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

  安顿先生休息好，便和先生商量在巴黎参观游览的事。八月份我们休假，正好可以陪先生。先生说他最想看两个地方，一是先贤祠，他要拜谒卢梭的长眠之地。二是巴士底狱，他要凭吊法国大革命先驱建功之所。知道先生身体需加小心，故“强行”规定先生半天休息，半天游览。先生抗议说我到了法国，反倒不自由了。我们笑笑不理会他的抗议，反正心里打定主意，要让先生在法国平平安安。和先生商量后决定先去巴士底狱广场。我知道先生从来都关注法国大革命，这和他极喜爱克鲁泡特金有关。先生与巴金是老朋友。先生告我，巴金先生曾一度信奉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故取名巴金。先生年轻时受巴金先生影响，也信仰过无政府社会主义。我曾经问先生哪本书对他一生影响最大，先生毫不犹豫地说是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因为他从克氏的自传中“看到一个洁白、无私、坦诚，而为人类牺牲的灵魂”。克鲁泡特金的名著《法国大革命》是先生观察法国大革命的基本视角。即从普遍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待革命之不得不发生，它的伟大理想和革命过程中的缺失与迷途。
  在先生看来，克鲁泡特金的精神是欧洲文明的根本，即“爱人，自由和牺牲”。先生指出：“人道主义在西洋流行已千年了，但西洋人的精神仍循着这条大路前进。西洋人提到爱自由，总是心志焕发。有人说西洋人是宗教精神维持的，我觉得这话说得笼统了，应该说是由广大的爱所维持的”。先生不赞成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说法国大革命是平民为争取作人的权利而发起的革命，柏克站在传统英国保守主义立场批评大革命，偏见很深。先生极喜克鲁泡特金所论，革命应能带来道德上的进步，否则必是假革命的名义以行的权力之争。
  第一次陪先生去巴士底狱是在一个傍晚。广场旁的巴士底狱歌剧院玻璃幕墙上还映着朦胧的天光。广场中央的七月圆柱顶上，金色的自由神披着灿烂的霞光。我们开车在广场上缓行一周，给先生指出刻在广场上的当年巴士底狱塔楼底座的痕迹。先生说白天还要再来一次，要照几张相留念。几天后，选了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又陪先生去巴士底狱广场。如他所愿，以七月圆柱及自由神像为背景照了相。先生手持那支黄藤手杖，挺立柱前，表情严肃。后来先生为这张相片写了一首诗：
  “看那巴士底广场纪念碑雄立中央碑身是监狱砖石建成碑底有烈士遗骸埋葬碑顶巍然自由天使面向众生庄严高唱‘人间地狱终将倒伫看历史公正大旗飘扬’”
  并亲笔题写在照片背面，当作新年贺卡寄给我，我一直珍藏着。
  去卢浮宫的头天晚上就和邦洛大姐说好，让先生好好休息。因为卢浮宫太大，拣要紧的看也要三个小时，对先生来说，是个“重体力活”。但先生兴致极高，显得“斗志昂扬”。
  待先生午休起来，便向卢浮宫进发。进德农馆，先到了意大利雕塑馆。先生在米开朗基罗的《被俘的奴隶》和《垂死的奴隶》像前伫立良久。随后顺长廊穿过波尔盖茨藏品厅进叙利馆，远远见米洛的维纳斯兀立长廊尽头。雕像前人头攒动，先生便止步，远远观看，说这座雕像远看亦佳。沿大台阶拾级而上，见胜利女神若凌空而降。扶先生上到台阶顶层，以胜利女神为背影，与先生合影，便进入法国绘画馆，起始就是新古典主义，左手不远处，大卫名作《贺拉斯誓言》赫然在目，凛凛浩气扑面而来。先生连说：“真英雄，真英雄”。请先生在《拿破仑的加冕》前坐下小憩片刻。先生说这画大的有些逼人，象身临其境。起身前行不远，就是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女神引导人民》，先生说在国内，有人以为这幅画是画法国大革命，还写成文章，其实它是受一八三O年七月革命启发而作。出法国绘画馆，左拐进“大画廊”，终于走到《蒙娜·丽莎》面前。那时还未给她修专馆，就和其他意大利绘画一起陈列在“大画廊”里。先生最赞她那“超善恶的微笑”，现在站在她面前，先生说原来想象画的尺寸要大一些，眼见才知并不大啊。我回先生说尺寸不大名气大，先生随口说这不是壮美，是柔美。看来谈到艺术品，先生就想到了康德。尽管参观时间已不短，先生也有些累了，还是走到了斯芬克斯厅，让先生与柏拉图头像合了影，先生读了一辈子哲学，岂能和哲学巨人失之交臂。告别柏拉图，便劝先生结束参观，回去休息，若还想看其他内容，可以再来。先生点头，便缓缓走出卢浮宫。巴黎的夏季天很长，黄昏时分，天仍很亮。先生兴致不减，说这么美的风景，应该再走走。于是我提议去圣母院旁休息一下，再去看看莎士比亚书店。这是毕奇女士印《尤利西斯》的书店。在神所医院旁停下车，和先生慢慢走过圣母院正门，经过查理曼大帝骑像过双桥，过河就是莎士比亚书店。
