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

第177章


[246] 川添昭二的《蒙古袭来研究史论》(东京,
1977 年版),对新研究成果进行了历史分析。亦见[216]石井进《中世纪日本》的有关章节, 载《剑桥日
本史》第 3 卷(坎布里奇,1990 年版),第 131—148 页。
③ [85]窦德士:《从蒙古帝国到元朝:帝国在蒙古和中亚统治形式的变化》。
④ [114]傅海波:《阿合马在忽必烈时期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
⑤ [134]傅海彼:《从〈元史〉卷 205〈奸臣传〉看忽必烈时期的畏兀儿政治家桑哥的活动》。
⑥ [376]L.毕达克:《元代的吐蕃政治家桑哥》。
⑦ [93]戴密微:《南宋陵墓》。
 
6.元中期政治
元中期政治史的研究远比对蒙古人的元朝其他时期的研究薄弱。历史学
家之所以忽视这段历史,部分因为这个时期夹在朝代创建者忽必烈汗光辉的
历史时期和妥欢贴睦尔的“末代乱世”之间,似乎缺乏历史意义。还有一个
次要的原因,就是与此有关的资料和各种原始资料的短缺。
与蒙古早期诸汗和忽必烈时期不同的是,现存的有关这一时期的蒙古和
西方文字的历史资料很少。波斯史书拉施特的《史集》,对研究早期蒙古帝
国的历史很有价值,但是只记述到铁穆耳汗时期。该书关于铁穆耳时期的叙
述,现在有波义耳的英文译本,①亦有俄文和中文译本。记述铁穆耳汗以后时
期的,有哈撒尼的《完者都史》②和瓦撒夫的《瓦撒夫史》,③这些仅有波斯
的史料主要对研究元朝与西方汗国的关系有用。由此,研究元代中期的政治
史,只能主要依靠汉文史料。
在汉文史料中,《元史》里各帝的本纪和这一时期重要人物的列传是重
构这一时期政治史的最基本的和不可缺少的史料。在后继的明朝的初期急忙
拼凑起来的官修史书《元史》的缺憾是众所周知的。④绝大多数史学家对《元
史》的整体批评都适应于该书有关这一时期的部分。
首先,没有为海山和也孙铁木儿朝的主要大臣立传。因此,《元史》的
叙述必须得到元中期和晚期文集中的相关资料的补充和确认,这些文集的作
者不少曾在官府任职。此外,亦应参考后来邵远平①、屠寄②和柯绍忞③编的元
史。这一时期最有用的文集包括赵盂頫、程钜夫、刘敏中、张养浩、黄溍、
虞集、揭傒斯、马祖常、苏天爵、欧阳玄、许有壬、危素的文集。苏天爵编
的诗文选集《国朝文类》,④也保留了许多别处未载的资料;但是,该书收文
终止的时间是在 1310 年前。苏天爵编的另一部书《元朝名臣事略》,⑤是从
蒙古帝国初期到铁穆耳朝重要官员的列传,只对我们这个时期的早期部分有
用。元朝中期和晚期的笔记,包括长谷真逸的《农田余话》⑥、杨瑀的《山居
新话》⑦、孔齐的《至正直记》⑧、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⑨都对《元史》
① [407]拉施特:《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约翰?A.波义耳译(纽约,1971 年版)。
② [387]哈撒尼:《完者都史》,马因?汗八力编(德黑兰,1969 年版)。
③ [536]瓦撒夫:《瓦撒夫史》,石印本(孟买,1852—1853 年版);穆哈默德?马丁?伊斯法尼再编本(德
黑兰,1959—1960 年版)。
④ [653]宋濂等撰:《元史》(北京,1976 年版)。
① [663]邵远平:《元史类编》(扫叶山房本)。
② [689]屠寄:《蒙兀儿史记》(北京,1934 年版)。
③ [687]柯绍忞:《新元史》(天津,1922 年版;北京 1930 年第二次修订版);重版载二十五史刊行委员
会编《二十五史》(上海,1935 年版;台北 1962—1969 年再版,以及近年来的其他影印本)。
④ [623]苏天爵编:《国朝文类》(《四部丛刊》本)。
⑤ [622]苏天爵编:《原朝名臣事略》(1335 年刊本,北京 1962 年重印)。
⑥ [630]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宝颜堂秘籍本)。
⑦ [648]杨瑀:《山居新话》(《知不足斋丛书》本)。该书在[115]傅海波的《蒙古统治下中国文化的成就》
中翻译成了德文(威斯巴登,1956 年版)。
⑧ [647]孔齐:《至正直记》,伍崇耀编《粤雅堂丛书》卷 321—324(1853 年再版;台北,1965 年重版)。
⑨ [649]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1958 年版)。
 
