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

除星期天外，平时傅乐焕还要经常返回傅斯年家照料家务，以便取得经济上的资助。据严薇青回忆："从一些生活细节上可以看出他（傅斯年）的脾气可能不小。比如有一个初冬下午，我和乐焕约好，跟他到西铁匠营看看傅斯年的寓所和乐焕原来的房间。那天恰好傅斯年不在家，我在乐焕屋里头坐了一会，他带我去看傅的书斋兼客厅。那是三大间北房（乐焕住的就是最西头的一间耳房），房内虽是旧式的方砖铺地，没有地毯，但是打扫得非常干净，写字台上也是一尘不染。书橱里绝大部分是外文书，而且是物理方面的。据乐焕介绍，傅斯年出国最初学的是物理。等我看过出屋的时候，乐焕小心翼翼地又仔细检查一遍，唯恐留下有人进屋的痕迹，而后才把门关好。傅斯年的卫生间在院内西南角上一座小屋里，也是抽水马桶。由于没有暖气没备，屋里生着炉子。在我用过并冲洗之后，乐焕又重新冲洗、检查一遍。从乐焕这些细心检查的活动来看，傅斯年对生活上的要求大概很高，很可能过去为这些琐事发过脾气，所以乐焕才不厌其烦地一再查看。同时也说明过去乐焕住在他家，大概总是提心吊胆，看来这家主人并不是好伺候的。"【19】严薇青还说："有一次，一个家在北平市的初中同学来看我们，当我谈到想家、想济南时，他说："你不过是想家，乐焕却是"挂家"，挂着家里如何生活。""这一说法在严薇青看来"是十分中肯的"。
    1936年，傅乐焕于北大历史系毕业，在傅斯年的关照下，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工作，直接受陈寅恪领导和栽培。抗战爆发后，乐焕陪伴傅斯年的母亲先入安徽避难，尔后转长沙。前文所述傅斯年因母亲没有逃出来，在暴跳如雷的同时，当场扇了两个侄子耳光事，其中一个就是傅乐焕（另一个是傅乐成）。后来史语所迁昆明，乐焕随往，并在昆明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与杨志玖、张政烺、邓广铭等友善。当史语所迁李庄后，傅乐焕以副研究员的身份在板栗坳主要从事宋辽金元史的研究，仍受陈寅恪直接指导。1942年傅乐焕发表了著名的《辽代四时捺钵考》，以辽帝春山、秋水等行迹为主线，对有关地名进行了全面考察，此文对了解辽代的疆域和地理状况具有重大价值。由于这项研究成果在历史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和贡献，傅乐焕荣获中央研究院颁发的杨铨奖金。
    傅乐焕在李庄时，他的老母仍在济南，妹妹傅乐淑则在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读书。乐焕挣的薪水要拿出大部分分别寄往昆明与济南，以尽家中长子之责。时济南已沦陷，连寄款的线路都已成了问题。据乐焕的同窗好友、北大毕业后在济南刘鲁中学高中部任教的严薇青说："这时乐焕的母亲来找我，说是乐焕来信，让商量一个从后方寄钱来济南的办法。以后通过我父亲的朋友柳老先生在西安的亲戚，让乐焕设法把钱交给家在西安的友人，由友人如数送钱给柳老亲戚家，柳老在济南接信后再如数把钱给我，我再转交乐焕家里。这个拨款的办法大概一直用到抗战胜利。"【20】
    由于困厄李庄，医疗条件缺乏，加之长期焚膏继晷攻读著述，傅乐焕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以致到了抗战胜利返京复员之日，由于病情极其严重而不能随复员南京的史语所众人同行。乐焕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道："事实上必不可能"，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只有暂留"李庄，一个人孤独地等待病情好转。身在重庆的傅斯年读罢此信，念侄子早年丧父，命运多蹇，流徙西南而只能翘首北望，家有老母而不能即行相见。想到此处，不禁潸然泪下。
第三部分 第51节：傅斯年家族的毁灭(3)
    当傅斯年最后一次回到李庄时，察看了傅乐焕的病情，确认在短时间内无法回京，万般无奈中，只好托李庄乡绅罗南陔在镇内找了个稍好一点的房子，为其日后养病之居所，慢慢等待病情好转。1946年秋，史语所人员全部复员回归南京，傅乐焕因心脏病持续恶化而不能长途行动，只好一人滞留在李庄休养。这年的10月31日，他在答傅斯年的问询时说道："侄病近月来一般情形，略有进步，唯心脏趋弱，听之而已。早日回家事，非今日体力所能支。"直到次年春，傅乐焕的病情有所好转，才告别了生活6年之久的李庄，乘船返回南京任史语所副研究员。
    1947年，傅乐焕获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向史语所请假，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深造，从事藏文、波斯文、政治经济思想史、欧洲中古经济史及欧洲中古近代史大纲等的学习和研究，后获博士学位。在英国期间，傅乐焕受"赤化"宣传和"洗澡"的影响，思想发生了巨变并转向左倾。1948年4月3日，他以教训的口吻致信正在美国治病疗养的傅斯年说："昨间接闻人言，我叔近在美常作演讲，协助政府。在美部分左倾学生，颇为失望。今日政府之颓局，完全他们自己造成，不值得为之过分分神也。"
