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仙史见闻录

接手的是座火药库
    从大明帝国建立的那天时，为了能使得朱明江山长治久安，传之万代，朱元璋就处心积虑地推行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被多次淘汰的分封制，尽管当时大明朝野还有一丝微弱的反对分封的呼声，但朱元璋还是一意孤行，急不可待，只要有小龙子从那为他进行性服务的“妹妹”那儿一产出，他就急吼吼地进行分封。但话得说回来，朱元璋毕竟不是历史上的昏君，而是一代雄主，他对历史上由分封所带来的沉痛教训还是有所认识的，因而也就“创制”出与历史上有些许不同的的分封制，并深刻影响了有明一代。
    明初分封制之特点及其影响：
    具体地说，明初分封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分封诸王的就藩地点来看，明初分封以北方边境为重心，长江以南很少。明朝以前的分封藩地要么是在交通要冲或军事要地，要么是经济中心或重心。汉景帝时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虽说吴楚诸藩所在地不是当时汉帝国的经济中心地区，但它们是汉帝国东南方的军事要地和东南沿海的经济中心；魏晋南北朝时分封藩王更是不甚注意，南朝很多皇帝往往将自己的皇家骨肉分封到军事要地，西晋王朝更是将中原许多地区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塞分封给皇家子弟。这些朝代的如此分封带来了诸多的弊端：一来许多地区经济中心被藩王占有，削弱了帝国中央的经济实力；二来许多军事要地被藩王占有，一旦藩王与中央翻脸，就很容易闹独立和割据；三来将帝国核心地区封给藩王，一旦祸起萧墙，往往是一发不可收，西晋的“八王之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明初朱元璋大搞诸子藩王分封时就吸取了历史上的教训，在大明帝国的心脏地区——南京（包括今天江苏与安徽两省）和两浙等地不行分封，要封就封得远一点，以北方边境军事防务为中心，沿着长城一线布防分封，主要让这些诸子藩王来保卫北部边疆，辅佐大明中央皇室，所以明初分封封到长江以南的很少，这是朱元璋创下的“定制”，后来的皇帝对此也心领神会——他们都不肯将大明帝国的心脏地区拿出一小部分来分封给诸子藩王。
    洪武三年，朱元璋第一次大封诸子藩王时，5子朱橚曾被封为吴王，但因为年纪尚小并没有迅速就藩，“（洪武）七年，有司请置护卫于杭州。帝曰：‘钱塘财赋地，不可。’”（《明史诸王一》卷一百十六，列传第四）
    永乐年间，朱棣大行分封，宁王朱权在靖难战争开启时就被朱棣挟持，其军队全被朱棣吞并，当时朱棣曾夸下海口：“事成，当中分天下。比即位，（宁）王乞改南土。请苏州，曰：‘畿内也。’请钱塘，曰：‘皇考以予五弟，竟不果。建文无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建宁、重庆、荆州、东昌皆善地，惟弟择焉。’永乐元年二月改封南昌，帝亲制诗送之。”（《明史诸王二》卷一百十七，列传第五）
    第二，从分封诸王的血缘关系来看，明初分封的诸藩王绝大多数是朱元璋的儿子，是后来明朝第二代皇帝朱允炆的叔叔，血缘关系十分之近，不大像历史上的分封——有的朝代往往将皇族里隔了几代的皇亲国戚也列入了分封的重点对象。当然明初朱元璋的这种大封亲生骨肉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让他们保卫边疆，辅助皇室。但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美妙设计罢了，而实际上它给后来继任大明帝国帝位的建文帝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从政治地位来讲，朱允炆与他叔叔们是君臣关系；但从血缘关系来说，诸王都是建文帝的亲叔叔，即使是15叔朱植以下的诸王个个年纪都比建文帝小，但他们都是建文帝的长辈，在心理上和伦理上就占有了很大的优势，这就使得建文朝叔侄君臣关系很难处理，尤其是对建文帝来说，他对别人可以“讲政治”、“讲原则”、“讲大局”，但对于那些藩王叔叔们还得要讲辈份啊。这也是皇爷爷朱元璋给皇太孙出的一个尴尬的政治难题。
