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十：三国纪

帝国统治者需要一位忠臣，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则需要一位代表。这跟曹操变成鬼是同样的道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正面典型，也需要反面典型。
  事实上，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和诸葛亮，不过是长江的前浪和后浪；作为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的曹操和诸葛亮，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枚硬币就是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曹操就只好去做魔鬼；诸葛亮既然是后浪，曹操也只好死在沙滩上。
  然而历史的长河却不管什么前浪后浪，它只会顺着自己的河床一往无前。因此，当苏东坡站在长江岸边遥想赤壁风云之时，他看到的竟是这样一个画面：年轻帅气的周瑜新婚燕尔小乔初嫁，一身便装统领舰队西进。羽扇指点处，谈笑风生间，曹操的数十万大军灰飞烟灭。
  这当然也是一种历史意见和精神风貌，只不过不是三国的，而是魏晋的。没错，苏东坡笔下的周瑜更像一个魏晋的名士，而不是三国的将军。尽管周瑜非常懂音乐，就像曹操是诗人；也尽管魏晋与三国相距不远。
  但，三国是三国，魏晋是魏晋。它们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风采、气度、韵味和格调也是不同的。
  那么，魏晋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度？
  后记 何时忘却三国
  有朋友说：很期待你的中华史《三国纪》这一卷。
  哦，是吗？
  他很期望，我很惆怅。
  三国，不该这样被人瞩目。
  事实上，这段历史并不重要。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
  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当然，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三国演义》讲述的，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三国志》和范晔的《后汉书》。中国如此，日本、韩国和越南也一样。
  其实《三国演义》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直到清代的毛声山、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才风行天下。所以《三国演义》的成败得失，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
  那么，毛氏父子给了什么“添加剂”？
  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曹操是哭了的；赤壁战败之后，曹操也说过“郭奉孝（郭嘉）在，不使孤至此”的话，还失声痛哭说：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1
  但，也仅此而已。
  毛批本《三国演义》却大肆渲染，做足了文章：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前一哭胜过了赏，后一哭胜过了打。
  接下来，他们不无嘲讽地说：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又能当棍子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笑！
  请问，这还是历史吗？
  当然不是，但可看，好看，让人想看。
  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需的，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可以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无中生有，以假乱真。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是真，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三国演义》则照单全收。
  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但，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就绝不敢大胆于一时，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
  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
  这就很有些哲理。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所见。比如他们说：忠厚人乖觉，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老实人使心，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又比如：英雄所自负者，义耳；奸雄所自负者，智耳。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还有价值取向。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上：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为了战胜奸邪，忠义只好以恶抗恶。这种对抗，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
  勾心斗角贯穿了《三国演义》的始终，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一个“妒忌阴险”，另一个“奸刁险诈”，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2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
  这可真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所谓“三国热”表现出的国民心态，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不可疑吗？3
  实际上，《三国演义》历久不衰，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心机，算计，权术，谋略。它们可以用于战场、官场、商场甚至情场，谁不想要？
  打出“重读经典”的旗号，不必吧？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正能量”的忠义，也很可疑。什么是忠？臣忠于君，子忠于父，妻忠于夫。但，君要忠于臣吗？父要忠于子吗？夫要忠于妻吗？不用。请大家想想，这难道不是“不平等关系”？
  义也大成问题。道义，正义，仁义，情义，信义，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当这些“义”发生矛盾冲突时，又该如之何？谁都没有解释，谁都说不清楚，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你说我不仁，我说你不义。
  忠义，变成了整人的武器。
  这并不奇怪。事实上，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忠是不变的，义是多变的。结果，要么信口雌黄，周公恐惧流言日；要么弄虚作假，王莽谦恭未篡时。
  其实一切政治斗争，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争利而言义，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这就是“伪善”。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则是“权谋”。不搞权谋也不行。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都要指责对方“不义”。这就只能搞阴谋，不能搞阳谋。
  显然，权谋是因为伪善，伪善是因为忠义。被高高举起的那面“道德的旗帜”，其实是罪魁祸首。
  这就是《三国演义》的“性之病”。4
  也就是说，毛批本《三国演义》的问题，还不在于给历史“整容”，更在于“变性”。整容是可以的，变性是不可以的，除非明确表示你说的不是历史，读者也不把那小说当历史看。可惜，这一点从来就没人说清楚。
  那么，三国这段历史的本性是什么？
  前半段，是曹操与袁绍的路线斗争；后半段，则是曹魏、蜀汉和孙吴的权力斗争。后来三分归一统，不过是回到了历史的本来走向。指出这走向，并找出它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支配力量，才是历史学的任务。
  因此在本书中，并没有多少剑拔弩张和老谋深算。本书不是《三国演义》，而是《三国纪》。你也许看不到某些特别想看的东西，只有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
  朋友，你会失望吗？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公元25年（建武元年），刘秀称帝，东汉开始。
  公元57年（中元二年），光武帝卒，享年六十二岁。子刘庄继位，年三十岁，是为汉明帝。
  公元75年（永平十八年），汉明帝卒，享年四十八岁。子刘炟继位，年十九岁，是为汉章帝。
  公元88年（章和二年），汉章帝卒，享年三十二岁。子刘肇继位，是为汉和帝，年十岁，窦太后临朝，窦宪专政。
  公元92年（永元四年），十四岁的汉和帝与宦官郑众共灭窦宪，窦宪自杀。
  公元106年（延平元年），汉殇帝卒，享年两岁。侄刘祜继位，是为汉安帝，年十三岁。
  公元121年（永宁二年），十八岁的汉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灭邓骘，邓骘自杀。
  公元125年（延光四年），宦官孙程等十九人起兵拥立汉顺帝，阎显被杀。
  公元159年（延熹二年），二十八岁的汉桓帝与宦官唐衡等灭梁冀，梁冀自杀。
  公元167年（延熹十年），汉桓帝卒，享年三十六岁。窦太后命窦武迎立宗室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年十二岁。
  公元168年（汉灵帝建宁元年），宦官曹节等共灭窦武，窦武兵败自杀，并被斩首示众。
  公元189年（中平六年）四月，灵帝卒，皇子刘辩继位，是为少帝。外戚何进执政，谋诛宦官，反被宦官所杀。袁绍入宫杀宦官。九月，董卓入京，废少帝刘辩，改立刘协，是为汉献帝。十二月，曹操起兵讨董。
  公元190年（初平元年），关东州郡俱起兵讨伐董卓，公推袁绍为盟主，曹操行奋武将军。董卓杀弘农王刘辩，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
  公元191年（初平二年），袁绍自任冀州牧，表曹操为东郡太守，荀彧离开袁绍投奔曹操。
  公元192年（初平三年），吕布杀董卓，投奔袁绍。曹操代理兖州牧，收黄巾军三十万，号称青州兵。
  公元194年（兴平元年），吕布为兖州牧，刘备领徐州牧。
  公元195年（兴平二年）夏，曹操大破吕布。七月，汉献帝自长安东归。十月，汉献帝任命曹操为兖州牧。
  公元196年（建安元年）六月，曹操表刘备为豫州牧。七月，汉献帝至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