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

当年在李庄时，因傅斯年对向达的学问人品极为推崇，从而引发了以向达为首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行，经过对敦煌洞窟、汉代烽燧、长城关隘、西域古国废墟、流沙坠简、草纱文书等文明遗迹、遗物的探寻考证，向达一跃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中西交通史专家，对这一领域研究之深透广博，整个中国学术界无人能够匹敌。当傅斯年在台湾不幸病逝后，陈寅恪那篇以傅青主为喻的悼亡诗，通过秘密渠道，冒着巨大政治风险，首先由岭南转到北京大学向达手中，向达又暗中传给郑天挺和汪篯，然后渐渐被学界中同人所知，借此可见陈寅恪对向达人品之看重。向达于1954年出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长，正是汪篯南下广州晋谒、劝说恩师时，陈寅恪通过汪向北京方面推荐的结果。当时陈曾对汪说过如下的话："唐朝中西交通是中古史的一大特点，向达对此素有研究。"【16】后来向达果然担负起了组织国家级的中古史研究的重大使命。
    "文革"开始的前两年，即1964年3月，向达专程赴广州中山大学拜谒陈寅恪，就他正在进行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涉及梵文的问题进行请教。懂四门外语的向达对这部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皇皇巨著中的一些梵文描述无法尽懂，而深谙几十种文字的陈寅恪显然要比向达技高一筹。当时中科院的主事者不同意出资让其去拜见一个"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此次岭南之行，系向达憋着一股横劲儿，大着胆子自费而来。陈寅恪的名声光照日月，而向达的名气也是光芒四射，冠盖学界，两位大师级史学巨擘在岭南这块潮湿之地的会晤，就自然成为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在整个中山大学引起了轰动。借这一难得的契机，中大历史系专门安排向达做了一场《敦煌学六十年》的学术报告，受到师生的广泛好评与激赏，陈寅恪与向达之间的友谊再度得到了升华。分别时，已很少作诗赠人的陈寅恪诗兴大发，特作《甲辰春分日赠向觉明》三首绝句相赠，以抒情怀。最后一首曰：
    握手重逢庾岭南，失明膑足我何堪。
    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共参。【17】
    历史让后人看到的是，一相情愿的陈寅恪这个"八十身犹健"的梦想似乎太遥远了，遥远得如同西天的彩虹，很快成为泡影。而向达也同样没有活着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两年后，"文革"爆发，向达自是在劫难逃，属于北大最早登上"斗鬼台"的一批"黑鬼"。他所面临的是无情的批斗、折磨与污辱。许多年后，历史系教授邹衡记下了向达惨遭批斗的情景："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坐"（跪）就是几个小时，向先生像过去给我们上课一样老是不敢（实际上已不能）抬头……向先生已是66岁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18】
    此时的向达，还暗中嘱咐友人"不必耿耿"，自己将如"凤凰涅槃，获得新生"云云。无奈事与愿违，本已身患重病的他，得不到及时治疗，在"坐飞机"之后，还要接受无休止的劳改、批斗和折磨，终于未能闯过棍棒林立、群兽叫嚣的鬼门关，被"革命闯将"勒令捡拾西瓜皮时一头栽倒，命赴黄泉。
第三部分 第49节：傅斯年家族的毁灭(1)
    ◎傅斯年家族的毁灭
    汪篯自杀了，向达被凌辱折磨而死，紧接着，全国各高校一批批教授又先后登了鬼录。处于风暴中心的北京大学校园，并没有因为几个或几十个教授的暴毙而停止"文攻武卫"的脚步。相反，血腥暴力与夺命的劫难越演越烈。一时间，被关、被斗、被惨遭蹂躏的"反动学术权威"达500多人，北大校园内多有跳楼和上吊自杀者，未出三个月，仅自杀的著名教授就达到了24名，有的教学楼因自杀人数过多，成为鬼气迷蒙的人间地狱，在校的女生晚上都不敢靠近。
