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抗战

而且极大多数是用船运来的，不是用飞机运来的。
  中国政府及其驻华盛顿城的代表，每次向美国政府抗议都或是被置不答复，或是用下列的说法加以反驳：飞机缺乏可载黄金的吨位(虽则为了运大量在美印制的中国钞票，却有的是吨位)；中国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黄金，而是更多的货物；中国应该把黄金留做战后建设之用。
  事实是，中国政府出售黄金政策十分有效，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一个月之中便收回了六十三亿元法币，而所花的黄金只是相当于四百四十万美元而已。中国在一九四三年年底积存于民间的法币，总共只有七百五十四亿元。倘若能有相当于四千四百万美元的黄金，便可以收回这七百五十四亿元法币之中的六百三十亿元法币。
  相当于两亿美元的黄金，以当时每英两三十五美元计算，可买到五百七十一万四千二百八十五英两黄金，亦即三十五万七千一百四十三磅重的黄金，亦即一百六十二吨重的黄金。中国民航公司曾经在一九四四年一年之中，把两千吨之多的美国印制的中国法币钞票运过中印之间的驼峰，区区一百六十二吨重的黄金，对美国空军的飞机而言，算得什么？而且倘若每一次只运相当于两百万美元的黄金，其重量只有一点六二吨而已。
  中国诚然也缺乏货物，正如战时的英国一样。美国能不能像帮助英国那样，以美国的强大海军护航，以成千的船装载货物到中国来呢？
  把黄金留做战后建设之用，也是可以接受的一种劝告。不过，更好的劝告是叫中国对日本单独媾和，以留下“人力”作为战后建设之用。
  美国财政部对中国抽后腿的幕后人物，是摩根索最亲信的助手花埃特(Harry Dexter White)。据一度曾为美共党魁的简伯尔斯(Chambers)在国会做证时说，这位花埃特曾经是美共的最活跃的党员之一。我没有责任证明简伯尔斯的话是否属实。让我在此引用杨格先生的话：“无论怎样，花埃特在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一方面阻挠中国政府买的黄金运往中国，同时却竭力促成对苏联给予一百亿美元的战后贷款。他显然是颇有亲苏与反华的成见。”
  中国曾经向美国建议，用民间的飞机运黄金到中国。花埃特却坚持只能以军用飞机运黄金到中国，同时又说军用飞机无此吨位！花埃特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以书面向摩根索坦白报告：“我们尽胆量所及而对此(运黄金)之事多方延宕。……我们认为此时再以大量黄金运华，将是严重的错误。”
  其后，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宋子文以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身分与美国国务院、陆军部与财政部的高官会谈，把摩根索自己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七日所写书面承诺拿给摩根索看，其中摩根索承诺从一九四二年五亿美元贷款之中提出两亿作为购运黄金之需。花埃特再度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十日坦白承认“我们扣留黄金，绝对没有法律的根据。……我们是在薄薄的冰之上溜冰，而一再用种种借口搪塞，而尽力拖延时间，拖到不能再拖为止……。”
  从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到同年六月十三日，又没有一两的黄金从美国运抵重庆。同时候，国民政府却以“预售黄金，定期交货”的方式从人民手中收回了大量的法币。事实上，由于美国不把黄金运来重庆，国民政府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经失信于中国人民，而且付出了相当于一千二百万美元的库存黄金。
  国民政府又必须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前，按照人民所已经预缴的法币之数，付给人民以相当于五千万美元的黄金，在同年六月三十一日以前付给人民以相当于八千四百万美元的黄金。
  人民在此以前，一向拥护国民政府，然而现在，人民花了法币预买黄金，而国民政府不守信用，不按期以约定之黄金重量十足交货，却被宋子文以一纸布告，打折扣交货，因此人民不仅对国民政府的可信度开始怀疑；而且在知道这件事是由于美国不肯合作以后，人民对由国民政府已失去美国的友谊，能否赢得对日本的战争也开始怀疑。
  六、物价飞升，飞上了天
  物价指数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的六十六点二，升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二二八；飞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七五五，又飞上了直冲霄汉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二一六七(胜利前夕在重庆一地的零售物价是一七六三)。
