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抗战

当时零售物价涨了百分之二十二，这五亿五千九百万元的购买力，在事实上只等于四亿五千四百万元而已。
  在这抗战第一个年头，亦即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六月，国民政府的开支是二十九亿又一百万元。孔祥熙用内债弥补赤字。他以后也这样做，直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卸职之时。内债的方式，先是公债，其后是向国家银行“透支”。
  所谓国家银行有四个(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有联合办事处，称为四联总处，由四行的代表组成，由蒋介石兼任主席。这四行有权发行钞票。所谓给政府透支，是因为政府一向在四行存税收，有国库户头，户头的钱不够了，而政府需要用钱，于是便“透支”起来。换句话说，这是政府向本身借钱，所借的也是本身所印的纸币。
  政府未尝不想借外债，然而一直借不到。“借到”的只是若干物物交易的暂付款。苏联、英国、美国给我们一个户头，说是若干万，而并不给我们现金，我们买他们的军用品，逐项随时记在户头的账上，然后运去桐油、钨、锡等等战略物资，也逐项随时记在户头账上冲销，真正的外债，要到珍珠港事变发生以后的两个月，才有美国给我们的五亿贷款，称为“美国国库信用放款”，却也不是一次拨付的。
  以下是抗战八年每年国民政府的支出、非债收入(即税收与国营事业收入等等)、举债收入(单位：亿元)：
  
年 度支出(亿元)非债收入(亿元)举债收入(亿元)
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20.915.5915.32
1938年7月至1938年12月11.692.978.72
1939年(1月至12月)27.977.1520.82
1940年52.8813.1739.70
1941年100.039.1490.90
1942年245.1145.92199.19
1943年588.16158.82429.93
1944年1716.90356.091360.81
1945年1月至8月15日5346.39660.274686.12
总 数8110.041259.126850.92
  五、关于控制通货膨胀的努力
  在抗战的头四年，通货膨胀被控制得相当有效。国民政府尽量不发行太多新的法币。它尽量用公债及向四行透支来弥补赤字。
  国民政府到了一九四一年八月，仍办到了维持法币的规定价格，即每元等于美金三角，每美金一元等于法币三元三角。所以能办到如此，是因为有中英两国各有一个银行，共出两百万英镑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基金，对法币贱时买进，贵时卖出，颇为成功。其后增加基金为一千万英镑，中英两国各有两个银行参加。这两次基金把法币的汇价稳定住了，到了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七日才第一次降低法币汇价。(市场价格在一九四○年达到每美金一元等于法币五元二角三分，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降到每美金一元等于法币八元六角五分。)
  对内的举债，主要是采取发行公债的方式。前后一共借了一百五十亿法币、二十亿美元(美元公债)、两千万英镑(英镑公债)、一亿关金单位(关金公债)。用透支方式借的内债，常常是短期的，多在本年度终了以前归垫，或在下年度归垫。
  国民政府对法币的发行额，也竭力限制。最初创行法币之时，总数是十八亿三千三百万元。到了抗战猛烈进行半年以后，亦即一九三七年年底，发行总数才只有二十一亿。到了打完八年，又遭遇到中共异动半年以后，亦即一九四五年年底，法币发行总数，才达到五千五百六十九亿。
  物价随着战事的延长而逐渐上升，然而在开始三年是很慢的。第一次跳升，是在一九四○年七月，丘吉尔封闭滇缅路以帮助日本“在三个月以内解决中国事件”。中国捱过了这三个月，日本未能如限解决其所谓中国事件，丘吉尔也重新开放了滇缅路，然而财政方面丘吉尔所给予中国的伤害，已成事实。很多只能由缅甸进入中国的货品，在这三个月以内价格跳升到高层；于滇缅路重新开放以后并不回降。
  假定以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中国零售物价指数为一；一九四○年六月之时，它是四点九；经过三个月的滇缅路封闭到一九四一年六月之时，它已经是由四点九升高为十一了。
