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

【34】但这位骄奢淫逸的宋公子却揣着明白装糊涂，采取绝对置之不理的蛮横态度，任整个社会经济腐烂、崩溃下去。傅斯年大怒，开始转动炮口，从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五个方面，集中火力对宋子文进行死打猛攻。为揭露宋氏家族的恶行，傅斯年于1947年2月15日至3月1日，连续刊发了三篇火星激溅，威力巨大的战斗檄文，这便是轰动一时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前两文在《世纪评论》刊出，傅称其内容为"铁幕缝中透出来的事实"。在第一文中，傅斯年痛骂道："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唯恐其不乱，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在历数了宋子文的种种恶行后，傅斯年表示自己"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35】
第二部分 第21节：还都南京(4)
    文章刊发后，全国各报刊纷纷转载，一时朝野震惊，群情激昂。胡适等人积极呼应，势同火上浇油。在排山倒海的讨伐声中，宋子文顿感天旋地转，体力不支。而此时的国民政府监察院一帮见风使舵的官僚政客，眼见宋氏即将翻船沉没，于愤恨中大着胆子从胸前背后给予一记闷棍。1947年2月16日，监察院举行全体监委紧急会议，决定派员彻底清查黄金风潮酿成的严重后果与责任者。消息传出，全国军民于欢呼声中皆翘首以待。傅斯年抓住时机，抹着满头汗水，于著名的《观察》杂志抛出了第三篇战斗檄文，给予宋子文最后致命一击。【36】文中更加详尽确实地历数了孔宋的恶行与各自作恶的不同，并谓孔宋二人虽皆为介公之"老二"，是胯下的"双扇活宝贝"，然而却又是对头。这"两家的作风不尽同。孔氏有些土货样色，号称他家是票号"世家"，他也有些票号味道，尤其是胡作非为之处。但"世家"二字，我曾打听他的故人，如严庄监察使，那就真可发一笑了。这一派是雌儿雏儿一齐下手，以政治势力，垄断商务，利则归己，害则归国，有时简直是扒手"。而宋氏作风又不一样，"他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这还不必多说，问题最重要的，在他的无限制的极狂蛮的支配欲，用他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事将来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这还不能算完，今天我们要觉得晋惠帝不愚，因为他听到公园里蛤蟆声，他问是公的私的。今天一切事都引不出公的私的。"【37】对孔宋两家吞公营私的非法财产和监察院即将采取的行动，傅氏坚决主张由政府公开摸收或征用，"总而言之，借用二家财产，远比黄金拢回法币多，可以平衡今年预算。所以要征用，最客气的办法是征用十五年，到民国五十一年还他们本息，他们要的是黄金美钞，到那时都可以的。"【38】
    最后，傅斯年说道：宋子文着实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作为显赫的宋氏家族的长子，曾在哈佛大学接受了最先进的文化教育，"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唯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中国式的，"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
    面对傅斯年发射的炮弹和社会各阶层的打击，宋子文已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只得重蹈孔祥熙的覆辙。就在《观察》发表傅氏文章的当天，宋子文在巨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即刻提出辞职，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地交出印把子，卷起铺盖，如同过街老鼠一样灰溜溜地夹着尾巴下台滚蛋。至此，两位皇亲国戚均被傅斯年几声炮响轰于马下，天下人心大振。有人在报刊撰文称赞傅斯年："在最近的十年来他内心已焚烧着正义之火，逼他走出学术之宫，要分一部分精神来顾问国事。他的话，是代表千万人民的隐泣和怒吼！他的话，也寄托着对祖国的复兴和再生！"在普天之下拍手称快的欢声笑语中，傅斯年的威望与声名在国人心目中达到了一生的巅峰。
    "千夫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傅斯年作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有此一大壮举，实为世人树立了一个谔谔之士的光辉典范。对此，深知傅斯年学问、人格力量的胡适曾满怀激情地称颂道："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才干。""我总感觉，能够继续他的路子做学问的人，在朋友当中也有；能够继续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到处成为道义力量的人还没有。"【39】——
    斯言是也！