的叙述有补充作用。
为研究各种制度的发展,《元史》各志中的资料是最重要的材料。但是,
志的资料必须用《元典章》⑩和《通制条格》(11)收录的基础文书补充,两书
所收文书的终止时间分别是 1322 年和 1315 年。研究元代制度的其他有用的
基本史料包括 1330—1331 年编撰的政书《经世大典》①的残存部分和妥欢贴
睦尔时的几部官修书。后者包括《宪台通记》②和《南台备要》,③两书都是
记述御史台的;还有《秘书监志》,④收录了秘书监的资料。
只是在近些年来,元中期政治史在现代标准的历史著作中才得到应有的
注意。对政治史的最精彩的叙述可在《元朝史》⑤中见到。该书由中国元史界
的权威韩儒林教授主编,但写作者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员,包括著名的研
究元史的学者陈得芝和邱树森。作为一个完整的断代史的现代著作,1986 年
《元朝史》的出版是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样有用的有关元代政治
的叙述亦见于《中国通史》,⑥该书的作者是中国的另一组元史专家,包括蔡
美彪、周良霄和周清澍。李则芬的《元史新讲》⑦对元中期政治的论述最长,
但是常有不可靠的地方。
除了多桑和亨利?霍渥斯的在上个世纪的历史著述外,元中期政治没有
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直到 70 年后,才出版了窦德士的《征服者与儒士》。
⑧尽管作者主要叙述的是妥欢贴睦尔朝的政治变化,但是在书中他用前两章陈
述了他所讨论的元朝后期政治所必需的元中期背景。虽然我不同意他的主要
论点,他把出自海山系的人重登帝位的 1328 年视为元代草原政治不可逆转的
终结和元代政治生活“完全儒化”的开端的标志,但是《剑桥史》的这一章
还是大大得益于窦德士的敏锐观察和分析。
除窦德士的著作外,兰德彰关于虞集的论文①通过对这个汉人大儒谋臣鼓
吹图帖睦尔的正统和权威的分析,探讨了图帖睦尔朝的政治。韩百诗是著名
的法国元史研究专家,著文研究了蔑儿乞部的伯颜,②此人在图帖睦尔朝和妥
欢贴睦尔朝初期是官僚强人。
对元代中期和早期蒙古帝国的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很多。箭内亘关于蒙
古贵族选举大汗的集会“忽邻勒台”的经典性研究,③发表于 1917 年,是该
问题研究的开端。对帝位继承危机最全面和最有价值的研究是萧功秦的两篇
⑩ [628]《大元国朝圣政典章》(《元典章》)(元刊本,台北,1972 年重印)。
① 关于该书的全目,见[747]苏振申:《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台北,1984 年版),第 40—50 页、
64—74 页。
② [635]《宪台通记》,收入《永乐大典》(北京,1960 年版),卷 2608—2609。
③ [636]《南台备要》,收入《永乐大典》(北京,1960 年版),卷 2610—2611。
④ [643]《秘书监志》(《广仓学窘丛书》本)。
⑤ [867]韩儒林主编:《元朝史》,2 卷(北京,1986 年版)。
⑥ [876]蔡美彪、周良霄、周清澍等著:《中国通史》第 7 卷(北京,1983 年版)。
⑦ [762]李则芬:《元史新讲》,第 3 卷(台北,1978 年版)。
⑧ [84]窦德士:《征服者与儒士:元代后期政治发展面面观》(纽约,1973 年版)。
① [277]兰德彰:《虞集和他的蒙古君主:充当谋士的学者》。
② [170]韩百诗:《蔑儿乞部伯颜传札记》。
③ [549]箭内亘:《关于蒙古国会忽邻勒台》,重版见岩井大慧编《蒙古史研究》(东京,1930 年版),第
361—447 页。
 
文章,④涉及了早期蒙古大汗和元朝的皇帝。他把元代循环发生的帝位继承危
机归因于蒙古政治制度的不彻底的转变。虽然按照草原传统在忽邻勒台上“选
举”新的大汗不过是一种形式,“选举”的概念依然被各种企图谋取汗位的
力量所利用。
周良霄近年发表文章指出,元代的帝位继承依然遵循蒙古人的传统举行
仪式。⑤傅礼初的两篇文章⑥和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的文章,①虽然没
有专论元代中期,亦对元代中期帝位继承危机的研究有指导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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