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定陵

有一次他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他解决，我说，有一部明代抄本（万历起居注》，现藏天津图书馆善本部，它是《明实录·万历实录》的底本，保存定陵材料当然比现行《明实录》更多，但属特藏善本，不外借，我们很需要但看不到。他当即答应“这事我来办”。五天之后，他专程派人借来，送到定陵，还附了一张纸条：“确是明抄，海内孤本，十分宝贵，保存好，速看速还。郑”。几十大本，几百万字，我连夜阅读、摘记，又立即组织人重抄一部，原书送还。重抄本数十册现存定陵。
  发掘工作刚完，在故宫神武门举办了“定陵出土文物展览”。布展期中，《人民日报》约他写稿介绍，他来到现场，一见我开口便说：”发掘工作完成了，要立即着手写发掘报告，要快，不能拖。”又说他藏有明代帝后服饰图片数十张（他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收藏家），十分宝贵，有彩色，比《三才图会》的要准确，写报告可作参考，次日他便把图片交夏所长转给我。展览开幕后，他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刊出（1958年8月31日，题为《朱翊钧的地下宫殿》），定陵发掘的消息一经公布，轰动中外。我下放时，在农村新闻广播中听到他出访阿富汗、阿联等国飞机失事的消息，心中十分悲痛。若干年后回定陵写发掘报告，他的图片真的成为复原帝后服饰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事毕送还，主人却归道山了。他去世后，全部藏书捐赠北京图书馆，入特藏部，馆方为他的赠书编印了厚厚一部（西谛书目》（郑字西谛），那些图片久借不归，未能列入书目，我有责任，至今引为憾事。然而略感慰藉的是，利用定陵资料写出文章的，在发掘委员中他是惟一的一位。
  发掘委员会的委员中，郭沫若最关心发掘，经常到现场看看，有时还带几本明人笔记要我阅读，坐下来谈考古、谈明史，一坐就是半天。郭老早年学医，打开地宫之前，他一再嘱咐，人死放久了，有一种“尸毒”，千万要小心。帝后的尸骨，将来要作多方面检验，提供病理或医药方面研究，请专家写专题，附在发掘报告上。他关心工作队的健康、安全，尽可能做了些防护设备，没有出现事故也没有染上“尸毒”，但是，尸骨却被烧毁了，连一点骨渣也没有找到。
  地宫打开之后，他来得更多了。一天下午他突然来要看一下皇后的“谥册”——死后晋封的册文。他坐在木板房内用放大镜仔细阅读，夫人于立群却张罗着为我介绍女友。郭老听觉不敏，拍拍助听器仍听不清我们的谈话，站起来大声问：“你们在谈什么？”于立群附耳大声说：“皇后问题。”我在纸上写了“对象”二字，朝他眼前一展，他笑了：“噢，对象！我看你的对象就是发掘报告，这比结婚重要啊，你结婚时立群可以参加，不过，我可希望你在结婚之前就把报告拿给我看！”说罢哈哈大笑。今天，发掘报告终于出版，他却溘然而逝。我往哪里去送呢？
  邓拓对定陵发掘十分关心，也经常来工地现场。他说：“我在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万历一朝是关键。”他翻阅我平时摘录的有关明代史料的卡片，并希望我借给他，我答应了。临上车他又嘱咐我：“开棺要告诉我，我要看，出土器物我要一件一件仔细看，发掘报告我更要看。”并一再说明，写报告时，史料卡片一定送还。“文革”之中，他被抄家，卡片不知去向，多少年的心血丢失了，我并不介意，而现在，发掘报告出版了，作为发掘委员，他却无缘过目了，我深感不安。
  “文革”后期，在灯市口马路上突然遇到夏鼐所长——我的业师。他说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要筹备一个全国文物展。随后问我情况，我如实以对：“我还没有解放，正在单位挖防空洞，劳动改造。”他说：“很好嘛！还在挖土，没离开老本行呀。”问我定陵情况，我摆摆手说：“这一行不干了！我现在练就了一把好手艺，设计、画图、起券垒墙，样样能干，以后改做瓦匠了！”他笑着说：“按古希腊的谚语，你能盖房子，再种些树，我看还是个好公民嘛。”看得出他是有意在安慰我。
  夏所长有个习惯，平时同他谈话，他总是随走随说，在办公室里，也是我坐着说，他来回走动，边听边说。这一次却一反常态，我们在马路边相对站立，足足二十分钟，没说上几句话。我把他提着的一捆蔬菜放在自行车筐内，并肩而行，一直走到干面胡同他的宿舍，路上我们竟没说一句话。事后，他把询问定陵发掘报告的信函递给我，有国内的，更多是国外的，厚厚一叠。有询问，也有讥讽、挖苦，甚至口出不逊，令人难以忍受。我也把收到的询问信送他看。他不再走动，静静地坐着，一语不发。我已经理解，为了这未完成的皇陵工程，他所承受的压力该有多大。没想到一部发掘报告的分量，竟是这般沉重！
