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媒·戒

  在苏建华的叙述中，我看到了一个平淡是真的婚恋故事，对他懂得并善于激励人的妻子充满敬意。我的两本小说《青瓷》和《红袖》出版和畅销以后，有很多女性朋友问我怎样才能当好妻子，我的回答跟苏太太的做法大同小异，就是态度真诚地夸奖他、鼓励他，男子汉大丈夫就是这么茁壮成长的，当然这是题外话。
  从苏建华的叙述中我没有看到他的所谓悲愤，按照通常的理解，那是愤青常干的事，因为怀才不遇、因为对社会莫名其妙或理直气壮地不满而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地悲悯与担当。在我看来，不管工作还是生活，苏建华其实挺顺的。
  苏建华笑笑，这样回答我，悲愤并不是一种装腔作势或虚张声势，如果你认为人的生活、人所处的社会，应该公平、幸福一点，而且完全有条件更公平、更幸福，却偏偏不是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可能保持心灵的平静？我这样说其实是超越了个人得失和个人恩怨的，是以一种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社会为参照的，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你明白吗？
  我想我明白。
  但这远远不够，我还得让我的读者也明白。
  我就这个问题与苏建华进行了比较广泛而深入地探讨，我大学本科念的是哲学，你想我会怕形而上的东西吗？当然我主要是启发苏建华说。
  我们将很快发现一个有思想的电视节目人思维的逻辑性和语言的流畅性。在把他的录音整理成书时，我只要更换一下人称就行了。
  苏建华说，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尽量立意高一点。我们不是为了个人的恩怨去拿自己的生命与前景去赌博……，哪怕我们自己在实际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个人恩怨，但是平心静气地一想，这种个人恩怨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其实是可以很快让人释怀和遗忘的。我们希望在把传媒事业搞好的前提下，让自己的利益得到一份保证，如此而已。
  苏建华说，我原来跟王伟不是很熟，我来了之后，是慢慢了解他和他这个团队的，我没有想到他们原来这么优秀，非常优秀，能够做大事，而且能力很强，潜力也很大。我不是瞎吹，我用不着瞎吹。国内的国外的一些传媒人，我也接触过，也了解，象王伟他们这么优秀的，真的不多。但是，让我惊异的是，这么好的一个团队，居然长期以来没人管它，象后娘养的似的让它自生自灭。如果不是被逼无奈，谁会愿意离开自己亲手创办的公司？对于他们的思想状况，天娱传媒的头儿不知道吗？娱乐频道的头儿不知道吗？湖南广电的头儿不知道吗？为什么他们那些个“头儿”就不给王伟打个电话？找他聊一聊，看能不能帮助解决一点什么问题？为什么就只有王鹏走马观花似地过来看了一下？在体制里混的人都是冷血动物吗？只要不伤及到自己的利益，就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吗？
  苏建华说，我觉得你要写的这本书，可以对个人网开一面，不要过多地伤及无辜。但是，对旧有的体制一定要非常深刻的剖析它。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仅是防碍了我们个人的事业，而且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讲，这个僵化了的、计划经济的体制，已经严重地损害到了国家的软实力的建立，严重地损害到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我不是危言耸听，你现在打开电视，你看你有什么东西可看？好东西不多的。
  苏建华说，中国现在处于这么一个时代变革的伟大时代，一个危机和机遇并存的时代，真如逆水行舟，不往前走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可是，在文化意识领域，却总有个别人还在往后看，往后退。这是什么造成的？肯定是体制造成的，因为党和政府是一直大力倡导文化建设的呀。
  苏建华说，就说王伟这个团队吧，他们其实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很想在文化领域（无论是经营也好还是艺术创作也好）有所突破。但是目前这个体制已经不行了，已经容纳不了它了，已经不能给它提供一丝一毫的发展空间了。可是，我们一些体制里的人，还在那里痴人说梦。
  苏建华说，湖南广电的战略，不是要走出去立起来吗？我跟你讲，说走出去是绝无可能的。你的愿望可能是良好的，但是现实中是绝无可能的。我们中国的电视事业、中国的文化事业，目前来看是不可能走出去的。为什么？不是我们中国人缺乏创造力，不是我们中国人不愿意走出去，也不是我们没有文化的底蕴，是我们的体制已经严重干扰和影响到了我们的文化创作，你的文化艺术产品跟人家比完全没有竞争力，就象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文化艺术产品也还不能跟咱们中国比一样。
