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媒·戒

人们看到这种人要么是东奔西跑地忙于事务，要么疲惫不堪地躺倒。属马的人总是富有激情而勇往直前。
  大学经历跟一个人的成长密切相关，对邹高峰来说也是。邹高峰上的大学是吉首大学，位于湘西边陲，不要说跟清华北大没法比，就是在湖南，排名也不靠前，有时候甚至需要降分才能完成招生计划。但邹高峰对自己的母校不是看不起，而是充满敬仰，认为在那个环境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如果你知道了那个学校的校志，说不定也会对之肃然起敬。它的校志是“不以校名人，要以人名校”。我得说相比于其他高等学府那些假大空的政治口号，这个校志充满了自尊自强的激励精神。何况吉首大学的毕业生中还真的出了不少名人，比如说杨正午和龚曙光，前者曾任湖南省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后者现在是湖南省出版控股集团董事长，是中国出版、传媒界数得出的强人，不仅一出手就把《潇湘晨报》办得名震全国，其旗下的出版集团也即将整体上市。
  榜样的激励让邹高峰有了奋斗的目标，但并不意味着作为在校大学生的他没有危机感。邹高峰1998年入学，是吉首大学第一届新闻专业的学生，这个专业是学校里的实验田，邹高峰和他们一班的同学就是实验品，老师也就比他们大四五岁，因为没有教学经验而显得很低调和谦虚。怎么办？大家一起摸索吧。邹高峰属马人的性格开始崭露，东奔西跑找电视台实习，牵头在学校里办话剧社团，筹办学校电视台等等。
  值得一提的还是跟当地一些电视台的合作。合作太好听了，其实就是为电视台提供一群免费的劳动力，全班42个人，每周分批到电视台新闻部去，干什么？替人家打开水搞卫生，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替人扛设备，能够被人呼来唤去似乎就是机会，因为能够亲眼看到别人怎么做新闻。
  邹高峰刚读完大一期就被送到部队里去了，湘西武警部队，利用寒暑假象新兵一样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被学校选拔送来的学生不到二十人，他们的任务非常明确，训练合格以后回校负责下一届新生的军训。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教官完全把他们当成了新兵蛋子，口令动作不到位，轻则批评教育，重则打骂体罚，没有什么客气可以讲的。教官对邹高峰说，你知道怎么喊立、稍息、一二一吗？对着一排树练去吧，等到你练得中气充足、正字腔圆、声音洪亮并且那些树都能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了，你就合格了。
  这没有难倒刚刚成为预备党员的邹高峰，在体能方面，他带着一种自虐心理磨炼自己，觉得连苦连累都吃不消，那还叫男人吗？在为人处事方面，他学习与人沟通的技巧，特别注重团队关系。他背后的动机非常明确，把大学当成一个全面锻炼自己的机会，大学毕业以后他必须在省城长沙的电视台找到工作。
  我问他为什么一定得是长沙而不是北京上海或者广州深圳？
  邹高峰说他不能太好高鹜远，其所以选择长沙，一是因为那时电视湘军在全国已小有名气，自己只要找到机会一定能有一番作为；二是他不能离家太远，来自衡阳农村的他家庭条件并不好，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他必须尽早工作以减轻家里的负担。正是第二个原因让他放弃了留校和研究生考试。
  2001年邹高峰大学毕业之前已经在湖南经视实习了几个月，临找工作的时候他有三个志愿，第一是湖南经视，因为跟台里的人多少有些熟悉，人家对他也多少有了些了解；第二是湖南卫视，因为他听说那里在招人；第三是湖南公共频道，那是一个新组建的频道，因为基础薄弱相对来说可能更有机会。优秀大学毕业生邹高峰后来将第三志愿作了主攻目标，因为前面两个台人才济济，即使进了前两个频道恐怕也得跟在人家后面干上很长时间，进湖南公共频道就不同了，在一个相对弱势的平台自己更容易脱颖而出。邹高峰比普通的大学毕业生显得成熟和有社会经验，他直接去找台长，台长一眼就看中了他，一上班就让他独当一面。
  一开始是做一档国际新闻节目，做节目编辑，没有新闻资源也没有像《都市一时间》那么强的阵容和良好的设备，怎么办？他们就找差异化，别人有的、已经做得很好的，不能跟人家硬碰硬，必须另辟蹊径，寻找别的强势媒体进行横向嫁接。邹高峰当时已是主创人员，找到了跟新华社湖南省分社合作的机会，专做国际新闻，叫《新华国际》，到2003年的时候，在省内已经做得很有些名气了，适逢伊拉克战争爆发，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那里。邹高峰带了四个编辑，加自己加制片人总共六个人，每天必须保证半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工作量和劳动强度相当大。他们的节目不仅是资讯的简单传播，还注重与观众的互动，每天通过手机发信息关注他们节目内容的人都要超过十万人次。当时有个记者叫苏小波，他是新华社驻伊拉克的记着，战争开始之后到了多哈，他是湖南人，当时所有的新闻稿都是他提供的，来自于战争第一线的实时新闻，非常难得。那时可以说是举全台之力在办这个节目，不管是台长还是邹高峰节目组的人，都可以在台长办公室与前线记者连线。一有重大新闻还经常半夜被拉起来，又苦又累，可是觉得特别有激情。
