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１．邵远平（始于 １６６４ 年），《元史类编》，⑤４２ 卷，１６９３ 年成书。
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替代《元史》的尝试，按照郑樵（１１０２—１１６０ 年）
编撰的宋代制度史《通志》的体例排目。⑥
２．钱大昕（１７２８—１８０４ 年）。除了为《元史》补充了两个重要的表
以外，钱大昕在他漫长和光辉的学术生涯中对考据学研究贡献极大，据
说他还有意编写一部新的《元史》。有报告说 １９ 世纪的学者见到了新《元
史》的手稿，但那不过是向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一些研究成果而已。钱的
各种论著中包括了大量有关元代的考据题目。应该特别注意钱大昕的《十
驾斋养新录》，２０ 卷，以及他的《廿二史考异》，①１００ 卷，还有他的文
集《潜研堂文集》，②７０ 卷。钱大昕对元史研究的特殊贡献，在郑鹤声
与杜维运研究清代史学的论著中有专门论述（参看 ７９５ 页注①）。
３．汪辉祖（１７３１—１８０７ 年），《元史本证》，５０ 卷。③书名强调“本
证”，这是清代考据学家的一个高标准，集中为纠正错误、遗漏和讹写
的名字。
４．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６ 年），元史新编》，９５ 卷，１８５３ 年成书。④第
一部按照标准史书的模式完全重写的元史，使用了《秘史》和元代的多
种文献。
５．曾廉（生于 １８６０ 年），《元书》，⑤１０２ 卷，上述魏源书的重作，
对今天来说用处不大，但是为晚清考据学的元史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
资料。
６．洪钧（１８４０—１８９３ 年），《元史译文证补》，⑥３０ 卷。
７．屠寄（１８５６—１９２１ 年）， 蒙兀儿史记》。这是一部著名的晚期
传统史著。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作者任官于满洲，始对中国北疆的地理感兴
趣，用 ２０ 年时间研究蒙古民族的历史，把他的著作称为“蒙古人的历史
记录”。他选择的这个书名会使人误解该书是一部蒙古民族的历史，而
不是中国历史中的元朝史。他受了洪钧介绍的新资料的影响。在许多方
面，尤其是在史料引用的广泛和准确方面，《蒙兀儿史记》超过了所有
明、清时期有关元史的著作，包括柯绍忞的《新元史》（１９１９—１９３０ 年）。
①这是一部今天对学者还有很高参考价值的著作。②
⑤ [663]邵远平：《元史类编》，1699 年初版。
⑥ [46]见陈学霖在《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第 103 页及注 140 对该书的简介。
① [671]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北京，1935 年版，1959 年再版）。
② [676]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上海，1929 年版）。
③ [678]汪辉祖：《元史本证》，2 册（北京，1984 年版）。
④ [684]魏源：《元史新编》（江苏，1905 年版）。
⑤ [686]曾廉：《元书》（邵阳，1911 年版）。
⑥ [685]洪钧：《元史译文证补》（江苏，1897 年版）。
① [687]柯绍忞：《新元史》（天津，1922 年版；北京，1930 年二版），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
再版（上海，1935 年；台北，1962—1969 年再版）。
② 关于屠寄著作的价值及其与其他有关元史的著作的关系的评述，见余大钧《论屠寄的蒙兀儿史记》，《元
史论丛》第 3 辑，第 219—230 页。
 