  第二次跳升是在日军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占领仰光，一九四二年五月占领腊戍之时。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中国零售物价指数是三十六。
  第二次大跳升，是国民政府应美国政府之请，动员了成百万的农民，为美国轰炸机建筑一打以上的大飞机场。杨格先生(Arthur N. Young)说：“使得(中国)通货膨胀恶化的一项主要因素是来自美国(中国为了替美国造大飞机场)。而于一九四四年上半年短短的六个月之内，骤然抛出六十亿法币(作为造大飞机场的农民的工资)。”零售物价指数于如此的震撼之下，便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升高到四百六十六(亦即一九三七年六月的四百六十六倍)。
  通货膨胀显然已经进入“跑出了界”的阶段(Running away)。国民政府又尽了三次努力来加以处理。第一项是有小小的成功；其余两项都是失败。
  第一项努力是在一九四一年把田赋从省政府手中，收归中央，作为国税，同时在中央的预算中列入补偿各省政府的费用，也准许各省政府征收有限度的地方税。不久以后，差不多立刻，国民政府又把田赋不收法币，而改收粮食，称为征实。再其后，国民政府于田赋以外，加行所谓“征购”，亦即强迫农田所有人再缴若干粮食，算是卖给政府的，由政府出“期票”，言明于抗战结束之时还钱。政府用这个方法，避免了以大量法币抛入粮食市场以购买粮食，供应一千四百万军人与应征壮丁以及很多的公务员与教职员及其眷属，与来自沦陷区的学生。国民政府于一九四一年十月至一九四二年九月这一个“农业年度”之中，就这样取得了：两百一十九万五千公吨的米，四十八万七千公吨的麦。在其后的三个农业年度，亦即从一九四二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政府又于征实、征购之外加行“征借”，取得了：两百六十六万五千公吨的米，五十七万三千公吨的麦。
  国民政府第二项遏阻通货膨胀的努力，是在香港设立一个平准基金委员会，中国出两千万美金，美国借一亿美金，英国借一千万英镑。这个委员会以法币一元等于英币三又十二分之五便士的汇率，向从事进口贸易的中外商人出售英币；也以法币一元等于美金零点零四又四分之三美元(亦即美金四分七厘五毫)出售美元。换句话说，以法币九十三元六角七分等于一镑，法币二十一元零五分等于美金一元的汇价出售英镑美元。在仅仅三个月又十三天的期间，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八日到同年十二月一日，这个平准基金会便卖掉了(也就是花掉了)一千五百万美元与两百万英镑。在香港的许多进口贸易商都成了暴富，其中有不少是来自上海，而且有受了日本人的唆使或雇用而来的。主持这个平准基金会的在表面上是陈光甫，但事实上是秘书长冀朝鼎。冀朝鼎对于来申请外汇的人，不论是谁，不论有无正当理由，一概有求必应。
  国民政府第三项遏阻通货膨胀的努力，是运用美国在珍珠港事变后两个月“颁给中国”的五亿美元信用放款，挪出两亿购买美国的库存黄金，运到自由中国卖给人民以收回大量法币，免其留在市场兴风作浪。这些被收回的法币，在其后国民政府需要用钱之时可以拿出来用，免得又要印制新的纸钞票。
  罗斯福的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用书面对中国做了承诺，说“美国财政部同意就五亿信用放款划出两亿美元，作为中国购买黄金之用。”
  国民政府一向习惯于相信美国政府任何一个官员说出的话或写下来的字(在得到摩根索承诺之后)，差不多立刻就实施出卖黄金的计划，而且不等到从美国运来一镑或一两的黄金，就先把中国自己在重庆库存的黄金拿出来卖。那是一九四三年秋天某一日开始的大事。被授权出卖黄金的最先只有中国农民银行。人民听说政府用黄金来使得法币能够“兑现”，立刻对法币恢复了信心，却并不再急于把法币抛出手外；他们来买黄金的不多，中国农民银行卖到一九四四年二月底才卖掉了相当于一百万美元的黄金而已。
  国民政府倒反而是想多卖出黄金，多收回法币。它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一日，改令中央银行出售黄金。中央银行似乎比中国农民银行更会做这个生意。它在同年的五月，卖出相当于两百万美元的黄金；在六月也卖出这个数目；在七月卖出了相当于四百四十万美元的黄金。
  然而，由于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美国的黄金运来重庆极少。从一九四四年一月到六月，总共只运来了不多于一百万美元的黄金。其后，从一九四四年六月到一九四五年六月运来重庆的黄金也只不过是相当于一千一百万美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