第二部分 第22节：最后的晚餐(1)
    ◎最后的晚餐
    孔宋两个高官被打倒之后，傅斯年身心俱疲，心脏不堪重负，无力坚持工作，同时也为躲避孔宋集团可能失去理性的血腥报复，在友人故旧一再劝说下，只好让年轻有为的夏鼐代理史语所所长一职，自己于1947年6月携夫人与儿子傅仁轨前往美国波士顿伯利罕医院医疗，期间与胡适等人一起参与并操纵了国内院士选举活动。翌年夏天，傅氏归国并重新执掌史语所所务，只把儿子仁轨留在美国一个亲友家继续读书。
    1948年9月23日至24日，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暨纪念中央研究院成立20周年大会在南京北极阁举行。为表示对科学与知识分子的尊重，蒋介石撇下前线十万火急的战事，亲自出席会议并作了讲话，场面极其隆重热烈——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苦难中深受瞩目和倍感荣光的绝响。未久，选出的81名院士便在战争硝烟炮火中被迫分道扬镳，"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据石璋如回忆："当时在研究院办了很热闹的庆祝活动。上午开会，晚上就请吃饭，从总办事处到地质研究所前头的空旷处，桌子一路排开，放上酒跟点心，夜里灯火通明，称作游园会。刚开始的时候人很多，爱去哪桌吃、喝酒都可以，可是天气不巧，打了响雷下起阵雨，大家就集中到总办事处的演讲大厅去了。"【40】石璋如没有继续描述此后诸位的心境，可以想像的是，众人或许都已清楚地意识到那串不期而至的惊雷，将是"主大凶"的卜相预兆——这是上帝为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统治敲响的最后的丧钟。
    前线传来了国民党军一个又一个战败覆亡的凶讯：
    1948年9月12日，中共将领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对国民党军卫立煌部发起攻势，史称辽沈战役。此役东北野战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并俘获国民党兵力47万余人，并缴获了大批美制武器装备。国军元气大伤，彻底踏上了衰亡败退之路。
    11月6日，中共华东、中原野战军与地方武装共60余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至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区域内，向集结在这一地区的70万国民党军发起强大攻势，是为淮海战役（南按：国民党称之为徐蚌会战）。解放军攻势凌厉，兵锋所至，所向披靡，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岌岌可危。
    11月13日，号称一代"文胆"的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总统府国策顾问、首席秘书陈布雷，看到国民党政权日暮途穷，灭亡在即，自己回天乏术，更无力解党国之危难，于痛苦悲愤中自杀身亡，以"尸谏"的古老形式表达了他对蒋介石的忠诚，以及对国民党政府前途命运的绝望。
    此前，陈曾多次向蒋苦谏，谓"同共产党举行谈判，早日结束内战，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个江山"。蒋答之曰："即使谈判也保不住半壁江山，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了。"【41】
    面对山河崩裂，天地改色以及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困兽犹斗，在决心背水一战的同时，没有听天由命，而是采纳了历史地理学家出身的著名策士张其昀的建议，决定着手经营台湾，作为日后退身之所和反攻大陆的基地。
    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败退台湾之前，根据蒋介石密令，除把约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和银元秘密运台外，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先以台湾大学为基地，尔后慢慢站稳脚跟，以达到求生存、图发展之目的。因台湾大学原校长庄长恭履任半年便携眷悄然离职开溜，国民政府决定由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着力经营关乎科学教育这一立国之本的重要基地。经朱家骅和傅斯年多次晤谈，傅勉强表示从命，欲"跳这一个火坑"（傅斯年语）。
    1948年11月底，朱家骅奉命召开"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员谈话会"，分别召集在京的七个研究所的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傅斯年、李济、陶孟和、姜立夫、陈省身、张钰哲、俞建章、罗宗洛、赵九章等，紧急商定了几条应对措施：
    立即停止各所的基建、扩建工程，原备木料全部制成木箱以备搬迁之需；各所尽快征询同人意见，作好迁台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