《元典章》和其他元史资料
《元典章》，６０ 卷，１２７０ 年至 １３２０ 年前后的条例和案例汇编。正如一
个研究法律的学者所言：
该书收录了大量的条律、敕令、惯例、案例和官员的断案记录，由
此反映了元代法律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内容。《元典章》中的许多条目是
由元代熟悉管理和法律事务的政府官吏按照中国官府公文的式样书写
的。行文中保留了大量口语。此外，还有许多条目直接译自蒙古原文。
正由于《元典章》具有这些特点，所以传统儒士经常贬低其价值。
《元典章》实际上是一部有关元代社会史和政府的百科全书，因为有相
当多的律例是用元代特定的汉人口语形式书写的，并且在许多律例中反映出
按汉文公文模式书写的蒙古文公文的用词和语法，尽管它很难读懂并由于语
言粗糙而被文雅的汉人所厌恶。自从 １９０８ 年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出版该书后，
《元典章》引起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注意并成为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特殊
领域，历史语言学家、法学家、研究制度史的学者及其他学者都卷入了这一
领域。沈家本的刊本，是以流传了几个世纪的一个错误颇多的抄本为底本的，
在 １９７２ 年以前，所有学者使用的都是这个版本。１９７２ 年故宫博物院（台北）
影印出版了 １３２０ 年刊本，这是一个极好的本子。①日本学者对该书及相关历
史问题的研究极有价值。②
元代公文中使用汉人口语的特殊问题，不仅存在于《元典章》中，也存
在于其他文献中。研究带有汉人口语的碑文，即所谓“白话碑”，与研究元
杂剧中的语言一样，近年来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当然，这牵涉到
语言研究和社会研究两方面的问题（见第 ９ 章）。三方面的研究（《元典章》、
白话碑和元杂剧）都是在 ２０ 世纪才引起学者的注意，但是学术研究发展很
快，各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已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总的说来，对元代的研究在 ２０ 世纪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研究，对中国前现
代其他时期的研究可能都没有达到这一程度。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因为 １３
—１４ 世纪的蒙古帝国曾经直接介入了西亚和东欧国家的历史。它也反映了 １９
世纪和 ２０ 世纪日本、俄国、英国及其他强国对蒙古研究的战略意义。中国正
统的传统史学的元史研究在中国依然盛行，同时新的研究成果也从国外介绍
了进来。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些中国学者前往日本和欧洲研究
蒙古及其他阿尔泰和西亚语言；他们回国后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展开
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们还热心地介绍和翻译了大量的日本和西方学者的现代
③ [63]陈恒昭：《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法律传统：1291 年法典复原》（普林斯顿，1979 年版），第 31—32
页。
① [628]《元典章》，出版时用的是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1972 年版），
60 卷，16 册。书后附有博物院职员昌彼得的重要跋文。
② 最有代表性的是京都大学元典章研究班 20 世纪 40—50 年代的成果，包括[270]1957 年出版的《元典章索
引稿》（台北，1973 年再版）和《东洋学报》24 期（1954 年）为元典章研究出的特刊。近年的成果有[515]
植松正编辑的典章正文的年代索引《〈元典章〉年代索引》（东京，1980 年版）。[221]岩村忍、田中谦二
编校了《元典章》卷 39—57“刑部”部分——即犯罪和断案部分——并以《元典章?刑部》之名出版，2 卷
（京都，1964、1972 年版）。关于日本的其他研究成果，见[516]植松正《元代制度与社会》的介绍。
 
研究成果。一方面，有中国学者与蒙古学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另一方面，有
中国学者与国外其他研究中心的相互影响，人们可以说元代和蒙古研究在今
天已经是“国际学”。①这对中国的元史研究也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需要介绍的近年来出版的元史研究成果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在这里只能
介绍在本书各章中引用的成果。
① [106]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思特在《苏联对前现代化中国的研究》中的《元代》里，介绍了苏联的研究
情况。对其他国家研究成果的综述，现在还没有。
 
４．蒙古帝国的兴起及其在中国北部的统治
蒙古帝国的兴起在同时代或者相近时代的史料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尤其
是蒙古文、汉文、波斯文史料最为重要。
由于《蒙古秘史》的神话特征、年代含混，加之有关它的作者、成书及
刊刻年代颇有争议，常使人低估它的史料价值；尽管如此，该书还是成吉思
汗和窝阔台汗时期的关键史料。成书于 １３ 世纪中叶某时的《秘史》（更准确
的名称是“成吉思合罕讷忽札兀尔”，成吉思皇帝的根源），提供了蒙古帝
国兴起的独一无二的画面，揭示了其他史料未能提供的蒙古人的动机和目
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