    在以往的叔侄通信中，傅斯年总是以长辈的口气居高临下地对这位侄子发号施令，而傅乐焕也都是小心谨慎、唯唯诺诺地点头奉命行事。乐焕每有致傅斯年的书信，也只是谈些读书做学问，甚或家务之类的琐事，从不涉及政治。想不到出洋没一年，这位侄子竟涉及起政治，且在国民政府尚未倒台，自己正为蒋家王朝四处奔波，企图挽狂澜于既倒之时，教训起自己来了。此举令心高气傲、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看来，真如太岁头上动土，佛头抹粪，犯上作乱。于是勃然大怒，恨不得立即把这位侄子拉出来像抗战初期一样当场扇几个响亮的耳光，再给他来个"下马威"。无奈远隔大洋，力不能及，只好把满腔怒火化做凌厉的文字予以反击，来了一顿真真切切的臭骂。也就从这时起，叔侄二人之间在政治上已呈分道扬镳之势。
    尽管如此，傅斯年到了台湾之后，念及旧情以及乐焕的才学，曾多次致信致电召其在英学成后直接赴台就事，并云另一位与乐焕经常在一起的本家弟弟傅乐成已赴台岛，出任台大副教授，等等。但傅乐焕此时如同一只出巢的雄鹰，面对天蓝海阔的大千世界，再也不想回到国民党政府与叔叔掌控的机构中做事谋职了，他要寻求一种天地清新的新社会，要投奔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大陆，并将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的学术事业。傅乐焕拒绝来自傅斯年的劝说与各方面的利诱，排除种种干扰，于1951年毅然返回他想像中繁花似锦、自由幸福的中国大陆，初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授、副主任，兼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期间，与学术大师、史学界"二陈"之一的陈垣侄女结婚，并陆续有了三个女儿。在相对安静舒心的生活环境中，傅乐焕埋头治史，先后参加并领导对满族、达斡尔族的民族识别工作和调查研究，发表了《关于达斡尔的民族成份和识别问题》等研究成果，主编了《满族简史》、《金史》，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图集》，校点《二十四史》，参与编纂《辞海》、《中国地震史料辑录》，编辑《中国历史小丛书》等，对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事业做出了划时代贡献，并以此跻身于国内外最有影响的辽金史学专家之列。
    当"文革"风暴到来之时，傅乐焕成为中央民族学院首批被打翻在地者，这个劫数除了学术上的"反动"外，更为致命的是他与傅斯年的关系。一时间，傅乐焕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傅斯年安插在大陆的特务"、"潜伏在人民内部企图颠覆无产阶级政府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连续的批斗、关押、逼迫交代与残酷折磨，使傅乐焕身心痛苦至极、哀伤至极。在走投无路，生不如死的凄惨境况中，他最终选择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证明自己"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士大夫的气节与骨气。主意打定，在一个漆黑之夜，傅乐焕悄悄摆脱造反派们的监视，从关押的一间小屋逃出，直奔早已选定好的陶然湖。当他穿越大半个北京城翻墙进入这座秀丽的公园时，内中树木阴森，杂草丛生，一片荒凉死寂的气氛。整个园内同北京城一样，经历了一天的疯狂之后，疲惫地进入了充满一个个恐怖画面的梦境。他默默来到陶然湖边，此时月亮正是上弦时分，月光映照下的湖水散发着明晃晃的光。没有虫飞鸟鸣，只有恐怖的心悸与生命的苍凉。傅乐焕望着湖面稍作犹豫，就在这时，他突然发现离岸不远处的湖面上，漂浮荡动着两个谷个子一样黑糊糊的物体，微风徐来，"谷个子"向岸边荡动而来，他一时忘了自己前来的使命，好奇地从身边捡起一根枯枝，把越来越近的两个软软的物体勾到眼前。在明亮的月光下，他看清了——这是两具尸体，很可能还是一对夫妇的尸体，看来是刚漂上来不久，也就是说这对夫妻就自杀于昨天的早些时候。望着面前的一切，傅乐焕悲从中来，他绝望地抬头望了望辽阔的天空，又低下头望着平静的水面，思绪翻腾中百感交集。最后，他下定决心要追随这对相逢并不相识的夫妇而去。在即将拥抱死神的最后时刻，心情一下子平静下来，他迈动脚步，慢慢来到岸边一块突出的石头上，没有叫喊"苍天——"之类的悲壮之语，却像是怕惊动熟睡中的四方百姓与园内苍生一样，悄无声息地把头一伸，纵身一跃，钻入湖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