    第三，从分封诸王的政治地位来看，朱元璋规定：诸子藩王位于皇帝、皇太子之下，公侯百官之上，“公侯俯伏拜谒，内外大臣，礼无与钧”。（《明史诸王传赞》卷120）
    朱元璋将诸子藩王的政治地位定得这么高，只有皇帝与皇太子才能制约藩王，在正常情况下，它既可体现出朱家血脉的高贵，又能维护中央皇帝的最高权威；但在非正常的情况下，当皇帝或皇太子无法驾驭藩王时，藩王就会成为脱缰野马，任意胡为；或成为明火执仗的强盗，起兵造反，他要的就是皇位。不幸的是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当朱元璋在明皇宫里刚刚安静地躺下、他的皇太孙还没来得及处理好皇爷爷丧事之时，朱元璋煞费苦心设计的分封制，其所埋下的恶果子正在破土而出——朱元璋的四“儿子”、朱允炆的四皇叔朱棣在谋士道衍的唆使下正在北平燕王府邸密谋起兵造反了。
    第四，从分封诸王的优厚待遇的有效期来看，朱元璋确立了他朱家高贵血统拥有特殊待遇的“永恒性”。
    鉴于历史上汉朝等实行的分封制及其所带来的世袭藩王日益坐大的弊端，也鉴于自己早年的贫寒与苦难，朱元璋实在是不忍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受罪”了，于是他对诸子藩王的后代及后代的后代都作了制度上的规定，予以实实在在的特殊待遇的保障：“明制，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诸子年十岁，则授涂金银册银宝，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其生也请名，其长也请婚，禄之终身，丧葬予费，亲亲之谊笃矣。”（《明史诸王列传》卷一百十六列传第四，诸王一）
    藩王们及其后代拥有如等的优厚待遇，其所造成的后果至少有二：第一，大明皇家从此开始出现了一群无思无虑、不思进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和生育机器；第二，大明帝国从此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使得后来的大明帝国的君主们在“当家”时常常入不敷出，老百姓的经济负荷日益加重，其影响了整个大明王朝近300年的历史。
    明朝皇帝的诸子藩王特殊地位世袭相传简表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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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的嫡长子（太子）皇帝的诸皇子———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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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嫡长子皇位继承嫡长子—王世子诸子—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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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嫡长孙—王世孙嫡长子—郡王世子诸子——镇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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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嫡长孙—长孙诸孙——辅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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