  此时，夕阳的余晖正把圣母院的倒影投入塞纳河心，游船驶过，波浪起伏，摇荡一河碎金。我扶先生步上双桥，先生突然停步，凭栏而立，眺望河水，沉默不语。我待立一旁，不敢打搅先生，心里却好奇先生在想什么。许是想起夫子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许是想起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许是想起阿波利奈尔的《桥上吟》“疏钟阵阵，流水荡荡，我们的年华一逝无踪”？不，先生此刻倒可能想的是身边这个顽劣小子，二十余年耳提面命，而今却遁身绮靡之乡，混迹孔方之场，武不能剑行天下，文不能笔写华章，虽忝为弟子，却不窥门墙，年岁徒长，依旧废人一个。可以想见先生心中的无奈与失望。但先生大人大量，从未因此责备过我，至多是嘱我不要荒废学业，有时间还要多读书，多想问题。先生的话我是谨记在心的。
  先生到巴黎时，国平从德国过来，住在我这里。国平是先生喜爱的学生，能相逢异乡，先生极高兴，得空便谈天说地。正巧远在美国的胡平恰恰有事路经巴黎，住在离我不远的一个朋友家。这次师生邂逅巴黎，先生也称巧。胡平得空就来看先生，执弟子礼甚恭。万公润南两次过来拜见先生，也谦称是先生的学生。因万先生在清华念的是给排水专业，我就和他开玩笑，说周先生只讲希腊，不讲给排水，你算哪门子的学生。先生却一脸严肃地说，我和万公都是清华毕业，我们是校友啊！先生在巴黎和旧雨新知相聚，兴致极高。有时我要拉先生出去玩，他反会问我，今天会不会有人来啊？
  先生在巴黎去先贤祠拜谒了卢梭和伏尔泰，又去巴比松村参观了米勒的画室。先生在北京的书房里，很长时间挂着米勒的《钟声》，先生在他的《自述》中说：“我看到农田里的农民，总想到法国米勒的画《拾穗》和《钟声》，心里便豁然开朗起来”。拜谒卢梭，参观米勒画室是先生的夙愿，终得一了，先生心情极好。有邦洛大姐在旁精心照料先生的起居饮食，先生说他在巴黎住一个月，人都胖了。我和雪能得机会侍奉晨昏，也觉心满意足。时间飞驰，不觉先生离法的日子就到了。虽说早知聚散无常，但偏偏“情之所钟，惟在吾辈”，终不能若无其事，心中怅怅是难免的。送先生返京的那天，托运好行李便与先生坐在咖啡吧闲聊。先生突然从包中拿出厚厚一叠纸张，一看是先生的全套医疗档案。心电图、化验单一应俱全。先生说我来前知道医生不愿我长途飞行，但我决心不理会，为防万一，我还是准备了一份病例副本，省得万一需要看病让你们措手不及。听先生这样讲，我鼻子有点酸，急忙打岔，安慰先生，说知道先生身体无大碍，必有百岁洪寿。先生大笑，说“老而不死谓之贼”，我可不愿当百岁老贼。送先生到登机厅，先生过安全门后回过身来，举起手杖，双手做一揖，便转身去了。我一下子忆起七六年初，寒冬雪夜，在鼓楼送先生上七路无轨的情景，一晃二十年了。此一别，与先生远隔重洋，不知几时才能相见。一下子眼泪夺眶，急拉住雪，掉头走了。
  十二先生回去了。随后几年常有信来，但多不长。新年春节必有贺卡，永远是殷殷的关切。
  我虽然忙于俗务，也不忘常给先生去电话。每次电话先生都会讲许多话，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到熟悉的友人动向。常常说着说着便突然停住，问我长途话费是否很贵。我和先生开玩笑，说挣钱不就是为了打电话吗，否则我会游手好闲。先生说他知道，在国外生活不易啊。
  九八年初，先生辗转托人带来他的书《论人和人的解放》，里面收了一些他早年的重要作品，其中有我最喜爱的《莎士比亚的人格》，也收先生近些年的新论。读先生的著作，观点或许有异同，但知先生发言皆出自肺腑，这是他为人为文的一贯风格。他说“人，如果不是语出自丹田，谁愿老是听你只是喉管发出的声音，或者重复他人讲过的废话”。先生晚年发言不多，但“米豆千甔，不如明珠一粒”，言论与思想的价值不是以数量衡量的，先生在展望中国伦理学建设的前景时，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以为二十一世纪的新伦理学，首先不是把仁或爱（或利他、自我牺牲等）讲清楚，而是要先把公正或义（或正义、公道等）讲清楚”。“爱而不公正比没有爱更可怕、可恨”。先生何出此言？我想因为先生深深知道，正义论或伦理学中的正义问题，从根本上牵连着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