多钱做如此的豪举。中国在战前的一年，政府税收总数不超过八亿七千万元，以每元等于三角美金计算，只不过是两亿六千一百万元而已。倘若珍珠港事变之时，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只有这么一点点，请问罗斯福与财长摩根索怎么办？再则，国民政府税收的大部分是关税、盐税、统税。这三种税都是在沿海大城与海岸盐场所征收的。战事开始不久，这些大城与盐场都被日本占了。中国没有近代化海军，无法阻止日本占这些大城与盐场。于是国民政府的税收由八亿一千万元在第一个年头便下降到五亿五千九百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