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孙——奉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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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世孙—镇国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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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世孙—辅国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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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世孙—奉国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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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世孙—奉国中尉
    第五，从分封诸王的权限来看，明代藩王的权力有了很大程度上的限制。尽管朱元璋给诸子藩王定的政治地位极高，但他不给诸子藩王封地（藩王府邸除外），也不让他们治理地方上的百姓与经济，不让他们插手地方上的民政，所有地方上的事务都归给朝廷任命的中央与地方的各级官吏治理。这就是《明史》上所说的“有明诸藩，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盖矫枉鉴覆，所以杜汉、晋末大之祸，意固善矣。”（《明史诸王传赞》卷120）
    朱元璋如此限制诸子藩王的权力主要是为了防止地方藩王坐大，发展到与中央相抗衡的地步，以免重现骨肉相残的历史悲剧。
    但从明初朱元璋大搞分封的最主要目的来说，它就是要让诸子藩王成为独挡一面的军事中坚力量，以此来拱卫大明中央皇室，因此朱元璋实际上采取了矛盾的做法，一方面限制藩王的经济、民政等方面的权力，而另一方面他却不断地赋予诸子藩王以极大的军事权。
    在明初第一次诸王大分封后的第三年，即洪武五年(1373)，朱元璋就下令成立“亲王护卫指挥司”，规定每个亲王府（即藩王府）“准设三护卫”，每个藩王“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明史诸王传序》卷116）
    到了洪武六年《祖训录》修成时，朱元璋又进一步地扩大了诸子藩王拥有的军事权力，不仅规定诸子藩王拥有藩国内护卫军的军事权，而且在紧急情况下就连藩国所在地镇守军的军事指挥权也归给了藩王。《祖训录》是这样说的“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如本国是要塞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甚至还规定，地方镇守军的调动除了要有皇帝的御宝书以外，还必须要有该镇守军所在地的藩王的命令：“凡朝廷调兵须有御宝文书与王，并有御宝文书与守镇官。守镇宫既得御宝文书，又得王令旨，方许发兵。无王令旨，不得发兵。”（《皇明祖训》兵卫条)就此而言，明初地方藩王的军事权力得到了几乎是毫无限制地扩张。
    更为糟糕的是，虽然洪武初年朱元璋对诸子藩王的护卫军军士数目做了一定的规制，什么“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但实际情形却并不是这样，诸子藩王护卫军的规模几乎没有什么多大的限定。燕王朱棣镇守北平时，朱元璋让他一次带去的中、左二护卫侍从将士就达5770人；洪武晚年，驻守大宁的宁王更是兵多将广，他“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明史宁王传》卷117）
