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定陵

有的同行知道一点内情，冲着我说几句歇后语发牢骚：你不就是拉磨的驴吗，报告写不写关你屁事，咸吃罗卜淡操心。他的意思很清楚，安排不安排整理发掘报告，有领导在，你，小干部，是“小驴拉磨”，听吆喝的。有的师长劝我：既如此，你可以考虑写一篇“备忘录”，在《考古》杂志上刊出，至少可以取得国内外同行的谅解。发掘期间，工作记录之外，我也零星地记了些日记，以备查考。但“文革”中大都丢失了，时间、地点、人物记不大清，“备忘录”不好着笔，一直没有写。现在好了，发掘报告出版，一代皇陵工程终于最后结束，我如释重负，再也不用“备忘录”了。
  行文至此，本可结束了，但猛地想起，热心的读者也许关心多少年前那支工作队的去向，所以应该再唠叨几句。
  白万玉，据他讲，“卢沟桥事变”后曾在他的老家张家口尤关县干过一阵游击队，跟日本人狠打过几仗。除去这段时间，他一生都在干考古，大家尊称他“白老”。定陵发掘没有星期天，两年多他也就在探沟和地宫中度过。他田野经验丰富，尤其长于修复器物，可惜工作队结束过早，没有发挥他的专长。回到考古所，不久退休，北京大学的考古专业又请他去讲过器物修复课，也带过同学的野外学习。他无子嗣，记得螟蛉子在电车公司工作，我去找过，却无结果。对于中国早期的考古调查，河南、陕西、甘肃以及解放前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内蒙、新疆之行，他都有过详细的讲述，我也作过详细笔录，如能整理出来，对他应是个纪念。
  于树功本是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秘书，工作队初建，他担负了一切行政事务，安排就绪后，又回到文物组。他是中共天津三位建党人之一于树德的弟弟（另二位是李锡九、江著元），青年时代与先烈李大钊有交往，送莫斯科学习，与乌兰夫、伍修权等同届。日本占领东北，回哈尔滨做情报工作，被告密入狱，判死刑，又改无期。几年之后，他竟说服了留学日本的青年狱医赵公民（解放后任吉林省卫生厅厅长，死于“文革”），结伴出逃，成为日本监狱内重犯逃脱仅有的一例。曾入煤窑，隐姓埋名做矿工。后回到北京，蹬三轮车为生，解放前接通关系。能说半句俄语，他却偏偏要做文物工作。“文革”中，为越狱一事又受冲击。晚年躺在病床上，我去看他，去一次哭一次，害得我不敢久待。只有一次，我们忆起当年有人曾以掘陵破坏“风水”为由，扬言要干掉我，他特地送我一把苏制匕首防身的事，两人不禁哈哈大笑。遗憾的是他去世时我在定陵写报告，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刘精义这位当年的文弱书生，今天已是文质彬彬的学者，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致力于北京史研究，写了几篇颇有见地的论文。他说并未放弃十三陵，正在作“明陵札记”，几十万言，不久即可成书。一提到健康，他总是说陵园中那日日夜夜的泥水生活锻炼了他，至今保持着熬夜的习惯。
  李树兴是开工不久才到定陵的，清理工作中搞登记、保管，工作队解散留在定陵，“文革”中焚毁尸骨，他是目击者，听他讲过一些别人不愿说的细节。现在颐和园管文物，偶去游园还谈谈往事。
  曹国鉴、冼自强、王杰仍在考古所工作，曹练得一手瘦金书、写意画，成了书画家；冼在实验室搞C14，整日足不出户；王杰却天天出差去发掘现场画图。
  “文革”中我正本单位挖防空洞，劳动改造，有人告诉我一位公安人员在等我，带着盒子枪。一听说枪，吓了一身冷汗。满身泥污跑出防空洞，看到他远远地向我敬礼，走近一看，是庞中威。看到我这一身装束，泥泥水水，他感叹不已。他说回考古所不久，下放河北省某县，当了一名干警，干得挺不错。多年不见，凭了他的精明强干，也许当上局长了。还有一位时桂山，回考古所后去了青岛博物馆，虽未见过面，但有信函，刊物上也见到他的文章。清理工作最紧张时，人手不足，我去请考古所的同学好友支援，刘观民、黄展岳他们是自己背了行李去到定陵的，现在是所里的研究员，各自领导着一摊子。
  如果前后联系起来，二十年后编写报告者自然也属工作队成员。
