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

一旦这个格局形成，所有的兵士均听命于傅斯年一人指挥调遣，外人或外力很难对这个半政治半军事化的集团发号施令。这也是为什么代理所长董作宾在李庄无力控制即将崩盘的局势，而连连发电催请傅斯年回所"整饬"的内在根源。当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军队战场失利兵败溃退之时，中央研究院所属十几个研究所的人员多数不愿受命搬迁，只有一个史语所被傅斯年基本完整地拖到了台湾，其理亦在此。
第二部分 第15节：日暮苍山远(3)
    有一天，住在李庄郊外门官田的陶孟和到史语所办事，感到气氛与前些时候大不相同，便笑董作宾："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8】与傅斯年向来不睦的陶孟和所说的"胖猫"自是指傅斯年，而"小耗子"则不言自明。为此，董作宾后来回忆说："这话是讽刺也是好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就有些不同……其实，孟真先生对朋友，对同仁，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仁爱他之处在此，但是受过"训"的年轻人，敬同畏却又压住了他们的"爱"。这正足以说明了孟真先生办史语所的贡献之一，他在（民国）十七年计划中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的最大成就。最后十年集刊中所发表的这些青年的论文，就是明证。"【9】
    董作宾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学界大多数人的赞同，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如台湾有一位叫李敖的人曾云："史语所这类畸形发展的现象，和它的领导人物很有关系。它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才气过人，可是霸气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欢的，又多是唯唯诺诺的人儿。这种现象，按说是一切独裁者必然落到的结果。傅斯年又订了一些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规家法，制造了许多所内的特殊空气。董作宾就提到过许多，诸如傅斯年要给新进所的人"来一个下马威"，诸如不得乱写文章，诸如要强迫校书，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些家法与空气，使得许多人对他都不得不作伪，正如陶孟和所说的："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也如董作宾所说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有些不同。"所以从傅斯年开始，史语所就有一种伪风。"又说："学阀作风结胎于傅斯年，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切大独裁，独裁到头天看见小研究员在阳光下散步稍久，第二天就禁止散步一天的程度。"【10】
    李敖所言，自有意气用事的成分，但就如同"下马威"与"伪风"之类的事件当然也不能幸免和排除。若从其他道路进入史语所大门之人，傅也确实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并按这一法则先行来个"下马威"，若不能制服，则予以扫地出门。因而，不能说此时或之后的史语所如曾国藩的湘军一样，也是"将富兵横"，甚至要造反起事，给天下大势添什么乱子。但自此之后，一代代大小学阀在大陆各高校、科研机构与台湾孤岛相继产生，并为此争夺地盘、抢占地位、拉帮结派称王称霸，发展私人色彩甚重的恶势力，甚至公然大打出手，弄得头破血流等丑恶现象与事件，与傅斯年创设的这种人事制度与政治格局是大有关系的。
    或许正是这种外露加霸气充溢的性格，使傅斯年有意无意间又树立了不少对立面，一生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有人在重庆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就曾公开向傅斯年叫板曰："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都是大学问家，傅斯年有什么学问，他怎么当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1】相互间积怨之深可见一斑。要说傅斯年没有什么皇皇巨著，或执掌史语所后期没有惊世骇俗的学术作品问世当是事实，且1932年撰写出版的《东北史纲》第一卷，因时间仓促，错讹不少，为许多人所垢病（后台湾出版的《傅斯年全集》未收入该作），但不能以此否认他的才气与在学问上的创造性贡献。傅氏一生最大的事业是创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前后担任所长凡23年，直到最后撒手归天才"死而后已"，史语所本身即是他得意而辉煌的天才杰作。而史语所最初几十年的努力方向，基本上沿着一个有目的和条例的总计划前行。这个总计划便是傅斯年起草于192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事隔多少年之后，学术界依然认为这是一篇光芒四射的箭垛式文献，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破冰启航的巨大作用。尽管傅斯年提倡的"史学即是史料学"、"证而不疏"以及对"汉简"价值的低估等，曾引起后世学界激烈辩论甚至扬弃，但所提出的新材料、新工具、新领域、新问题等四个方向的价值，仍然历久弥新，闪耀着智慧与理性的灿烂光辉而为后人视作不可逾越的规范，在未来的学术进程中发扬光大。