    最为要命是，诸子藩王所统帅军队的规模不受限制，还有充分的法律依据，那就是朱元璋钦定的《皇明祖训》，其中有条规定说：“王府指挥司官并属官随军多少设置，不拘数目。”（《皇明祖训》职制条）
    ○皇爷爷怎么这么健忘，竟将一座火药库留给了皇太孙？
    从明初朱元璋殚精竭虑地设计出分封制的表象来看，经过“洪武”时代轰轰烈烈的政治、军事运动和经济、社会的秩序恢复，大明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洪武”时代的使命，具有巨大潜在危险的功臣勋将随着洪武年间的两大案——“胡惟庸谋反案”和“蓝玉党案”的展开而被杀戮殆尽。与此同时，朱元璋处心积虑地通过分封制，将自己的亲生骨肉培养成为大明江山的拱卫者与“中流砥柱”，完成了传统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家国一体化”，出现了“打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理想格局。为防患于未然，朱元璋在实行诸子大分封时，对诸子藩王的经济权、民政权和封地等方面实行极度的限制，仅授予他们军事权——目的是让这些龙子龙孙们拱卫大明皇室，看家护院。
    但对于接任大明帝国大位的第二代君主朱允炆来说，皇爷爷的这等制度构建，实在是将他置于极为尴尬的地步。皇爷爷怎么这么健忘？六十多年前，您老人家从老家凤阳出来时除了一顶破僧帽和一身能蔽体的“百鸟衣”外，还有什么？后来您老人家拥有了大明的天下，靠的是什么？优厚的经济权、民政权，还是什么封地？什么也没靠，靠的就是军事。而今您将大明的江山交给了皇太孙，却赋予诸叔藩王拥有了几乎没有什么限制的军事权，虽然皇叔叔们的藩邸大多分布于远离大明帝国心脏地区的北方边境，但拥有几乎毫无限制的军事权的皇叔叔们一旦要有了什么非份的念头，那么，我大明岂不是一座随时都会引爆的火药库？皇爷爷，您是将一个置之于火药库上的皇位交给了皇太孙啊！
    四.警觉的“小羔羊”
    从确保大明帝国长治久安出发，朱元璋无可奈何地选择了朱允炆作为帝国皇位继承人。这一切如果对于朱允炆4皇叔朱棣一类具有雄才大略的未来大人物来说可谓如鱼得水，“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可对于原本就是个文弱书生朱允炆来说，表象上使他登上千万万人求之不得的大明帝国权力的巅峰，但实际上是他开始被推入了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在强藩林立、虎啸狼嚎的帝国皇族里他阴差阳错地成了大明帝国皇家的“小羔羊”。
    至此有人可能不解，为什么我要这般形容？我们不妨来看看朱允炆是何等性格品德之人，便可略解寓意一二了。
    前面我们已经简单介绍了一下朱允炆的情况了。坦率地说，朱允炆只当了4年的皇帝，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皇帝史中属于在位时间比较短的一个皇帝；加上后来篡位登基的朱棣肆意清洗和篡改明代正史，以致于我们现在人对建文帝详实情况知之并不多。但即使这样，在建文帝敌对的4皇叔朱棣篡改后留存下来的史料中，我们还是大致了解了一点建文帝朱允炆的性格特征与品德风范。清人修《明史》时是这样说的“（建文）帝生颖慧好学，性至孝。”这是讲朱允炆十分聪明，非常勤奋好学，性格仁弱，侍候君父达到了至孝的地步，换句话来说，他是当时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纲常道德的模范。（《明史恭闵帝本纪》卷四）
    ○“忠君孝父友弟”的朱允炆会作秀吗？
    洪武二十五年，朱允炆的父亲、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染病卧床，当时朱允炆只有16虚岁，但他承担起了做儿子的本份，精心护理病中的父亲，任劳任怨。后来他父亲死了，朱允炆痛不欲生，数日内滴水不进。同样沉浸于悲痛之中的皇帝爷爷朱元璋实在不忍心看到孙子这般悲伤，将一个好端端的小伙子弄得骨瘦如柴，几乎见不着他原来的影子了，于是劝慰道：“毁不失性，礼也。尔诚純孝，独不念朕乎？”朱元璋是这样跟孙子朱允炆说的：“皇孙儿，你对你父亲薨世的悲痛之心，我与你是相通的，但是你再悲痛也不能不顾及一个人的自然天性（指日常的温饱问题），这也是吻合先儒所规定的礼仪啊！你的确純孝，但你就一点也不想到我吗？”（《明史恭闵帝本纪》卷四；《建文书法拟》前编）
