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桑

 
  乔治·桑经常做非常细致的活：默默地做绒花。午夜时分，芒索给她准备好了油灯，并且陪她到工作室去，她在那里一直呆到早上六点，一边写东西，一边吸烟，她把烟蒂都扔到一个水杯里。 
  下午，她收拾房子，料理花园。这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需要很多人干活。平时有八、九个仆人，当城堡来了很多客人，或者在夫人做她的醋栗果酱时，还有一些散工来帮忙。她要自己亲手做果酱，她有自己的配方，为此颇为自豪。 
  在这里做工的人，都得到比较好的报酬。乔治·桑立了条规矩，要比邻近的庄园主多付点工钱给工人，她不愿意别人谈论主人和仆人。一个自由的人是不需要主人的，在她那里有的只是家务工作人员，各负其责。乔治·桑喜欢完美的东西，因此，她要求很高，但她叫人做事。从不使人难堪。她既不同意仆人们穿制服，也不愿人家用第三人称对她讲话。在要求别人做事时，她都采用贝里人的习惯说法："您愿意做这事吗？"而她又最喜欢人家回答："我很愿意做。"她特别要求为她服务的人具备一种品德：严守秘密。谁也不能把在诺昂发生的事讲出去。她年轻时的风流韵事始终是个秘密。 
  大自然的景象，使人体的变化变得容易忍受。秋天黄色的树木，预示着冬天的来临，而不诅咒冬天。乔治·桑也泰然地迎接向她大步走来的老年。 
  她想用仁慈做为行动的动机，来代替情欲。仁慈是一种她本来就具有的美德，有时却被她强悍的个性所掩盖。她心血来潮，就和病善待人；她希望从此始终如一地做个好人，她以为她的研究结束了。并不是甘心罢休，而是暴力的效果使她讨厌暴力。从此她只愿无怨无仇地为别人的幸福而奋斗。 
  这种思想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老年就像剩余的生命，要经历涨潮和落潮。乔治·桑将会有消沉、恼怒、邪欲、懊悔、失足和不公正。因此，她有时也会过分高兴。轻浮是一种狂热状态。而且，嘻笑声往往掩盖了内心的声音。这时，由于她希望自己前后一致，她不仅原谅了自己的过去，而且诚心要改变它，使它配得上这善良的决心。缪塞会怎样想呢？乔治·桑对于他只是一个忠诚的天使，那神秘的情欲呢？婚姻的恩怨呢？这都只不过是浪漫的形式。 
  在她写的书里，结婚越来越受人尊敬。是的，上帝希望的爱是由爱情决定的，但它又区别于动物的本能。理智干预了选择，选择是唯一的，要继续下去。 
  他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问道："如果爱情死亡了，是不是要到别处去寻求呢？" 
  女主角反驳道："为什么要到别处去找呢？不如用您赋予爱情的强大力量，去医治它那罪恶的厌倦情绪呢！" 
  除去自身邪恶的欲念，很好地去了解与之结合的人，比另外找一个人要好，这就是婚姻幸福的奥秘。 
  巴尔扎克曾把这个道理告诉乔治·桑，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它比朋友的忠告更有效。 
  这种新的婚姻哲学出现在乔治·桑的脑子里实在是大迟了，以致不能挽救可怜的卡西米尔的婚姻。此外，挽救他们的结合也不可能。有时，一个女人越是尽力深入了解丈夫，她就越难以看到丈夫可爱的地方，怎样鼓吹和解也都是枉费心机。乔治·桑对此本来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然而，老年妇人和年轻姑娘，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那些悲剧。老年妇人想到这些。不是为了自己，而为了女儿、媳妇、孙女的利益，而且，她们也总是有相当的能力去抵御别人感情的诱惑，索朗芝母亲的判断与感受，不可能与卡西米尔妻子的一样。 
  索朗芝和母亲彼此关系很僵。乔治·桑和莫里斯一起反对这个凶恶的小姑娘。她振振有词地摇唇鼓舌，无耻地挑拨离间，致使她周围的人们，莫明其妙地互相仇视。她从童年起，就目睹母亲的私情。起初，她对此加以谴责，而后，就十分嫉妒了，乔治·桑说："当我向她谈起上帝，她就当面嘲笑我。" 
  索朗芝受到一见钟情的熏染，思想露骨放肆，行为大胆无耻。这使母亲大为反感。这两个女人，一边在互相叫唤着亲爱的，其实并不相爱。在肖邦还在的时候，她们之间就暗里争风吃醋。后来，乔治·桑愿意原谅她。 
  乔治·桑两次给女儿办嫁妆：起初赠予纳博纳公馆；这幢房子被扣押后，又给一笔年金，她毕竟希望女儿的婚姻能够维持下去。 
  结果乔治·桑劳而无功。因为克莱森热是个疯子，只一年工夫，就欠下了一大笔债，不得不拿那个公馆作抵押。他使妻子破产，使岳母明显地穷了。虽然乔治·桑尽力挽救他，却枉费了心机。 
