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仙史见闻录

建文新政
    ⊙建文登基即位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初十日，一代雄主、奇特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明故宫西宫病逝归天。皇位继承人皇太孙朱允炆随即便将朱元璋的遗诏颁示天下，大明朝廷内外一片举哀；闰五月十六日，朱允炆下令安葬了他的皇祖父朱元璋，同一天，朱允炆宣布正式登基即位，并发布了登基诏书。
    新即位的建文帝在他的即位诏书中明确提出了“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和“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施政纲领，应该来说，它是极其明智的，大明由此开始步入了“建文新政”时代。（据笔者所知，“建文新政”最早是由著名明史专家黄云眉先生首先提出，详见黄云眉：《明史考证》，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9月第1版，第55页）。
    ⊙“建文新政”核心——“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建文新政”是我们现代人对建文朝实行的一系列维新举措的总体概括，具体地说，它是以先秦儒家所竭力追求的“王道政治”理想、“仁政”政治理念与“民本主义”为治国安邦的理想目标，实行德政礼教、与民休息和“宽猛相宜”的“善政”或言“宽政”，这就是建文帝所要“诞布维新之政”之核心，只有这样才能“期致雍熙之盛”。
    在建文朝君臣看来，只有从“宽和政治”、“宽减刑罚”、“宽免赋税”等方面入手，将洪武年间的严刑峻法予以减缓，创造宽和的政治环境，以德治国，善政养民，以礼教来羁绊或约束地方藩王，调整中央与地方藩王的关系，如实在不行，那只有裁抑的手段予以解决了。
    既然“建文新政”是以先秦儒家的理想政治理念作为指导，遵循先圣之教诲而实行“德治宽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得其人”，即先秦儒家所说的“为政在人”。儒家经典《四书》中的《中庸》就这样说道：“（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礼记中庸》）对此，从小就喜爱读书、饱蘸儒家思想文化的建文帝再也熟悉不过了。为了尽早实现儒家的“仁政”理想和“王道”天下，建文帝于即位之初就表现出其急不可待的心理，在登基后的第六天他就下诏给臣下，要求他们举荐人才，“（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丙申，诏文臣五品以上及州县官各举所知，非其人者坐之。”不久，建文帝又颁发诏令，将他皇爷爷晚年提拔和重用的文臣齐泰由兵部左侍郎提升为兵部尚书、黄子澄由翰林院修撰提升为太常卿，“同参军国事”；接着他又将有“天下读书种子”美誉的时任蜀王世子老师方孝孺召为大明翰林院侍讲，实际担当起建文新政的总设计师。（《明史恭闵帝本纪》卷四）
    ⊙建文新政内涵
    建文帝尽管执政了只有四年，在中国历代帝王史中他是属于在位时间短暂的一个帝皇，但“建文新政”的推行终建文四年一直也没有间断，概括起来有“一更四宽”，即更定官制、宽和政治、宽减刑罚、宽免赋税等四个方面。我们先讲一个方面：更定官制。
    ○更定官制
    “建文新政”实施过程中有一项后来引发很大影响的制度变革，那就是更定官制，具体地说，包括三个方面：
    ①以品行佳优的文臣循吏充实大明中枢机构完善其文职化
    建文帝一改老皇帝朱元璋的“右武抑文”的做法，以文臣学士作为主要的仕进对象，对大明中枢机构实施文职化，他大开科举，给知识分子创造更多的仕进机会，方孝孺曾说：“皇上嗣之，尊右文教，而士兢劝”（方孝孺：《逊志斋集》卷12，乙卯京闱小录后续）从而使得建文朝廷的整体文化素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因此有人将建文朝廷称之为“秀才朝廷”，不，确切地说，应该称之为“学士朝廷”。