    听了皇爷爷的话，朱允炆这才吃了点粥，但他向皇爷爷又提出了自己要为父亲朱标服丧3年的想法，当场就被朱元璋否定了，但朱允炆在以后的三年守孝期间却是做到了“三不”：不饮酒吃肉，不闻乐观舞，不碰自己宫中的“妹妹”，完全按照先儒制定的礼法行事，有人看不下去，劝他不要这样做，朱允炆回答说：“服可例除，情须自致。”他是说，丧服可以按照礼俗的规矩到时候脱了，但父子之间的亲情却时不时地使我沉浸于对父亲的怀念之中。
    朱允炆不仅对君对父尽忠尽孝，而且还努力做到儒家礼仪规制中的“仁明孝友”和“兄友弟恭”。父亲朱标死后，年仅16岁的朱允炆就主动地将3个弟弟接到东宫，亲自抚育他们，白天跟他们一块儿吃饭，晚上跟他们一块儿睡觉，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的生活。有一天老皇帝朱元璋突然到东宫来看朱允炆，发现四兄弟全在朱允炆的寝宫里，当时他就随口来了一句：“兄弟相怀本一身”，朱允炆回对道：“祖孙继世宜同德。”朱元璋看到此、听到此，还有什么不放心和不高兴的呢，于是他大大地夸奖了朱允炆一番。（赵士喆：《建文年谱》卷一）
    有朋友看到上述这段史料后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朱允炆这样“忠君孝父友弟”会不会是政治上作秀呢？我认为，不是的。恰恰相反，它说明了朱允炆的慈仁与文弱。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认为：一个16虚岁的孩子死了一个也是文文气气的父亲，留下3个少不更事的小弟弟，朱允炆当然比谁都要悲痛。自古道“无情最是帝王家”，朱允炆父亲没了，帝王家可能的变数与劫难随时都会降临，如果父亲在，做儿子的多少有个靠；现在父亲不在了，他心里当然是极其难受了；如果说朱允炆会作秀，我认为这是太抬举了这个迂腐的书生。要是朱允炆这么小的年纪真懂得政治权谋的话，那么在5年之后在他登上大明帝国大位时定会不失时机地一个一个地好好收拾他的潜在敌人——藩王叔叔，相反他迂腐透顶，到了朱棣谋反旗子公开打出时，他还告诉北伐的将士千万不要伤了我的叔叔；再说要是真是朱允炆作秀，精明、老辣又猜忌成性的朱元璋不会不做出一些反应，反而后来让他当上了皇位继承人？
    ○朱元璋大声责问朱棣：“何为挞皇太孙？！”
    事实上朱允炆的文弱与迂腐，朱元璋还是心知明肚的。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在经过近半年的犹豫和反复斟酌后，朱元璋终于拿定主意，立皇太孙朱允炆为大明帝国的皇位继承人。九月十三日这一天是册立皇太孙的大典，听到上朝的鼓声，诸子藩王都早早来到了明皇宫，站立在奉天殿的两侧，唯独燕王朱棣姗姗来迟，他径直走到了皇太孙朱允炆的身旁，用手重重地拍打了朱允炆的后背，并说：“不意儿乃有今日！”（“小子唉，真没想到你还有今天这样的福分！”）这时坐在金銮殿上的老皇帝朱元璋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了，他大声责问：“何为挞皇太孙？！”（老四，你小子怎么这般无礼，竟然在大殿上打我的皇太孙！”）这时朱允炆赶紧出来给4皇叔朱棣解围，说：“臣叔父爱臣故耳！”（“皇爷爷，不是四叔打我，他是喜欢我。”）朱元璋向来对国法家规极其重视，对儿孙的管教也不放松，他当殿厉声斥责朱棣：“你难道不懂礼法与忌讳吗？来人啊，给我将他关起来！”数日后，被关的朱棣老实多了，朱元璋怒气也消了些，最终他下令放了朱棣。（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赵士喆：《建文年谱》卷一）
    不过有学者考证出来说，朱棣没被父亲当场处置，而是被臭骂了一通，他吓坏了，连夜从地下涵洞溜出南京城，然后偷偷地渡过长江，一路落荒而逃，直奔北平。
