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媒·戒

怎么办？于是我再次翻出2002年交给频道总监的方案，拿给当时已经调到频道企划部的廖珂。
  企划部于是开始集体讨论，讨论了无数次，最后就决定了节目的原形是可以拿来参照的，但是还是提出了几个质疑：“美国偶像”（或“流行偶像”）在美国（或在英国）确实是有市场前景的，市场非常火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国民整体素质都比较高。在国内，整体素质能不能跟得上？那个时候唱KTV虽然很流行，但是，敢上电视镜头、并且略有台风的，到底有几个？也就是说，节目的可看性，是企划部最为担心的问题。第二是观众的投票互动，在美国（或英国）也是投票，但他们有一些很好的渠道，中国能不能拷贝？当时还没有想到手机短信，互联网更没有想到，票如果投不起来，或者投起来以后真实性被质疑，将直接关系到节目的影响力。
  王伟直白的说法，印证了夏青用“友台”冠之的湖南广电内部频道之间火药味极浓的竞争。王伟说，“超级女声”的前身叫“超级男声”，第一版方案出来的时间是2003年的6月份，当时不叫“超级男声”。湖南娱乐频道那时“星姐”选美的节目很有名，做了几年了，都还不错。好，这个时候龙丹妮在经视就搞了一个“绝对男人”，那个“绝对男人”一上来就把“星姐”打得一塌糊涂，2003年的“星姐”就不行了，难以为继。4月份，频道领导就说，你们企划部研究搞个什么新节目出来，跟湖南经视对打一下，就盯着“绝对男人”打，输赢其次，能把“绝对男人”的收视率抢走一部分也是好的。
  王鹏和王伟的说法大同小异，在他的记忆里，当时整个湖南电视娱乐界都处于焦灼之中。电视三法宝：电视剧拉收视率，节目打品牌，活动升影响力。大家都绞尽脑汁变花样。但广告总量普遍下降，蛋糕就那么大，大家永远在一个小圈子里，能从你嘴里抢一块是一块。那时候，娱乐频道做个选美，经视就做个“绝对男人”；娱乐频道做个“超级男声”，经视就做个“明星学院”，还有大大小小的歌手大赛、热舞派对……大家永远在省内，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都在寻找突破点，都想“破茧而出”。事实上，瓶颈不在于节目内容，而在于体制。（参见2005年9月5日《新周刊》）
  “美国偶像”是女的男的一起做，娱乐频道的定位是只做男的，以唱歌为主，当时流行真人秀，他们的节目就用真人秀的形式，在电视上唱，超长时间的电视直播，就这么简单的几个电视元素，第一版方案叫什么“情歌王子”，很滥的一个名字——是当时的企划部取的。
  “情歌王子”差一点就要被毙掉了，当时不敢瞎要钱，只做了20万元制作经费预算，娱乐频道领导的意见不统一，谁都拿不准前景怎么样，风险很大，但那时确实没有节目做，几乎没有选择。最后因为张华立的同意意见获得了通过。
  即使在湖南广电，张华立的口碑都算不错。他自称是个具有颠覆性的人。“电视不是艺术，有文化的人做没有文化的电视”，据说就是他的言论。
  夏青们运气好，张华立给了“超级男声”50万预算经费。
  频道通过是第一关，还必须向湖南广电申报。
  夏青的书里详细地说了节目策划和向湖南广电的申报过程，所有的悬念似乎仅仅限于名称的修改。在“情歌王子”改为“超级男声”后，欧阳常林和魏文彬最后批准了这个节目。
  这只是湖南广电众多频道申报的“重点项目”中的一个。
  在那个阶段，娱乐频道企划部——也就是王鹏王伟他们，并没有做任何品牌规划，准确地说，没有一个人先知先觉地看出“超级男声”有成就大家气象的迹象。
  “2003年，湖南娱乐频道推出‘超级女声’的前身‘超级男声’，‘超级男声’开办之初，一般只有几百人参加，多数时候，还要电视台找人‘做托’，才能凑足人数。但等到节目开播后，报名人数每日以200人的速度递增，两周内就有3000多人报名。”（见2006年4月27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
  这已经令他们感到惊喜了。
  最主要的是，收视率慢慢上来了。
  但最后的结果是娱乐频道一分钱都没有赚，反而亏了，既没有企业冠名，广告费收入也没见增加多少。夏青设计的“一举三得”并未实现，节目好却不赚钱。
  客观地说，此时此刻还不能用“好”字来评价第一届“超级男声”。
  “两年前，你告诉我‘超级男声’会变‘超级女声’，而‘超级女声’又会像现在这样红得发紫，我会认为你是神经病。”湖南娱乐频道一位一直参与“超级男声”、“超级女声”节目制作的工作人员半开玩笑说。（见2006年4月27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
  更大的可能性是这样，对于当初创办这个节目的动机之一，“超级男声”总算替娱乐频道出了一口鸟气。