  王岩这位六十年代初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文革”中去保定满城发掘那知名中外的“金缕玉衣”，发掘报告刚一完成便转到定陵。整理器物等细致繁琐而艰巨的工作是他和王秀玲完成的，几年的时间，把他累坏了，明显地看出两鬓增添了几缕白发，刚一结束，又远去洛阳了。人在洛阳，心系定陵，仍要关心那本报告稿，排图、修改、校样，一稿一稿与责任编辑楼宇栋折腾了七次，京洛路上他往返至少七趟。五年编写，两年复核校订，一本报告耗去他七年时间。现在他是考古所洛阳队队长，又在那里挖汉唐城址，消息传来，很有收获。
  王秀玲是“文革”期中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十三陵生人，研究乡土，当然最合适，现在担任讲课任务，培养解说员。
  魏玉清是十三陵特区文物科长，编写报告期间承担着繁重的后勤行政事务，做得井井有条。又潜心于业务，写书还担任着十三陵的全部陈列工作。
  吴平，是从苏州特邀来的，六十年代初北京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系的高材生，在定陵一住近三年，丝织品匹料、龙袍、靴帽等全部图案纹饰是她一人完成。在大案子上把破损的碎片拼凑起来，初稿画完，誊成清稿，一稿一稿、一张一张，足足几百张，一个放大镜磨得模模糊糊。有一次她举着放大镜却斜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呀，你呀！把我的青春磨完了！”回苏州不久，又离别相依为命的老父远渡重洋去美国进修。不久前接到来信，询问发掘报告的事，我真想回信不提“报告”二字，只写个“祝你青春永驻”，也回敬她一个玩笑。
  定陵开放之后，观众人山人海，天天如此。有一次我陪外宾去参观，走出陵园大门，在广场上看到一位农民装束的白发老者，站在一块石头上高声讲解，观众围得水泄不通。侧耳听听，定陵的历史、发掘和意义、过程，讲得清楚明白，真实而生动，语气中还带着几分得意。定陵的人我几乎都熟悉，但不认得他，哪里来的一位义务解说员？仔细一看，原来是三十多年前参加发掘的一位民工，模样还记得，但忘了姓名。我不愿打扰他，悄悄地走开了。三十多年前疑神疑鬼的山民，今天高高地站在广场上对着众多的观众讲得绘声绘色、头头是道，又是什么使他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前后判若两人？噢！我突然明白，是文化，文化显示力量了。
  直接与定陵发掘有关的人讲完，该轮到我自己上场了。我嘛，四十多年前的毛头小伙子，已经退休，齿摇摇、发苍苍，垂垂老矣。田野跑不动，只能关在斗室中爬格子。定陵发掘之初，吴晗要求我搜集明代北京的历史资料，“文革”前作过一部分送他过目，他被抄家，资料散失了。“文革”后重新再作，日夜不息，二百万言已经脱稿。吴晗是我的领导、师长，生前交给我两件事，定陵发掘他没有看到最后完成，也没能利用发掘报告写出一篇文章，过早地逝去了。今天，发掘报告已经出版，还获得两个奖项，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个夏鼐考古学基金会的考古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明实录北京史料》业已完成，得此消息，九泉有知，当可瞑目了。老师，安息吧！
  写到这里，我感到很累，很疲乏。站起身来，直直腰、挺挺胸，推开窗子想换换空气，扭开收音机听听香港回归的消息，不想却传来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明天 晴
  温度 零上2度至零下9度
  风力二三级
  北部山区有小雨雪
  噢！明天，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年青的考古队又该出发了，一点小雨雪挡不住他们的去路。
  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太多了，埋藏得很深，需要他们去苦苦地寻、深深地挖。我依稀看到他们的身影又在凄冷的荒野上一步一步地探索、寻觅，一铲一铲地发掘。他们肩上的担子够重的。祝他们成功。
  一九九六年冬，于北京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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