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

但这个讲演却有另一方面的意义，那便是傅斯年是第一个，至少是在中国史学家中第一个，认真地把心理分析引入到史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所谓历史，自然是指人的社会活动史，而人的活动归根结底乃是通过心理层次的这一环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到反叛的案例时，往往会注意到这一点，并提到反叛者最后乃是由于"内不自安"而终于谋反。反叛者的野心与内心扭曲的性格交织而成，形成了最终叛逆的事实。只有顾及到此点，才能触及当事者的心灵深处，揭示事件发生的本质，比单纯论述背景与罗列事件经过要深刻高远得多。【16】傅斯年的心理分析说，自然与他早年在欧洲接受的心理学训练有关，其先驱式的首创与大胆探索创新之精神，以及利用这一方法的治学路数与途径，对学术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推动作用——这是傅斯年的又一过人之处。对此，胡适称其为"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伟大学人"。【17】而罗家伦则干脆以"纵横天岸马，俊奇人中龙"【18】来形容傅的才气与风格。此话虽有赞誉的成分，但并不是无中生有的阿谀奉承，否则罗家伦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于堂堂的《中央日报》上公开发表此论的。作为傅斯年本人，则有他自己为人为学处事的准则，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他在一篇咏耶稣的诗《前倨后恭》中就曾说过："他们想念你，你还是你。他们不想念你，你还是你。就是他们永世的忘你，或者永世的骂你，你还是你。"这正是傅斯年处世的态度和一生为之拼搏奋进的写照。
第二部分 第18节：还都南京(1)
    ◎还都南京
    经过一阵令人心焦的期盼，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终于迎来了回归的日子。1946年10月中下旬，民生公司的几艘货轮停靠在李庄码头，各路人员开始搬运货物，日夜不息地装船，打点私人行李，准备东去。
    经过几天的紧张忙碌，一切准备就绪，众位学人连同随行的家属们告别相依相偎了六年的李庄和李庄的父老乡亲，拔锚起程。渐行渐远的长远轮拉响了告别汽笛，突然加大马力，抖动着庞大的身躯顺滚滚江水疾速而下。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顺长江，出三峡，抵东海，不只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的梦想，它同样是一个民族精神追求与图腾的感召。遥想抗战初期，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武汉沦陷、宜昌沦陷，国军节节溃退，日军步步紧逼。扬子江一线，炮火连连，血水涌动，人头滚翻，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三峡作为一道天然屏障保全了中国。当然，三峡的意义不只是自然地理和军事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一种标志。中国所走的路途之迂曲，正像曲折的长江，但其前进的毅力与方向始终未变，滔滔江水不屈不挠，日夜不停地奔腾前进。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卓绝之时，冯玉祥将军于三峡宏大的夔门之上，奋笔题词"冲出夔门"四个大字以明心志。由此，整个抗战八年，夔门成了中华民族抵挡外虏，誓不屈服的标志与象征，置于绝地而后生的中华民族最终会打出去收复失地的——这满载文化精英与大批国之重器，劈波斩浪、顺流直下的航船就是明证。
    当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大部分人员自李庄迁回南京后，傅斯年满怀兴奋与欢喜之情，在中央研究院大楼的演讲厅设宴款待。为把宴会办得更加红火热闹，也为了让流离失所九年的故朋新友有个欢聚一堂的高兴机会，特地邀请胡适自北平来南京参加这场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盛宴。在北大校长任上正春风得意的胡适欣然应命前来助兴。
    据当时参加宴会的史语所研究人员张秉权回忆："我们是最后一批抵京的。傅所长为犒劳同人押运图书古物安然返所，设宴招待全体同人，席间有胡适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适之先生。他谈笑风生，亲切感人。傅所长称他为史语所的姑妈，娘家的人。无论老少，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很愿意亲近他，他也的确让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傅所长对于新进后辈，似乎特别客气，一一握手致意，表示欢迎热忱。"【19】而据奉傅氏之命亲至机场迎接胡适的青年助理研究员何兹全后来说：那天史语所"家属、小孩都有，很热闹。傅先生在讲话时说："人说我是胡先生的打手，不对，我是胡先生的斗士。"【20】此说引得众人一阵哄笑。