  在当时，他们谁真真切切地想到了，他们其实已经一只脚踩到了一座富得流油的金矿之上？
第二节 “超级女声”的超级媒婆
    我曾经向读者交过底，如果我就同一事件或现象反复去说，请不要奇怪。这正好是本书的特点，它的串连不是线性的而是事件性的，我能做的不过是不停地转换视角，从而让同一事件或现象获得不同的呈现。“
  超级女声”获得前所未有的知名度之后，派生出了许多称谓，如“超女教父”、“超女教母”、“超女推手”之类，巧立或自揽各种各样的名目的初始动因，应该不完全是出于邀功自赏或论功行赏的心理，还有一种担当，因为“超级女声”从它问世的那一天起便连遭诟病，伴随着它鼎沸的名声和堪称奇迹的影响力，主流意识形态总是毫不吝啬其忧心忡忡，一些家有儿女的家长和关心祖国前途与命运的忧患人士，也一直在用他们的声音防范着“低俗文化”和一夜成名思想对下一代的侵蚀。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当“超级女声”越来越火暴，便很快演变成一种社会性的群体事件后，湖南广电单方面对它进行掌控的能力，越来越弱，它似乎变成了一个无人看管的舞台，谁都可以上去“秀”一下或“献丑”一下。
  我曾问过王伟，他该叫什么。
  王伟笑笑，反问我，既然大家把该叫的都占了，我去争这种虚名有何意义？更何况这种称呼都是与领导职位直接挂钩的，而与你是不是曾经主导过、参与过并没有多大关系。
  “超级女声”其实就是一档参与者众多的群体性娱乐节目，只是由于它开创性的意义和不可估量的影响力，才被人津津乐道或口诛笔伐，才被人拿来说事儿。
  媒体曾经广泛流传，说四个男人捧红了“超级女声”。根据2006年4月27日《21世纪经济报道》的说法，“超级女声”的总策划是魏文彬，总指挥是欧阳常林，第一推手是张华立，另外一个男人自然是王鹏（该报未给他冠名）。
  在上述按行政职位排序的榜单中，自然看不到王伟的名字，夏青和廖珂也没有。
  他究竟算什么呢？那就看看他具体都做了一些什么事。
  王伟说，如果非要一个定位，给我一个远房亲戚的称呼就行了，叫表舅表叔都可以，其实我也就是按照领导的指令完成了一份分内的工作，真的。在外面联系业务的时候，我会打“超级女声”的牌子，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可以省去很多口舌。去年湖南广电出了一本名叫《超级团队》的书，把我和我的团队比喻成丐帮，我觉得也还不错，挺像的。
  衣着褴褛、拿着打狗棒到处要饭吃，这就是《超级团队》给王伟他们的定位？这是出于王伟内心的淡定还是一种无奈？甚至是一种自我奚落？旧天娱传媒对于“超级女声”的功劳或苦劳体现在2003年和2004年，那个时候是一个品牌的培育期，没有这两年的积累和推动，就不会有2005年的顶峰。王伟始终强调天娱传媒与湖南卫视这一强势资源整合的作用，认为这是把“超级女声”推上顶峰的一个重要契机。
  中国有很多这种参与者众、突破了原有系统的工程，只要一被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性质认定，其中的参与者便会在第一时间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而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
  我初步认为这完全是在行政体制下的人才有的一种思维定式。把同样的问题放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就非常简单，大家分工协作以追求公司的整体利润，事先有规划，事中有协调，事后能量化，论功行赏，奖罚分明。
  王伟处在官、商两种色彩都有一点儿、又都不完全彻底的旧天娱传媒副总经理的位置。往左靠，想借“超级女声”的名声加官晋级或者做业务方便，可以理解；往右靠，他的这种超然物外的平淡态度，也可以理解。
  其实这个问题并非不能解释，2005年的“超级女声”，曾经让湖南广电的主要领导面临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魏文彬、欧阳常林乃至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主要的党政领导，确实给了极大的支持，应该说功不可没，说魏文彬、欧阳常林是“超级女声”的灵魂，张华立是第一推手，一点也不为过。
  而2004年的超级女声王鹏和王伟是项目的主要执行者，王鹏主内，负责与湖南卫视的组织协调；王伟主外，扮演了一个打头阵和游说合作伙伴的角色，他在2005年以前的作用，有点像把一个丑女嫁掉的媒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