    从这段历史故事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朱允炆个性的仁弱，明明自己被朱棣打了还要帮四叔辩解，这倒不是朱允炆自贱，因为在他的眼里叔叔爱侄儿是天经地义，也是孔圣人所教导的，哪有那么多的“不仁不孝”，所以做侄儿的自己首先要表示出晚辈对长辈的“孝”和“敬”。但还有人说，这是朱允炆故意演戏给人看的。是吗？我们不妨看看，当时朱允炆只有16虚岁，他要是那么厉害，那就后来不至于败得那么没名气；要是朱允炆那么有心计，这次朱棣在朱元璋面前挑衅侄儿岂不是朱允炆收拾朱棣的一个好机会？！事实恰恰相反，朱允炆没多大的心机，最终才落得个国破家亡的悲惨命运。
    我们不妨再看一例：朱元璋本身就脾气不好，晚年更为乖戾，尤其是临终前常因病暴怒不已，弄得明皇宫里服侍他的人时不时地获罪遭戮。见此境况，朱允炆于心不忍，就主动地承担起料理皇爷爷朱元璋的一切生活之重任。朱元璋要吃药，朱允炆先自己尝一尝；朱元璋要如厕，朱允炆亲手扶着；朱元璋要吐痰，朱允炆马上就提献……即使是深更半夜人们进入梦乡之时，老皇帝朱元璋一有言语，朱允炆闻声即起，并和颜悦色地上前侍候。如此这般，朱元璋的心情也稍稍好些，周围的许多人也因此保住了生命。（赵士喆：《建文年谱》卷一）
    朱允炆的如等行为是作秀吗？不可能，也没这个必要——讨好下人。恰恰相反，这进一步地证实了朱允炆仁厚的品性。
    一个人个性仁厚，当然受欢迎，但在政治场可就不行。因为仁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文弱和任人主宰，在政治场上则意味着失败。
    ○有这样的父亲，居然叫人抬一具白森森尸骨给儿子看
    事实上朱允炆的文弱性格很大程度上是遗传了他父亲朱标太子，对此，老皇帝朱元璋也是一清二楚的。朱标活着的时候，因为自己的这种文弱性格经常与父亲朱元璋发生意见上的冲突，据说父亲朱元璋为了将儿子朱标的性格由文弱改变成果断、刚毅，他想尽了办法，曾经叫人将一具白森森尸骨抬进了明皇宫，故意在朱标面前晃悠，当时就把朱标吓得魂飞魄散。这事正史上没载，是否属实尚须考证，但朱标性格文弱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他的这种性格还具有极大的遗传性，对此，朱元璋也是十分清楚的。
    在朱允炆被立为皇位继承人后的某天，朱允炆、朱棣与朱元璋等同在禁中看打猎，有马从前面飞驰而过，朱元璋兴致盎然，出句让在场的朱允炆叔侄对诗：“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炆回对：“雨打羊毛一片毡。”朱棣对句是：“日照龙鳞万点金。”从对诗角度来看，朱允炆与朱棣都算对得工整，但从气魄上来看朱允炆的对句远远比不上朱棣，显得相当之文弱。（《坚弧三集半边月》）“太祖览之不悦，以其口气非吉兆也。”（吕毖：《明朝小史》卷三，《蛟龙不敢吞》）
    不知是讖语还是巧合，朱允炆不仅自己在与皇祖皇叔的对对子里边以绵羊作为主题来会对，而且在不久以后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在大明帝国的皇家狼群中他鬼使神差地成了一只软弱的皇家羔羊。
    ●皇家“小羔羊”的警觉与自救对策的寻找
    朱允炆个性文弱，并且有点迂，但决不呆。事实上他是很聪明的一个人，16岁时他被立为皇位继承人的那天，居然莫名其妙地被叔叔朱棣打了，当时年少的朱允炆本能地按照圣人的教诲来处理眼前的“突发事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读书人的迂腐。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明白了一些道理。既然4皇叔朱棣竟敢在皇帝爷爷面前藐视自己，那么背地里的事就更不好说了。朱允炆也清楚《祖训录》虽然规定诸藩王府“准设三护卫”，“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明史诸王传序》卷116）但实际上他们拥有更大的军事权，如对敌作战需要，就连驻扎在地方上的朝廷军队也要听从地方藩王节制和调遣，这十几号藩王个个都是拥兵自重，舞刀弄枪，耀武扬威，不说别的，见了就会让人感到胆战心惊。
    然而，朱允炆的个性本质上是文弱的，即使他有想法，也不会去告诉皇爷爷，否则就将自己置身于“不忠不孝”的境地，要知道这些地方藩王哪个不是皇爷爷的亲生骨肉、宝贝疙瘩，儒家先贤不是教导咱们要以“亲亲”为尚为宗。因此说以朱允炆这样“性至孝”的性格，他是决不可能在垂垂老矣的皇爷爷面前提出什么让人堵心的“想法”来。但他可懂事了，也开始警觉了。