  摩根索在宋子文把他摩根索自己所写的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三日书面承诺拿给他看以前，似乎忘记了这项承诺，错记了这项承诺，或被花埃特迷糊得忘记与错记。摩根索以为自己仅仅承诺了划出两千万美元供中国购运黄金，而不是划出两亿元购运黄金。
  摩根索在被宋子文拿出那件书面承诺窘了他一阵以后，斥责花埃特与美国财政部其它官员：“我曾经以书面向中国政府承诺了，中国可以有相当于两亿美元的黄金……，而你们把我陷于绝对不名誉的地位。我想，这是不可以原谅的。我今天好比是一个讲定了价钱又赖账的无聊的小贩子。”
  摩根索竭力补过。他在一九四五年六月至十月输运了相当于两亿四千五百四十七万五千美元的黄金到中国，超过了当年中国购运两亿美元的黄金的申请。然而为时已晚，不能阻止中国在紧接着对日胜利之后的大灾难。
  1937上半年  指数  1.00
  1937年底  指数  1.18
  1938年底  指数  1.76
  1939年底  指数  3.23
  1940年底  指数  7.24
  1941年底  指数  15.96
  1942年底  指数  66.20
  1943年底  指数  228.00
  1944年底  指数  755.00
  1945年底  指数  2,167.00
  1945年8月14日  指数  1,763.00
  七、美国对华租借法案
  长话短说，美国对华租借法案开始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日，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与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所签的协定。美国在战时总共花了八亿四千二百五十万美元，战后又花了三亿美元作为运送日兵、日侨、韩人各回本国之费用，以及运送中国军队到日本占领区，光复故土。日兵的总数为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二百四十人，日侨是七十七万九千八百七十四人。韩人有兵有民，数目比日兵日民要少得多。
  中国人民对于美国在别国不想援华，也无力援华之时，对中国援助，一直十分感谢。中国人民也知道美国援苏援英，花钱极多，援苏花了九十亿美元，援英花了二百七十亿。没有一个中国人曾经说过什么话。
  中国人由于也是一个富有自尊心的民族，而且又有很长久的文化背景，从来并未习惯于伸手向别的民族乞讨。中国人在领取租借法案物资之时，便已下了决心，将来有一天把这些物资的代价偿还给美国。果然，最后中国人用了“反租借法案”的金钱与劳务，偿还了美国对华租借法案的全部。没有一个中国人问过：苏联与英国曾否偿还美国给他们的租借法案物资之全部或一部分。因为那根本不是中国人想管的事。
  有些记者以为美国对华租借法案是由中国人经管的，事实恰好相反。经管的是一位美国陆军的代表：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史迪威离开中国以后，经管的人是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
  关于美国对中国及其它各国租借法案施行的细节，尚未在美国与中国公布，简单的说，中国获益良多。例如，在一九四三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在缅甸北部消灭日军的五个中国师，便是用了美国租借物资加以装备的。另外有十九个中国师，在萨尔温江上游(怒江)的西岸与中缅之间的崇山峻岭之上对日军作战；这十九个中国师也是用了美国租借物资装备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倘若史迪威能对他的中国长官更为诚心合作，则美国租借物资可能会发生了更令人佩服的效果。史迪威是在中印缅的美军之司令官，也是中国战区联军统帅蒋介石的美籍参谋长。在中国为了抵挡日本的“一号作战”，而极端需要汽油与武器之时，史迪威却把当时全部的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留下，用在缅甸北部的作战。史迪威的另一错误，是违反罗斯福所同意的蒋介石的一项决定，决定在一九四四年冬天开始缅甸北部之作战。史迪威把这个作战提前一年开始，并且不通知中国，甚至不在作战开始以前的几天通知中国。
  八、中国对美国的反租借法案
  这个项目所包含的是中国为了供应在华美军薪水及其它开销所花费的法币，与应了美国之请替美国空军建造的若干空军基地(大飞机场)。总数是一千零三十八亿法币。美国也曾经以或多或少的美元，存入中国政府在美国的银行户头，一共存入了三亿九千二百万美元。中美双方均想算清这笔账，但是从来不能在汇率的计算上取得互相一致的结论。中国坚持以政府所公布的官价汇率为主，酌量弥补官价与物价指数之间的差异。美国官员却主张完全按照黑市的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