  然而，索朗芝热衷于栽赃诬陷，竟对她的朋友说母亲的债主向她讨债！她还鬼鬼祟崇地向乔治·桑隐瞒了自己家庭的真实情况。 
  让娜·克莱森热的出生，才使这母女间的关系有了缓和，却仍不能使她们亲近。乔治·桑说："如果说克莱森热是两个人中最疯狂的一个，那么他还不能算是最坏的。" 
  1851年2月，索朗芝带女儿来到了诺昂。 
  当时，乔治·桑给奥古斯蒂娜·写信说："我要告诉你，索朗芝比莫里斯早一天回到这里，同她的小女孩在这里住了四天。这小孩长得很漂亮，但是一点也不好带。索朗芝决心回来，决定要讨人喜欢，显得泰然自若，就像一个贵妇胸怀豁达。我可以告诉你的就是这些。因为索朗芝这次回来的动机和她的本意，谁也不知道。她说要到家乡来避暑几个月，而且设法祖个住所，但是，没有找到，理由是找不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她想不请自来的借口。我明确地对她说，不愿意接待她的丈夫、仆人、朋友、马匹和狗；我只愿意接待她和她的女儿。这是出于小心，提防争吵。她回答说，不打算住在我这里。因为她有很多仆人，恐怕我的家容纳不下。她说她丈夫挣了很多钱。这我相信，我只是想知道她的债务是否还清。她总是多方袒护丈夫，说他只是脾气不好，心地却很好。只要她满意，那就太好了。我觉得她只是把变为上流社会的贵妇做为个人幸福的标准。而她对于所面临的社会，无情地加以损害和嘲笑。她身体不好，这是不好的方面，我认为，那是她的过错。她有一次小产，第二天就骑马，从此，几个月她都没能恢复起来。她假装温柔地给我写了些信。我对此已拿定主意，不再伤心，也不再受骗，我心平气和地看着不可改变的事实。" 
  乔治·桑十分憎恶索朗芝和她的丈夫，认为这一对夫妇可能犯罪作恶。她恳求莫里斯不要去她妹妹家里吃饭。 
  她说："我不愿你在他们家吃饭。克莱森热是个疯子，索朗芝没心肝。这两个家伙缺乏道德，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他们认为私利高于一切。残忍的嫉妒心，早就吞掉了索朗芝的良心，去他们那里要千万小心，但别忘了我说的话。对于罪恶，人们往往不相信会发生。这不是偏见，是必然的倾向，罪恶正在残忍的人的心里慢慢地产生。这是一种狂暴的行为，通常是一种疯狂的举动。" 
  她终于承认，对她的女儿，她已丝毫没有感情。乔治·桑给索朗芝本人写信说："你的生活太荒唐了。 
  索朗芝的行动很古怪。她有时到吉勒里她父亲那里住。可怜的卡西米尔怀疑自己是否有资格做她的父亲。虽然尽了做父亲的责任，他却免不了被索朗芝埋怨。 
  克莱森热变了心，索朗芝也想效法。由于她长得很漂亮，有种特殊的美，思想又敏捷开朗，很容易打动钟情于她的人。1852年，她离开了克莱森热，因为丈夫对待她如对待模特儿。后来，她躲进一个修道院里去了。 
  从前的两个杜邦夫人，也就是乔抬·桑的奶奶和母亲，婆媳不和，全靠她在某些日子里把母亲和祖母联在一起。现在是同样的情形。乔治·桑和索朗芝在一起时，都喜欢听索朗芝的女儿说话。 
  1854年5月，新的灾难终于来临了。克莱森热得知妻子和意大利卡尔洛·阿尔菲里伯爵关系暧昧，强行闯进索朗芝的房间。经过一场可怕的争吵之后，他拿走了妻子情夫写来的全部信件，寄给了自己的律师。他离开自己的家，由人陪着到诺昂去找女儿，并且利用这个有利的机会，向通奸的妻子提出分居。可怜的孩子再次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人的手里：有时寄养在她的教母那里，有时在她父亲那里，最后被父亲送进一所寄宿学校。 
  可是，这事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初步结果。索朗芝十分激动，心碎欲裂，想改弦更张。隐居在圣心修道院，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想依靠上帝，表现出了某种谦恭："应该出现奇迹，把我的女儿归还给我。上帝能够让奇迹出现，但是，我值得上帝显灵吗？" 
  盼望出现的奇迹，终于在1854年12月出现了，法庭在宣判这对夫妻离婚的同时，将孩子托付给外祖母。 
  元旦临近了，要是让娜这时回来，诺昂将会怎样祝贺她呀！乔治·桑想。可惜，要等待判决生效。克莱森热还会上诉，而且律师是冷酷无情的。 
  1855年元旦那天，索朗芝只得拿了些玩具去夏托布里昂街的德里尼埃尔寄宿学校。她就像小时候一样，站在寄宿学校门口。 
  大冷天，父亲让女儿出去，没有注意到她还穿着夏天的裙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