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走着爱着

我需要都市，一个若即若离的文化圈，几位贴心的朋友，还有一个时常移动的书桌。远方也是我所需要的，山河，草原，花草，森林，单纯的人群，单纯的毫无功利的人际关系，特异的民族风情，都是我血液里需要的。我像一只迁徙的候鸟。“候鸟的迁徙，是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归来的承诺，经历危机重重，数千里的旅行，只为一个目的――生存，候鸟的迁徙，是一场生命的搏斗……”这是法国著名导演雅克?贝汉制作的《迁徙的鸟》中仅有的台词。《迁徙的鸟》是一部动人的纪录片，拍摄历时四年，横跨五大洲，所用胶片长达四百六十公里，是动用了世界上最优秀的飞行员和科学考察队制作出来的，我看了许多遍，我感动着。
    是的，我也是一只迁徙的鸟。我的朋友们时常会看到这只迁徙的鸟，出现在都市，接着又从都市神秘地消失了，仿佛也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正像雅克?贝汉所说的，迁徙的鸟，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迁徙，是我对自己生命的承诺，我要像一个真正的生命健康地活着；也是我对人世的承诺，我要把活着的最鲜活的感觉以诗歌、以文字的方式呈现出来，与大家分享。
    至于肉体的生存，这个问题一直都追着我，让我不安。自我从讲台上走下来，我就没有正式地挣过什么钱，偶有稿费，也是杯水车薪。我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为我的生存状况担忧着。我准备以文为生。但我的文字还没有纯正到理想的境界，用这样的文字去谋生让人良心不安。作文和当教师是两项极需良知的工作，因为，它们直接渗透人心。不好的教育和不好的文字，渗入人心所产生的恶果是难以估算的。
    因为生存的追迫，使我的心气常常浮躁。比如，在游途中，我始终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写作。看到一点儿有感觉的东西，会想赶紧把它写下来。带着这样一个功利目的，就会急着给自己所感受到的东西赋予意义，这样，就使我的眼睛不能更加深入地去观察，心也不能纯真地去体验。实际上，任何一种功利目的，都会使你无法真正地体验生命。所以，我始终没有变成一个真诚的人，也就无法写出真诚的作品。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实际上，生活就是艺术。真诚地去生活，你就拥有了真实的艺术禀赋，而我，为了写作而生活，就越来越远离了艺术，也远离了写作。
    我尝试着用各种文体写作，小说、诗歌、散文、剧本等。1997年也曾有一个电视剧本，被人拍了，获了奖。但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因为我知道我还没有写好。我的目标是那些文学大师，比如：妥斯托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如果是在诗歌上，我也要像里尔克、波德莱尔、泰戈尔、萨福、密斯特拉尔、阿赫马托娃他们。他们都陈列在我的书架上，我经常跟他们窃窃私语，也请他们祝福我。
    然而，在我的生命深处，始终有一股虚无的空气统治着。我感到活着没有意义。我为什么活着？我找不到一个能说服我活着的理由。生命简直就是一种无法更改的悲剧。这种悲剧从一出生就注定了。谁也没有跟我商量，就让我来到了世上。这个社会推荐的活着的价值都不能成为真正的价值。什么样的文字，什么品位的旅行都不能解答我的问题，也无法安抚我的虚无感和绝望感。我也渐渐理解了三毛、海子的自杀。因为，为何而生，为何而行走，为何而活着，为何而写作？我和他们一样，真的没有理由活下去，但是，死的理由呢？有什么死的理由吗？
    活着没有理由，死也同样没理由。
    活着，还是被活着？
    就是这种虚无感，这种自我奴役的感觉，几乎要把我压垮，我常常会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
    在此，我怕会为读者生产出一批哲学的炮灰，就不再重复我在20世纪90年代的哲学模式，以及那种无限轮回式的追问，总之，随后的日子里，我面对了一次死亡的洗礼。
    那是1997年秋天，我又随西风上路了。还是在西部。总喜欢到西部去，也许那是我出生的地域范围。
    一天，去一个药店买药，在柜台上看到了一张报纸，有这样的一条消息：罗布泊，探险家某某的墓被盗……