  王岩和我把整理定陵发掘报告的工作计划、编写提纲拟好之后，送夏所长过目，顺便讲了个意见：定陵出土器物中丝织品最多，多年没作整理，保存又不好，这一次想仔细整理，留下个详细记录，绘出细致图样，使今后的研究工作不再去触动原物，以减少损坏。他很同意。请他估计个时间，以便掌握进度。他沉思很久说：“定陵挖了两年，那是日夜赶工的，照那样干法，几千件东西整理起来，也许比两年要长些，你们看两年半行不行？”临行时，他又补充说：“所内的技术力量你们随时用，下田野的可以调回来。我只希望能快点完成。”实际情况比我们共同估计的要复杂得多，夜以继日，足足干了五年才完稿，送他过目时，时间超出了一倍。我们很感不安，而他却平静地说：“我了解，实物腐朽严重，不容易整理，你们尽力了。”稿子交到他手不久，谁又想到，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身兼国外六国院士的一代考古巨匠，却与世长辞了。
  定陵发掘之初，他并不赞成，确定发掘之后，他却是具体指导者，无论是初期的发掘工作还是最后的发掘报告，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在和他的遗体告别之后，归途中我默默地想：与其他发掘委员相比，也许他还算幸运的，虽然没有看到发掘报告最后成书，总算看到了完稿，自始全终，在发掘委员中他是仅有的一位。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吴晗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兼北京市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主管文教事业，我的原单位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为他直接领导（后属文化局）。他又是历史学家，明陵发掘的发起人之一、发掘委员，对发掘当然关心备至。1958年初秋，我下放前夕，《考古通讯》要公布“定陵发掘简要报告”，责任编辑徐元邦坐等索稿，我连夜赶写“简报”上半部，打电话报告吴晗，问他是否过目。回答很干脆：“简报稿子我不看，我只望你抓紧时间早日完成正式报告，我要看正式发掘报告。”我低声答应。他哪里知道，我第二天就要离开定陵，下放劳动，我不愿告诉他。此一去何时回京，能否回来，不能预料，正式报告的事我却冒然答应下来，真是糊涂之至，心中十分不安。
  吴晗逝世10年之后，即1979年，“三家村”冤案平反。1984年是吴晗诞辰75周年、逝世15周年，生前他曾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学会事前筹备开纪念大会、出版《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他原为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建“晗亭”届时揭幕（邓小平题字），学会理事分工，我承担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吴晗纪念展览”。布展期间，我从定陵取来几张照片，放大展出。开幕前夕，吴晗的胞妹吴浦月来了，面对照片，问我当时情况，我极力按捺住激动的情感，尽量把话题扯开：大约在1957年前后，吴晗要出访埃及，特地来到定陵，问我要不要带回一点关于发掘金字塔的资料。我告诉他这类资料图书馆可以找到，从定陵出土器物看，急需一些国外对出土文物的修复、保存等书籍。此后不久，他陪同驻埃及大使陈家康夫妇到定陵参观，顺便将厚厚一本修复文物的英文书交给我。我试译了其中的重要章节供参考，挺费力，没译完就放下了。说到这里，我把吴晗与陈家康夫妇的合照指给吴浦月，她一直默然不语。我又讲述了一些多年来吴晗关心北京文物考古的事例，她仍然默默不语，后来我讲他关心定陵发掘报告以及多次指点我读书记笔记的情况。讲述之间，也许无意中流露了我的深切怀念之情，万万没有料到，她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紧紧抱住我嚎啕大哭起来，我一时茫然，不知所措。
  事隔不久，《吴晗传》作者之一王宏志来找我，说要补充一点吴晗与北京文物和定陵发掘的史实。当时发掘报告正在编写，尚未完稿，一提定陵这块心病，我又哽咽起来，谈话无法进行。我们是先后同学，也许他不会怪我失态。没过多久，侯仁之教授介绍美国人马紫梅女士来访，她也要写一本英文本《吴晗传》。事先约好时间，我有了一点心理准备，谈了一些吴晗关心北京文物事业的例子，她满意地走了。然而就在送走马女士之后时间不长，吴浦月也带着无限悲伤和遗恨，寻找她的胞兄去了。我满怀悲痛之情参加了她的葬礼。
  定陵发掘报告久久不能问世，师友们偶尔问及原因，我也讲述一些情况，做点解释，自然也流露一点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