    ○明皇宫里的黄龙与白龙
    皇太孙在警觉，皇爷爷似乎对于晚年的局势也开始有所警觉。据说晚年朱元璋特别容易做梦，有一天晚上朱元璋梦到了这样一个情景：有一条白龙和一条黄龙邂逅了，但他们见面后很不客气，马上就打了起来，打着打着，他们打到了明皇宫的大殿上，鏖战了好久，最终白龙抵挡不住了，蝘蜒于地，而黄龙却得胜腾飞而去。
    朱元璋被梦中的情景惊醒了，看看时间尚早，还没到上朝的时候，他就坐起来等了，但脑子里不停地想，这到底隐含了什么意思？还没想出什么头绪来，宫中太监已经走到跟前，对朱元璋说：“皇上，上朝时辰已到！”朱元璋赶紧穿衣戴帽，来到明皇宫的奉天殿临朝，他刚一坐下去就觉得眼前不对劲，燕王朱棣居然站在皇太孙朱允炆的左前方，按照明代的规制，左为上、为大，朱允炆虽说是朱棣的侄儿，但那是朱家家里的辈分，而在朝堂上则应以官方规制为准，朱允炆为皇太孙，是朱元璋帝位的接班人，其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朱棣即使是叔叔，但从政治角度来说他也是朱允炆的臣下，怎么能站到了皇太孙朱允炆的上方左边呢？很显然他压根儿没把朱允炆放在眼里。朱元璋“读懂”这里的奥妙，马上下令将朱棣撵出明皇宫去。（《建文遗迹》）
    据说这件事给了朱元璋很大的惊醒，他的儿子尤其是老四朱棣有野心，为防患于未然，洪武二十八年（1395）他再次修订《祖训录》，强调“诸王来朝冕服见天子，次见东宫，先坐受拜，次叙家礼。坐则正中，诸王侍。”这进一步限制诸子藩王的权限和强化他们做臣子的本分。（傅维鳞：《明书》卷四，《建文皇帝本纪》，《丛书集成本》，第49页）
    在做完了这些努力后，朱元璋颇感欣慰与得意地跟皇太孙朱允炆说了：“朕以御虏附诸王，可令边尘不忧，贻汝以安。”（“我已经把边疆防御的重任交给你的那些藩王叔叔们，你可以太太平平地做个无忧天子了。”）谁知皇爷爷朱元璋的话刚讲完，皇太孙朱允炆就反问起来了：“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边疆上不太平的事情由我的皇叔叔们去解决；要是诸位藩王叔叔不安分，有了非份之心和非份举动，那又能派谁去摆平呢？”）
    朱元璋没想到皇太孙竟然会提出这样尖锐又是自己所无法解答的问题，他沉默了一阵子，接着就反问皇太孙朱允炆：“如意何如？”（“那以你的意思呢？”）朱允炆回答说：“以德怀之，以礼制之。如不可，则削其封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甚则举兵伐之。”朱允炆讲了四步解决问题的方案：第一步，以德义来感化藩王们的非份之心，以礼法来约束他们的行为；第二步，如果上述的方法不起作用，那么就削了他们的封地；第三步，如果上述的方法再不行的话，那就废了他们的封爵；最后一步，如果前面这些做了都不管用，那就只有兴兵讨伐了。”朱元璋听完后说：“是也，无以易此矣！”（“是啊，再没有比这些更好的办法了。”）（尹守衡：《明史窍》卷3，《革除记》）
    有人认为，从朱元璋与朱允炆祖孙两人的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昔日朱允炆的那副文弱相至此荡然无存了。但我不认同这种说法，其实一个人的心路历程很复杂，如果设身处地地站在朱允炆的角度来看，再软弱性格的人也会对皇叔们那种咄咄逼人的架势作出一些本能性的反应。尤其是以燕王为首的十来个北方藩王叔叔拥兵自重，内地的好几个皇叔横行不法。如等情势，整个大明皇家就如养了一群恶狼，他们哪个都不会服气，让自己的文弱侄儿来当未来的大明皇帝，在内心的潜意识中，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凭什么让我们做叔叔的为你侄儿去看护边关大门呢？！我们都是龙种，不是有句古话说得好，叫做“皇帝轮流做，明年就到我家。”藩王叔叔们正睁大了眼睛盯着大明帝国的君主的宝座啊，原本性格文弱、属于文人学士型的朱允炆一下子成为了藩王叔叔们的“关注重点”；原本就对君主宝座充满了无限的欲望的诸子藩王，由于皇帝老爸钦定了朱允炆为皇位继承人，转眼间他们就如恶狼一般地将文弱侄儿朱允炆视为了一只好“吞食”的羔羊了。大明皇家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