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

  八五年前后，先生曾要我读《尼克马可伦理学》。先生多次讲，读哲学一定要考虑伦理学问题，道德哲学是极要紧的。我以往读亚里士多德多注重形而上学和政治学的问题，先生认为是极大的缺失。其实先生很早就提醒过我，说《尼克马可伦理学》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本书。后世治伦理学的人所讨论的各种问题，在这书中都有论述。但我读研究生时忙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梳理，竟一直未得空读亚里士多德，毕业之后才重回古典。读《尼克马可伦理学》我用的是勒布古典本。不懂处问先生，他对该书极熟悉，谈起来如数家珍，问他问题，总是随口解答，还常常告我某卷某节也谈到相关问题，可参阅。我在所里资料室查到先生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长文，细细读了，收益颇多。但向他谈及，他却说这文章受当时大气候影响，谈阶级论过甚，叫我还是直接从原文领悟为好。
  二OO七年初，去国十七年后回京看望先生，在炒豆胡同老宅整理残简，竟然翻出一页与先生的对话记录，纸已发黄变脆，似乎一捏就碎，重读这几行文字，回想往昔与先生对坐，听先生解惑的情景，啊，那醉人的、一去不复返的时光！这页残简中记着如下对话：
  问：求善难道没有现世意义吗？
  答：亚氏以为幸福即是善的尘世报答。
  问：但又何谓幸福呢？它难道不是一种心理感觉吗？
  答：幸福当然是一种心理感觉，但是一种有伦理意义的心理感觉。
  问：既然是心理感觉，那就无统一标准，而善在伦理学中是有特指的，此两者如何交汇？
  答：那就需要确定幸福的含义，幸福的层次，一，心理上的愉悦、快乐，二，崇高感，三，美感。亚氏的层次，一，动物性、植物，是基础，二，理性独为人类的特性，无理性即无道德。
  问：柏拉图的范型伦理，善的范型难道不是普适的善的理想标准吗？不是暗含抽象于尘世的诸种行为的普遍范型吗？……问答中断以后，是我手记的几段话，大约是先生后来所述：“为一无道之邦‘自豪’是为大恶，因为自豪必是德行。自豪之人必备完美德行。”“最高幸福不是道德状态，而是智慧的工作。直觉是最高机能，所觉皆崇高事物，故此得之乐为真乐”我的记录太简略，有些句子由何而来似应有上下文才好理解，但当时每次对话都令我茅塞顿开。
  八四年，先生自全国伦理学学会中退了下来，少了些虚头八脑的名义，也避开了那群“马列主义老头老太太”，我为先生高兴。先生这种尊贵之人，与那些污七八糟的萎琐之辈周旋委蛇，我想起都觉心痛。先生退下来之后，更常召我去家里，或谈音乐，或聊形势，或论思想，或讲掌故。先生想谈的事极多，开口就停不下来。当时甘阳已经开始筹划他的丛书，我见他挑的那些书好，便愿意助他一臂，上手帮他打点编委会杂务。为编委会的事常去北大，每去必拜先生。先生对编委会的事情极关注，给以高度评价。甘阳曾想在编委会之上设一个学术顾问委员会，请一些老先生为编委会的学术方向提提建议，名单上就有先生的大名。此事商议过几次，甘阳却终未下决心实行。
  十一八九年底去国之后，难免要考虑在国外安身立命之道。心中所念也大多是政治问题。有一年多的时间，所读之书竟全涉及英美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没有什么超越的思想向先生汇报。那时家事国事天下事纠缠一身，心情颇劣，整天恍惚在《未完成交响乐》的氛围里，给先生的信也少。倒是先生常有信来，多不长，询问我在国外的境况而已。先生体谅我的难处，从不问我在干什么，只是鼓励我多看、多听、多想。先生对国内急剧左转的政治气氛很担忧，也很无奈。九一年来信说他心情颇不舒畅，也想出国呆一段。年底突然接到他从印度寄来的信，知先生去了印度桑地尼克坦的泰戈尔国际大学。泰戈尔曾希望“这所大学是印度献给全人类精神财富的代表。它向四周奉献自己最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汲取他人最优秀的精华，这是印度的职责”。先生在这里要盘桓一年左右，除了给学校开几次中国文化哲学讲座之外，再无他事，正可以读书冥想。在这《吉檀迦利》的故乡，“如今正是时候了，该静悄悄地同你面对面地坐下，在这寂静的横溢欲流的闲暇里，吟咏生命的献诗”。
  不久就接到先生从印度寄来的文稿《人间野语》。先生劈头就问：“这个世界可爱吗？