  苏建华说，现在回过头来说悲愤，决不是对任何个人的悲愤，而是对这个体制的悲愤。我觉得这个体制不行了，是真的不行了，已经缺乏存在的理由，一定要把它打垮。你不把它打垮，它就会把你拖垮。我热切地希望你的这本书能对这个体制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剖析，如果能引起最高层的重视那是最好。你看看，这样一群普通的电视人，文化人，媒体人，他们内心有无数的激情，他们很想为中国的文化事业、民族的文化振兴做点什么，但是他们有劲使不出来，完全是这种状态。我明明知道有很多好的东西，我无法去做。表面上你比如说这个超女，他的产权，责权不明晰，知识产权不明晰。表明上看好象损害的只是某些人的个人利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但是它最终损害的是什么？是我们整个文化产业。如果我们的知识产权不能用制度去保护它，我们的创造力，我们创作的激情，要做事业的激情，没有一个落脚点，没有事业去鼓励他，反而还有这么多这啊那啊的绳子来束缚他，这个怎么搞得下去呢？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在很多方面已经没有什么差距了，人家能盖什么房子，咱们也能盖什么房子；人家能造什么机器，咱也能造什么机器。你瞧，咱们这一届奥运会办得多好，精彩绝伦，这可是人家说的。
  苏建华说，我们的区别其实就在精神层面。表面上有些东西看上去是物质的，实际上都是精神的。比方说搞好周围的卫生环境、排队上车等等，其实是人的精神面貌的反映。如果你在这些方面都做不好，证明你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价值观念有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文化创造、文化产业、文化创作方面又受到种种束缚。中央的政策没有问题，下面的执行有问题。现在还有什么人敢出来讲个真话？真正的、客观的、一针见血的来评论一些事情？在湖南广电，在我走之前，八年前我已经没看见过什么有激情的人了。这次回来我最大的发现，是王伟和这个团队还有激情。是他们重新点燃了我的激情。
  我插嘴说，我看到你的悲愤了，但是，你知道吗？为了这本书的出版顺利，我可能会主动删掉一些过激言辞。没有人逼我这样做，但我骨子里有一种向权贵讨好的献媚心理，你说它是个人的劣根性也好，是民族的弱点也好，反正我有。
  其实我承认这一点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对于我的形象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减分的项目而不是一个加分的项目。可是，一个社会的先进和活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它能为每个有才华的人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象超女，可以把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姑娘，通过那么一个平台，让她成为一个偶象。正是这一点，证明我们的社会是先进的、有活力的。第二，先进的、有活力的社会，一定是兼容并蓄的，有极广阔的胸怀包容一切，它有这种充分的自信，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无须向谁献媚，他能本色地、充分地表达他的自我与真诚。
  让我们还是听听苏建华到加拿大以后的故事吧。
  苏建华是2001年3月31号到的温哥华，6月1号就开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上班了，做新闻主播和编辑，他们那个电台算是加拿大华人华侨办的中文媒体里面最大、最有规模的，但是，收入仍然不高。他们的节目是在晚上，每1个小时整点播出5分钟新闻节目，那时候拿的是最低工资标准，8元加币一小时，好在工作量不大，什么加通社的稿子啊，包括新华社的稿子啊，还有几个新闻终端，拿起来按套路一整合就可以了。
  作为一个电视工作者，能在海外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做与自己原来的专业相关的工作，已经非常幸运了，只可惜收入太低，不能靠这个来养家糊口。苏建华于是开始琢磨怎么挣钱。那些出国的人，每到新的地方找工作都要看当地报纸的招聘栏，苏建华发现招汽车技工的特别多，便在当地技工学校培训半年之后，当上了一名修车工。也怪自己调查研究不仔细，一看报纸上说一个小时几十块钱，就动心了。但他忽略了一点，就是人家那边工资的算法，不是象在国内，说我找了一份工，每天8个小时，一周5天，每个小时基本工资多少钱，几项一乘就是了。人家的概念完全不一样，它是叫浮动工资，也就是说当你做了这么多事的时候有这个钱，没做这么多事的时候就没这个钱，算的是你实际工作的时间。可实际上任何一个修车行，并不总是有活儿干的，有时候事情很多，大家都很忙，有的时候没什么太多事，大家就闲着。闲着的时候可没钱给你，这样平均下来工资也不高。
  苏建华那时30岁出头，以前养尊处优惯了，到了那么一个残酷竞争的环境，哪里受得了？那些修车师傅骂起人来很凶的，不管是西人还是华人，只要是新手或新来的总是挨骂，就是无缘无故恨不得抽你踹你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