    1966年8月24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掀起大规模高潮并处于失控的最为疯狂的日子，城里城外大街小巷，四处蹿动着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满脸汗水与血污混合的红卫兵的身影。这一天，孤身一人住在燕东园30号的北大西语系著名教授俞大，被闯进的红卫兵三拳两脚打翻在地，然后被扒去上衣用扎腰的铜头皮带猛力抽打。俞大被打得满地乱滚，哀号不绝，直至被打得昏死过去，红卫兵才将其家中的财产查抄，装上卡车拉走了事。俞大乃俞大维之妹，曾国藩重孙曾昭抡夫人，时与其姐俞大缜皆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当1948年底南京国民党方面组织人力"抢救"北方学人时，俞大缜与俞大及其家人属于理所当然地被"抢救"之列。为此，时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在调度飞机时，特向傅斯年说明一定要想法把大缜、大两位妹妹全家"抢救"出来。傅斯年自是心领神会，拍发电报给北京大学负责"抢救"的郑天挺，特别说明俞大维对其妹的挂念，并有"乞兄务必问她一下，给她一个机会，至感！"之语。
    出乎俞大维和傅斯年意料的是，俞大缜与俞大姐妹均表示无意南飞，要继续留在北大教书。万般无奈中，俞大维与傅斯年只好放弃。当然，大缜与大之所以留下来，最终没有跟随权高位重的俞大维投奔台湾，与她们的丈夫及家人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只是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解放区的天也有阴霾与火炎昆冈，玉石俱焚的时候，俞大与曾昭抡终于未能跨过这道鬼门关。1966年8月这个炎热的夏日，被红卫兵毒打得昏死过去的俞大，从阎王爷与小鬼的怀抱中重新回到阳间时，夜幕已降临大地，她想起经受的殴打与人身污辱，悲不自制，当天晚上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这是北京大学自杀的第一位女教授。时已被打成右派，撤销了高教部副部长职务的曾昭抡被赶出京城，正在武汉大学任教，不久也被折磨而死。
    1966年5月23日，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在陶然公园跳湖自尽。在此前后，作家孔厥等数十人已在此跳湖溺亡。
    傅乐焕是傅斯年的堂侄，其外祖父是济南著名的豪绅张英麟（1837-1925）。自傅氏家族于晚清趋于没落后，傅乐焕的父亲携家离开聊城，到济南投靠岳父张家谋生。随着军阀混战，刀兵四起的社会大环境形成，靠生意致富的张家也一步步走向衰落。乐焕的父亲虽在先人的余荫下跻身于绅士阶层，然而随着家庭破败，生活拮据，再也没有绅士的风采与派头了。当时在济南的傅家可谓上有老下有小，不仅乐焕有胞弟乐炘、妹妹乐淑，另外还有孀居的婶娘与堂妹一家的生活需要照料。按当时社会风俗，那些所谓的衣冠中人，即使吃了上顿没下顿，也不肯把困难透露给外人，只有悄悄变卖家中的衣物维持生活，更不肯厚颜向亲友借贷求援。而像傅乐焕家族，更是多了一层顾虑，怕出面借贷会有失傅家和乐焕的外祖父张氏家族的体面。在两难处境夹击下，乐焕的父亲既不能尽当家人的责任，又无法周旋于亲朋好友之间以引桥补路渡过难关，于长期穷困潦倒而看不见希望的境遇中，乐焕之父终于忍受不住物质与精神双重的挤压与煎熬，对人生彻底绝望，遂于1929年年关即将到来之夜，冒着零零星星的雪花，独自来到济南火车站旁的一个小卖店，用兜里仅有的三元钱打了二两白酒，买了一袋平时最爱吃的盐煮花生米，三下五除二灌进肚中。尔后借着酒劲，迎着刺骨的寒风与爽凉的雪花，踉踉跄跄爬上了碎石铺就的路基，卧轨自杀。
    噩耗传来，傅家老小悲恸不已。时年16岁、正在初中读书的傅乐焕突遭如此惨痛打击，心情更感苦痛，待坚持读完初中，已无力继续升学。此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已迁入北平北海静心斋，傅斯年得知此情，顾及同族之谊，于1930年把傅乐焕叫到北平，以勤工俭学的性质让其做自己的管家兼史语所抄写员（时傅尚未与俞大结婚）。与此同时，为了弟弟妹妹能够继续读书和维持一家老少的生活，傅乐焕主持把济南泺源门外好一点的住宅卖掉，全家迁居城里历山顶街南头大湾街一个小巷的贫民窟中艰难度日。
第三部分 第50节：傅斯年家族的毁灭(2)
    身兼管家和抄写员的傅乐焕在北平的日子并不轻松，对于一个初中刚毕业的学生而言，置身于性情急躁，遇事常暴跳如雷的傅斯年以及他的佣人和同事、朋友之间，就需头脑灵活，事事加倍小心谨慎，处理好各方面关系，否则饭碗不保，未来的生活、前途更是不堪设想。好在傅乐焕是个聪明伶俐又有志气的青年，除了把工作与人事关系处理得井井有条，还挤时间刻苦自学，终于得到了族叔傅斯年的赏识和信任。1932年寒假后，在傅斯年支持下，傅乐焕得以到北平私立立达学校高三班就读，并于暑假前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不久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其时，傅乐焕在济南时一个叫严薇青的初中同学也考入北大历史系，两个人被分到同一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