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最后的飞跃

他在审讯中交待了所有的往来关系，其中包括孟凡和袁源，害得孟凡和袁源被调查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又有一个因文革的问题一直没有招工返城的同学被关，从他的借书名单上又找到了他们一帮人－－那时候，很多读书青年都有一本私人的图书借阅手册，某某某，某年某月某日，借某书。如已归还，便在后面注明：某年某月某日归还。以避免在错综复杂的扯借过程中，不知了书的去向。这次搬家，袁源还翻出了她当年的那本借书登记册，发现了许多熟悉的人和熟悉的书。其中就有孟凡：某年某月某日，借《杜勃罗留波夫选集》，某年某月某日还。某年某月某日借《尼克松回忆录》，某年某月某日还。甚至还有几本音乐方面的专著－－《西方音乐欣赏》，《和声学教程》等，真是很有意思。根据上面的记录，有几本书孟凡是一直未还的，袁源拿了记录示予孟凡，向他索要当年所借的书。孟凡一口咬定是还了的，是袁源自己忘了记。说着，果然在书架上找到其中一本，袁源说，这书一直在你们家吧？孟凡说，老夫老妻了，哪还分得清你家我家？我家的都成了你家的。说话间，袁源和孟凡都意识到，那一段纯净的岁月已逝去久远了…… 
    一直到一九七六年以后，他们那一批读书者中，还有不断遭难的。由于这么折腾了几年，他们在单位几乎都成了危险份子。当高考开始后，大家便陆陆续续通过考大学逃出了监控。孟凡是第三年考取一所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他的数学和英语拖了他两年的后腿。那时，袁源已高出他两届。他们都过了该结婚的年龄，于是就结婚了。 
     
    在其后的几年中，也许是太漫长的腥风血雨弄得大家身心交瘁，也许是沉重的学业和家务压得大家喘不过气来－－他们那一批人，差不多都是八十年代初期结婚生子－－大家相互往来少了许多，即便往来，也只是喝喜酒，看孩子，问分配，谈工资，很少有那种纯思想的形而上的交流了。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孟凡像是蛰伏了一冬的虫蛇，雷声一响，又爬出洞来。开始关注各类新书新思潮新动向。他开始研究辛亥革命史，一是想弄清他祖父那一批人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发展脉络，一是想弄清辛亥革命对中国后来的几十年究竟生成了一些什么样的意义。他还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在几家院校的学报上。文章都不大，但观点很激进。其中一篇《革命，还是立宪？》还引起了一些批评与商榷。那时的孟凡三十出头，那才气与锐气让许多朋友们看好。孟凡除了勤奋做学问，还很活跃地参加各类学术思想交流活动，仿佛是七十年代中期那一次思想活动的翻版与升级。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时是在地下，现在已浮出水面，登堂入室了。在一次很高规格的研讨会上，几个当年的读书者相逢，都有一种十年磨剑一朝出鞘的感觉。少年壮志，天下豪情，尽在书生文章言谈中。那时他们都很乐观。 
    没想几年之后，孟凡大变了。深居简出，不著一字，连人的模样都苍老起来。有朋友用小说《红岩》中的故事开玩笑说，枪一响，华子良就疯了。一次，几个朋友实在放心不下，怕他出什么毛病，径自上门找他，说，经历了这许多风雨，不致于此吧。他自嘲地笑了一下，说，个杂子――年纪来了，经不得吓了。便扯到别的事上去了。那天，他说的最多的，是他眼下的窘况。父母日渐衰老，孩子一天天长大，经济日益拮据，连书都买不起了。特别是住房，已让他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说他前些日子去了几个大学同学的家，有在省市委工作的，有在新闻单位工作的，也有前些年下海办了公司的，让人很受刺激。孟凡不断地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最可怕的是，在我们学校，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无望。他说他打算调到一家新办的报社去，据知情人说，不久会有房子。大家很惊异。他们知道，孟凡对报社的工作向来是很不屑的，常说，谁在那种地方打一个滚，思想便堕落，笔头便愚钝。没想到他现在倒想去了。 
    孟凡说起他现在依然在搞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还找到了有关他祖父的一些资料。那是辛亥首义胜利之后，湖北军政府汇集的参加人员的回忆录。因为他祖父已在汉口大智门与清军一役中牺牲，文稿是由别人代写的，但一些史实毕竟清楚了。 
     