    席间，最令人难忘的是傅斯年在演说中对史语所历次搬迁的追忆，在讲到抗战岁月八年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生活时，说到动情处，几次哽咽泪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深深感染而同声悲泣。最后，傅斯年端起酒杯，打起精神，满怀激情地说着"庆祝大家都能幸运归来，同时过去的种种辛苦都已经结束了，从此之后我们可以安心工作，史语所八年的流离可说是告一段落了。搬回来之后永不搬迁。"【21】这个时候的傅斯年和出席宴会的所有人员都未曾想到，仅仅两年之后，史语所大队人马就再度踏上了流亡之路——此时，国共两党已大动干戈，关于"中国之命运决战"的新时代开始了。
    1946年11月2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民党国民代表开会，并发表讲话，谓："这次修改宪法，就是为了打击共产党。"又说："现在是本党的危急存亡关头，大家要听我的话，则有前途，否则完了。"【22】话音刚落，众人惊骇，蒋氏的这一句"完了"，竟成谶语。
    为了达到迅速消灭共产党军队的目的，蒋介石在紧张调兵遣将的同时，连连召开会议，对战后滋生的高强度腐败给予阻击查处。但此时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已是洪水滔滔，不可遏制。"五子登科"（帽子、位子、房子、票子、婊子）成为各级官僚们相互追逐、争夺的最高目标和行为准则。无论是高官大员如孔祥熙、宋子文、孙科，还是低级官僚如科长、股长、排长甚至一个伙夫班长，无不为"五子"而绞尽脑汁，用尽手段。宋子文与孙科挟妓在大庭广众之下招摇过市逞能耍威，眼热心跳的大小官僚争相仿之。据傅斯年所见所闻，抗战胜利后，宋子文第一次到北平，即"时常在某家，一日，大宴会，演戏，文武百僚地方绅士毕集，他迟迟而来，来时带着某家之某人，全座骇然，此为胜利后北平人士轻视中央之始。因为当时（五子登科）的接收笑话，尚未传遍"【23】。
    正是孔、宋之流的所作所为与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堕落，搅得全国上下乌烟瘴气，腐臭之味漫延乾坤，有识之士与草根阶层皆恨之入骨但又徒叹奈何！对于这种局面，史家顾颉刚在《自传》中曾提及过与之相关的一件事。此事发生在1942年的晚些时候，时为国民政府参政员的顾颉刚与几名学界大佬，有幸被蒋介石招待茶点，并请大家表示意见。有一位老先生见天子赐宴，且作礼贤下士状，不吝"赐言"，自己总算得到了话语权，平时有些酥软的骨头与身体上下几个本该硬起来的小零件也想借此硬一下，于是起身做慷慨激昂状，道："现在文官武官都是贪污，贪污的程度比了前清的新贵还要厉害，比了民初的军阀还要厉害！"话一出口，刚才还眯缝着眼呈微笑状的蒋介石脸色骤变，勃然大怒，当场指着这位胡须蓬松的儒生的鼻子道："你老先生恐怕是中了共产党的宣传吧？国民党就有不好之处，亦何像新贵和军阀，你以后说话要小心才是！"蒋氏的一句话，如同一记闷棍，把老先生刚刚硬起来的骨头特别是几个零部件，全部打得颓萎散乱。众人见状，皆噤若寒蝉，将头轻轻插入胸部以下不敢动弹。对此，亲身领教蒋介石为人处事与国民党腐败的顾颉刚总结性地说："我听了蒋和陈的两次谈话（南按，此前因顾在参政会上质询陈立夫，陈事后责顾"不该这样"），才真实知道国民党的腐败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高级的人不愿接受批评，下级的人自然可以一无顾忌地横行，不怕人家的告发。"【24】
    在举世浑浊，浑浑噩噩的腐水漫延中，猛地从扬子江尽头山坳里蹿出一人，以当年武二郎景阳冈打虎的勇猛豪气，挥拳向国贼孔祥熙高昂着的头颅击将过来。这便是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为陈寅恪滞留港岛生死不明而在李庄山野草莽间指天戳地，高呼"杀孔祥熙以谢天下"的傅斯年。
    早在抗战之前，傅氏就对国民党政府越来越呈现出的腐败现象心怀怨恨，但这个恨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式的痛怨，骨子里却一直对政府和蒋介石个人抱有幻想，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厦之倾的使命感。在这一使命的催发与鼓荡中，便有了傅斯年1932年6月19日发表在《独立评论》第五号上著名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傅氏在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已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社会与文化已步趋总崩溃，因为总失业的缘故，国民皆成了叫花子，各路军阀手下的官兵几乎全部由叫花子组成，可谓要多少有多少，军阀自然成了叫花子的头目，故南北政府被一群流氓苦力与叫花子所平分。"照这样形势，虽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