    我感到心里咔嚓地响着，盯着“某某”三个字看了好久。我忽然觉得心里什么东西倒下了，就像一棵参天大树那样倒下去。
    那是一个雨天，我木木地走出药店，走在雨中，绕着小县城的钟鼓楼不知转了多少圈。我辨不清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也想倒下去。一无所赖地倒下去多好！我纸片儿一样绕着一个圈子飘啊飘啊。所有的生命脆若悬丝啊！那个强健的，那个最不可能轻易倒下去的汉子，确实倒下去了，再也不可能站起来了。
叁・从作文到做人 活着，还是被活着(2)
    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他的情景。他的嘴唇是干巴巴的，裂着口子，留着风霜雨雪塑造过的痕迹。他张开嘴向我问好的时候，那嘴唇先微微地抽抖了几下，像一个委屈之极欲哭而哭不出来的孩子。他的声音是那么得沙哑，好像嗓子里含着沙子。他的声音是那么酸涩，饱经沧桑，饱含着苦难。他就像一个流浪的孤儿。他受了重伤，我在一瞬间就生出母性的冲动，想给他一个家。是的，家。我要让他住在家里！我柔情无边，准备为他献身。我真的这么做了，追着他跑了两年。那两年里，他是那么得重要，任何人也无法替代他的地位。
    然而，他倒下了。这些年来，他似乎显得有些遥远，甚至，他死了也没有显得有什么重要，直到他的墓被盗了，他才重要起来。那团与我的生命遥相呼应、遥相关照的强劲的空气就那么莫名其妙地撤离了！多么突然啊！实际上，1996年6月，在所有的媒体上，都显赫地出现过著名探险家某某罗布泊遇难的消息，但我始终回避着这个事实。我听人们都在谈论他的死亡，我也凑上前去听两句，很麻木，有时也哭上两声。我觉得这个消息怪怪的，不是真实的。在我心里，这个男人是不可能死的。他有着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啊，所以，我哪里肯相信这样的消息呢？再说，他要是走也得跟我打个招呼啊，他这样走也太不够意思了吧。因为，我们之间有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秘密关系，一种精神同类的血脉关系。他曾经以那么优美的姿态切入了我的生活，他让我欣赏并融入了一个强壮、健康、野性的生命。他把我带到了路上――而现在，他真的倒下了。
    他再也不能站起来了！
    我悲伤、愤怒、哀痛。
    我久久地沉浸于个人的情感中，不能自拔，不知流过多少眼泪。在此，不必细表。
    我只想说，这个死亡事件给予我的洗礼与祝福。
    首先，我感到了人生的无常。人随时都会死。人所追求的一切比生命还要无常的东西，是否有意义呢？这使我开始怀疑自己所追求的文学的意义。
    所以，再也不能不明真相地活着？为什么而写作，为什么而活着？为什么而探险？那个已故的生命，他抛弃了一个普通市民的生活，走上“出世”的道路，去追求生命觉悟的机会。但同时，他浑身绑满了许多“伟大”的项目，这些项目需要他和社会共同完成，他几乎没有品尝过“出世”的滋味，就又回到了社会的怀抱，进入了角色――探险家的角色。他用社会的眼光来追赶自己，一条条道路，一座座高山，一个个生命禁区，一项项世界纪录，一声声喝彩……他太累了，太沉重了，他没有时间、机会、能力，了望内心。他的心灵被搁浅在一条条貌似惊世骇俗的“贼船”上，他被偷渡到离自己越来越遥远的地方，以至于“为了配合上海电视台拍专题片去了罗布泊”，“为了维护专题片的真实性而独自穿越6月份的罗布泊”，罗布泊在这个时节是风沙最大、地表温度最高的时候，而他要去打破6月份不能穿越罗布泊的神话。他以探险的姿态，死在了一次社交活动之中。为了更多的喝彩声，也为了更多地报答喝彩声，以热爱生命的名义，荒废了生命――那么多的山河走过，那么多的风景看过，那么多的祝福得过，那么多的女人爱过，那么多的男人爱过，却依然被活着，被走，被探险，死于不敢示弱之弱。
    这是为什么呢？
    除了那些无法探讨的看不见的原因之外，我发现，那就是我们的文化价值观中，暗藏着一个巨大的误区，成为人才，成为某种角色，而不是成为人，成为自己的主人。我们是某种角色下的人，而不是以人为本的角色。在我们的教育中，没有以人为本的中心思想。在每个呼吸着这种文化空气的人身上都存留着这样的性格趋向，那些捧杀者，那些被捧杀者，还有我本人也严重地禀承了这一衣钵。我们宁愿为了维护角色的圆满，而无视生命内在的需要。
    十多年来，我沉浸在当作家的角色中，我所有的动作都是为了圆满作家的角色，都是为了写出好作品。所有认识我的人，也都是为我筑固作家的角色。人们都会问：最近又到哪里体验生活去了？最近又有什么新作？没有人问我，你最近过得幸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