  你真的爱过它吗”？先生分析道：“在这个世界上，偏有一些人，不肯进步向上，他们不做人事，偏做鬼事，……老百姓称之为魔鬼。即是魔鬼当然不认为这个世界是可爱的了”。先生痛省到，“我们受这些魔鬼的欺骗够多了，够久了……，他们的权力让我们的天真丧失，本性丧失，这还不算，甚至还要我们不能不同他们一起，在这个世界共同作阴暗的工作。我们耗尽了心血，作了违心的事，有时对魔鬼还感谢不已。这真是人生最大的悲剧”。但先生并不绝望。这世界终究是可爱的，因为有那样一些人，“他们仍然若隐若现的留存人间——不，也许更象夜间的皓月，照耀着人间，不与热烈的阳光争胜，却静静地冷眼看世界。人在烈日刺激下，总是不敢抬头看一看太阳，只能低着头看着太阳在地上的影子。但一到夜间，推开窗户，或独立窗前，便可放开眼目看月亮，看星星了，这是面对面的欣赏，面对面的倾吐，这是何等畅快呵！”
  随后，在桑地尼克坦的绿树浓荫下，先生把眼光从天上皓月转向人间历史。这次他向伟大的莎士比亚致敬，用哲人之笔撰写历史之剧。先生写就了三幕历史剧《秦镜高照》，反思秦王朝兴之也速，亡之也速的历史。先生虽是从儒家的传统立场来看待秦亡原因的，但其着眼点却是中国的现实。先生借子婴与宦官韩谈的对话来阐发国朝几十年不得安宁的原因。
  韩谈：“我是觉得我们的国家，弄到今天这个样子，真是十分可悲的现象。统一前，天天打仗，天天听杀死敌人多少的消息……，统一了，我们都以为天下安定了，谁知不久就感觉战争似乎还在打。但是，它不是在关内或关外的战场上，而是在秦国原来的国土内，起初，也许可说是在儒生范围内，被杀的人，也不过四、五百人，后来，扩展到同情儒生的人也逃不掉……。这种杀的办法，定罪方式，弄得人人自危，谁也不敢吭一声。甚至还要闭起眼睛，拍手称好。否则也是犯罪。这算是国泰民安吗？”
  子婴：“你看，发生这情况的原因在哪里？”
  韩谈：“首先，始皇帝在统一天下后，总觉得自己在战场上有大功劳，有自己成功的经验，过度相信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众叛亲离。还有，最大的错误，恐怕还是，搞不清楚什么叫‘战时’，什么叫‘平时’。什么叫夺取政权，什么叫维护政权。国家一有什么不如意事，就疑神疑鬼，就用战场上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手无寸铁的臣民或亲友，这样怎能不把和平安定的世界变成恐怖世界？即使是建国元勋，但治国无术，动辄就拿起刀剑来骇人，还不会把国事弄得一团糟吗？”
  这里潜隐着的问题已不是简单的“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判断，而事涉一个国家如何长治久安。是以战争方式治国，还是要走宪政国家的道路。先生借秦二世与赵高的对话，讽刺那些前不久还以秦王朝方式处理国家事务的红朝肉食者。
  二世：“赵老伯，你的话，更说得我心里如雷一般震动。我想不到为了一顶皇冠，竟要这么多的亲属流血，我真有些心软了。”
  赵高：“你的心太仁慈，这仁慈是不能对付政治大事的……。我看，你该横下一条心，再多杀一点，一方面可增长威风，一方面如能把杀人看成政治上常有的事，好似从水果袋中取桃子一样，久了，你的心就会慢慢地平静下来了。也许还是一件快乐事呢！”
  九二年底，先生回到北京。邓南巡之后，左风稍敛，先生又乐观起来。我写信劝先生对国朝中事不必太放心上，这个国家要走的路还长，先生还是多多保养身体，冷眼旁观的好。
  象我这种人，关心国朝政治也不过是关心裹在政治圈中的朋友，所以体会不到先生对民族国家惓惓衷肠。那些劝慰先生的话轻飘的象一缕浮烟。
  几年间，我们在法国安顿下来，心里就存了个念头，想接先生来法国住一段。九五年初，和嘉映商量能否实现。雪正好回国有事，便去面见先生，请先生首肯。先生很高兴，说能来法国见见我们也是他的愿望，于是雪便去安排机票、签证诸事。正巧灵羽也要来法国，便请她陪送先生。以为万事妥帖，谁知临启程前一周，嘉映来电话，说先生心脏不太好，大夫不同意老人家长途飞行。这消息让我左右为难。想见先生心切，又担心先生长途飞行万一有个闪失。先生毕竟八十五岁的人了。打电话和灵羽商量，她倒是快人快语，说先生一直在做启程准备，一门心思要去巴黎看你们，这时要他放弃，才真是要命的事。干脆依前议行动，其他不要考虑了。想她说得有道理，就安下心来等先生。九五年八月五日，灵羽护持先生到了巴黎，同行的还有先生的女公子邦洛大姐。我们在机场接到先生，回首先生八九年十二月在北京首都机场送我出国，已经五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