    11 
     
    思想拉完屎尿，终于平静了一些。吃了几口食，喝了几口水，自个儿回到那纸盒中睡去了。自此，孟凡夫妇才舒了一口气。回到自己的卧室。双双在那张新买的大床上仰面躺下。孟凡第一次放肆地将自己的身子抛上床去，让它在那层厚厚的席梦思上尽情地弹跳。多少年来，孟凡都是小心翼翼地对付着自己的那一张床和床下的楼板，它们会联合起来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它们像一群骄气又坏脾气的女孩子，几乎是一碰就叫。如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吱吱嘎嘎如拆房一般的喧嚣，隔壁几家大约都能听见的。因此，他们夫妻的房事多年来一直都在极其克制的状态下进行，如两个在机关密布的银行里战战兢兢撬盗保险柜的窃贼。有一次，他看一种自行车定车比赛，就是在一个很小的圆圈中，骑在车上，不能前行，不能后退，又不能倒下。他觉得很像自己，用很大的力气，做很小的动作，还不能出声。如今，在这钢筋水泥的大楼上，在这厚重结实的床架上，在这具有良好弹性良好缓冲的席梦思床垫上，你便是如妖精打架那样张狂那样无忌，也无后顾之忧了。想到这里，孟凡用手去抚袁源的身子，然后替她解了衣服。 
    孟凡夫妇进行了一次结婚以来从未有过的活动，用时髦话说，进行一次高峰体验。袁源似乎将压抑了一生的声音都呼喊了出来。事后，袁源突然默默地哭了起来。孟凡问她哭什么。袁源说，我都四十六岁了。 
    孟凡当然知道妻子这句话的意思，却装着没听懂地说，那有什么，我也四十八岁了。不会嫌你老。 
    袁源知道孟凡其实听懂了，便不再做声。 
    过了一会儿，孟凡说，还来得及。 
     
    可能是源于当年对那个在资料室工作的亲戚的羡慕，可能是倦于多年来与人奋斗的凶险，袁源读的是图书馆情报专业，毕业后如愿分到省图。实现了她一辈子活在书堆里的理想，那时她还有许多浪漫许多梦幻许多贵族气。从来没有想过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生儿育女比书更有力量。还有疾病，它能消磨掉最强大的激情。袁源幼年生活优越，养成了一种非常敏感的体质，对蚊子苍蝇老鼠蟑螂潮湿炎热都缺乏正常的耐受力，特别是那强大的噪音，让她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袁源嫁给孟凡之后，几乎就没有睡过好觉，即便吃了药，也只能迷糊四五个小时。她看书，可以看见文字，但看不见文字的意思。后来，常常连文字也看得模模糊糊的了。这些，深深刺伤了孟凡的自尊心。他曾多次自言自语说，狗尔，老子总有一天要去抢银行的。 
    近些年袁源几乎不再读书。除了上班，生病，她的全部精力都花在了女儿身上。从汉语拼音到平面几何，她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学业重复了一遍。 
     
    12 
     
    孟粮道去世之后，孟粮道的长子，也就是孟凡的曾祖，分得了孟公馆的房产，另外两个儿子，一个得了乡下的田产，一个得了一家钱庄。几个外嫁的女儿，各自得了一些金银细软古董字画。孟公馆除了一部分依然给家人居住，其余大部分陆续租赁了出去。前面说了，与孟公馆所在的粮道街紧邻的后补街，是历年朝廷的候补官员们的集中居住地。这些候补官员大多是豪绅巨贾花钱捐来的，得了朝廷一个官衔之后，便分配到各地等候补缺。僧多粥少，这些候补们常常是一候多年。有的一直候到老死，也未必得到一个实缺。这样，他们便在省城武昌常年居住，以致住出了一条街来。那些做了久等准备的，便自己盖房买房，没想到要久等的，便在附近租房。所以，孟凡的曾祖得了那一套大宅子之后，便没干过任何营生，吃了一辈子房租，在离世前又将这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库给了孟凡的祖父。 
     
    孟凡的曾祖闲散了一辈子，到中年后常有失落之感，希望几个儿子能重搏功名，特别是寄厚望于聪慧机敏的长子，也就是孟凡的祖父。哪知孟凡的祖父在那种自由自在的环境中长大，对科举八股一套实在学不进，在二十岁上考进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兴办的新学堂－－两湖书院。两湖书院的课业都十分新鲜，师资也很优秀，但学风学纪极其严明，除了休息日，平日不许离校，孟凡的祖父受不了约束，一年之后便肄业了。 
    在两湖书院时，孟凡的祖父遇见了一位早他一年入学的学长，此人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那位学长名叫黄兴。 
    开始，孟凡的祖父并未直接参与黄兴的革命活动，只是为他蛊惑人心的革命宣言所感染，读了不少的党人书刊。孟凡的祖父肄业之后，有了许多闲适，开始四方游历，广交朋友，渐渐开阔了眼界，生出了许多新思想。后来经一挚友介绍，参加了武昌地区早期的反清革命组织――文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