第二部分 第16节：日暮苍山远(4)
    继史语所建立初期的《旨趣》之后，傅斯年同样撰写了数量可观，富有真知灼见的学术名篇与笔锋犀利的时论文章。创作发表于1930年的《姜原》、《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以及出版于1933年的《夷夏东西说》，作于1934年的《周东封与殷遗民》，甚至包括《城子崖序》等篇章，皆是享誉中外的奇文妙论，为学界推崇备至。傅的老师胡适曾这样评价："《周东封与殷遗民》，说明从周室东征到山西北部，征服了整个东部的情形。这一篇文章我公开承认影响我最大。"而《夷夏东西说》"搜集的材料丰富，将东西夷夏加以区分，很少人有这样锐利的眼光"。"他以伟大的力量将古代民族、古代历史问题和古代史料，作了一个继往开来的事业。"【12】许多年后，美籍华人、哈佛大学教授、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仍称赞傅斯年之《夷夏东西说》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能够使用创始性和突破性这种超级词汇来描写的"【13】伟大的学术篇章。在这些闪耀着创造性和突破性的光辉篇章中，傅斯年不仅对传世文献进行了确切合理的诠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诠释文献，真切地解释了历史，阐明了历史的真实意象，而这一切正是傅氏天才的展现。对此，曾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过的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曾作过这样一个评价："傅先生是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大师级人物。如果用"最好的"、"最有创始性、突破性"作标准，20世纪前半纪史学、国学方面的学者，称得起大师级的人物的，在我看来也就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郭沫若、傅斯年、顾颉刚、陶希圣、钱穆等几个吧。"【14】何氏之说当然有他的感情成分在内，但也自有其道理。若从纯感情的角度论，与傅斯年一同留学欧洲的北大同窗、何兹全的堂兄何思源就没有被列入其内，可见何氏之说还是有他的公平、公道之处的。
    除了史学和国学领域的学术造诣，傅斯年在其他学科也往往有惊人之识见。1940年初，傅氏曾在西南联大作过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此文是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解析汪精卫如何一步步走上了叛国之路。按傅的解析，汪氏不是嫡出，严父之后，又有严兄，自小便受了一个女儿式的教育，在这样情形下所成长的儿童，自然有正常心理者少，有变态心理者多，或可有聪慧的头脑，不容易有安定的神志，欲做"人上人"，而又不知度量自己的本领，便是这种环境造成的一个原因。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国防参议会，汪做主席，会中常看到汪不时发脾气，却不明其气之对象。因而作为参议员列席会议的傅斯年分析认为，这是由于汪精卫"心中的"疙瘩"（MentalComplexes）在那里时时发动"的缘故。同时，傅认为，汪之叛国与他的婆娘陈璧君亦有很大关系，因为陈氏亦是一心想做"人上人"的人，做不到便气得了不得。傅氏举例说："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傅氏同时认为，陈璧君之刚戾凶妄，只是助因，促使汪贼叛国者仍是汪自小在心灵中蕴蓄的妾妇怨妒心理，与发而欲做"人上人"的要求。这种"不度德量力"的要求，形成了他极度扭曲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一生人格上和心理上的变态，从而表现为他从事各种极端的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投机和赌博。可谓"在家家乱，在国国乱，《春秋》中所记弑父弑君有几个不是受这个心理所支配"。在傅斯年看来，倭寇与汪贼大有相同之处，日本小鬼最富于"卑贱疙瘩（InferiorityComplex）"，"看到自己那副猢猴形，更恨得非做"人上人"不可。我想，设若倭奴再长三寸，这疙瘩也许好些，便可少害人些。可惜不然"。傅斯年文中最后结论是："汪贼有己无人，发了邪火，便欲断了同种；倭贼有己无人，动了狂念，便欲灭绝人类。二者都是一种犯罪心理，不过一个是孤兽，一个是狼群，有此差别罢了。"【15】
第二部分 第17节：日暮苍山远(5)
    正如当时听讲演的联大学生何兆武后来所说：像汪贼这样叛国投敌，组织伪政府，甘当儿皇帝的大事，恐怕是不能够单纯用被压抑的原始本能来解释的，而应该有其更深层次的政治的、社会经济的和历史文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