  这个节目并不纯粹是对现存资讯的编辑，还是带有一定的策划含量的，体现了邹高峰独特的视角和创意能力，这一点让他们台长很欣赏，有意提拔他做都制片人，就做国际新闻。
  那时频道成立了一个新的栏目，叫公共新闻网，可以做本土新闻。栏目刚刚创办，正在频道内招兵买马，我们熟悉的金涛已经在那里工作。
  邹高峰这时再一次面临选择：是等着做制片人，还是到那个栏目组去？
  这期间邹高峰抓了一个热点题材：保卫钓鱼岛。热血青年给台里打报告，希望能亲自上船作现场直播，可惜没有被批准。参加这个活动的有湖南大学的一个旁听生，邹高峰联系上他，让他带上摄像机拍了素材回来，他们据此做了一集《保卫钓鱼岛》，获得了省内当年度新闻二等奖。
  经过短暂的犹豫，邹高峰决定放弃做国际新闻。他是这样考虑的，国际上不是每天都有重大事件发生，作为一个省级非主流电视台的国际新闻栏目，每天做的工作主要还是一些编辑性的，审审稿呀，把把关呀，秩序编排一下呀等等，很少有创造性和挑战性。另外一方面，邹高峰的梦想是做新闻记者，直面社会、深入生活，仗义执言、舆论干预，邹高峰心目中有成为无冕之王的隐秘情结。
  就这样，他跟金涛成了同一个栏目组的同事，两个人一个办公。
  进去以后才发现，那个栏目虽然是新栏目，记者也是一些新记者，但他们每天想的东西和他不一样。很现实，很功利，很实用主义。电视台员工的正规工资并不高，邹高峰从起点工资500元拿起，拿到了1600元，大家都把心思放在跑时事新闻上，最爱跑企业那条线，记者改善经济条件主要靠红包收入，这在行内行外都是公开的秘密。
  但红包也不是那么好拿的。
  有一次喜力高压锅在长沙搞新闻发布会，通过广告部找到邹高峰，他们就去了。按行规，应该是签到的时候发红包，但那次没有，说要等他们做完采访把稿子写出来了以后才给。真到了那个时候，对方又只给了两个红包。邹高峰提醒他，他们去了三个人。那人说我知道你们来了三个人，但红包这会儿只能给两个，要想拿到另一个，得等片子播出来以后到他办公室去拿。邹高峰当时非常生气，把红包丢给他，说钱不要了，稿子也不发了。
  这件事让邹高峰一下子明白了记者在别人眼里的地位：你们狗屁不是，为了区区几百块钱，就得忍气吞声，就得出卖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职业操守。
  他想到每一次面临这样的机会时同事的态度：生怕别人多拿了而自己少拿了；拿了红包回去还要忍受别人的冷嘲热讽，感觉特别不是滋味，心里很难受，难道自己一辈子的理想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混饭吃？
  后来邹高峰就跟台里说给我两个人，我们自己弄一个记者组，把专题报道做起来。
  台里也想提高新闻栏目的力度和影响力，便同意了。
  邹高峰给他们自己的定位是针砭时弊，选择带有负面性的事件做深度报道，换一种说法就是舆论监督，叫揭黑也行。
  从此以后，邹高峰他们就再没有红包可以拿了，有时候甚至还得让自己的生命处在一种极度的危险之中。
  让我们从郴州临武的那次采访谈起。
  郴州因其矿产丰富，有“煤炭之乡”、“有色金属之乡”、“非金属之乡”之美称。与此相随的，竟然是郴州地区经年猖獗的非法违法采矿选矿活动。掠夺式开采、资源破坏与浪费、安全事故、环境污染等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以至多年以来郴州各级政府的监管和执法部门陷入屡次整治屡次反弹的“怪圈”。以“护矿队”名义存在的黑恶势力也应时而生。黑恶势力与黑恶势力、黑恶势力与合法矿山因争夺矿权的械斗事件时有发生。从新闻来源的角度来说，郴州总是“猛料”不断，后来终于因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等人的相继落马而再次“饮誉”全国。
  2004年，郴州市临武县某煤矿发生了执法人员与“护矿队”冲突事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湖南公共频道也作了报道，但邹高峰觉得深层的东西应该不会那么简单，想就整个事情对那个地方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做一次深度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