    其实，建文帝除了注意朝廷中枢的文职化以外，还是特别看重朝廷中枢主要官僚的个人品质与政治实践经验，从地方封疆大吏中挑选出品德优良、政绩突出和富有地方治理经验的循吏好官来出任六部尚书和侍郎（即部长和副部长）。他将朱元璋美誉为“天下第一好官”云南左布政使（就是云南省省长）张紞任命为吏部尚书，把精通儒家经典礼仪的好官云南右布政使（类似于云南省的副省长）陈迪提升为礼部尚书，其用心极为良苦，或许就想借重两个循吏在大明最迟收复的南方省份云南边区创制立范、移风易俗的革新精神与开拓的经验，从而推动自己的“维新之政”的实施，使建文帝的养民之政能收到实效，真正嘉惠百姓；他还将谨慎精干、两袖清风的浙江左布政使（浙江省省长）王纯（本是浙江人）出任户部尚书（财政部部长），这就不仅仅是突破了朱元璋所立的“江浙人不得出任为户部官”的“祖制”戒条，其更深的影响或许还在于，建文帝是要稳固大明京都所在地的社会根基，获取江南人的支持，充分发挥江南人的精明和对经济独特的视角与经营头脑，以此来更好地舒缓洪武严政和激活大明财政经济，惠及百姓，夯实大明的物质根基；建文帝又把为人宽厚的地方省级书生干部郑赐提拔为工部尚书（建设部部长），郑赐其人先后在湖广、北平等地任过职，见多识广，忠于职守又能体恤弱势群体，有这样的良吏出任建设部部长，建文的“仁政”、宽政和惠民之举措就不愁不落实；虽然建文朝的刑部尚书暴昭、大理寺卿胡闰及左右御史大夫景清与练子宁等书生文臣大多数时间是在中央任职，但在建文帝即位以前他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为政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建文朝的这些司法、监察系统的主管领导，要么清正廉明，要么忠贞刚烈，由他们掌握大明的司法与监察，这对整顿大明官场风气，纠正冤假错案都是十分有益的。（《明史张紞传、王纯传、郑赐传》卷151；《明史陈迪传、黄魁传、胡闰传、景清传、练子宁传》卷141；《明史暴昭传》卷142）
    总之，建文帝在中枢任官问题是以任职者的道德品行、个人素质和政绩声望为基本条件，换句话来说，他要求中枢机构的官僚必须是政治道德上的正人君子和文臣学士，外加拥有一定的治政经验，其宗旨在于推行他的宽政养民，改革制度与裁抑宗藩的重大举措。（朱鸿：《明成祖与永乐政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所专刊〔17〕；王熹：《建文皇帝、永乐皇帝（合）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上册，第77-80页）
    ②以提高文臣学士的政治待遇为重心的中央官制改革。
    建文元年(1399)二月，寿州训导即寿州州学校长刘亨给建文帝上书说：“大凡历史上成功的惯例应该是文武同等对待和使用，这才是治国长久之良策啊，但现在我朝的体制是六部文官品秩反而低于五军都督府武官，这恐怕并不有利于并行发展共保大明帝国吧，以小臣之见，就应该将六部与五军同等对待，都定为1品。国子监的校长为天下表率，也不应该将他的品秩定在为皇帝管理马政的太仆之下啊！”（朱鹭：《建文书法拟》正编）
    建文帝在接到刘校长的奏章后，把它交给朝中大臣进行讨论，由此揭开了建文朝官制改革的序幕。
    诚然，建文帝的官职改革不仅在当时大明政治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即使到了600年后的今天还颇受人们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建文帝改定官制的新政措施所贯彻了一个基本的精神，那就是提高文臣地位，体现出儒家的仁义礼乐化民的治国理念，这实际上也是对洪武时代“专意右武”政策性错误的矫正。
    大家知道，尽管朱元璋丧心病狂地大肆杀戮功臣勋将，但武夫出身的朱元璋有一点牢记于心，那就是对他起家的家底、本钱——军队是极其重视，而对于军官们呢，只要忠实皇帝，朱元璋对他们还是相当之不错的；相比之下，他对文臣学士及士大夫阶层似乎充满了先天性的偏见与敌视。他创设廷杖制度，在堂堂的大明朝堂上肆意摧残和侮辱大臣，一旦廷杖开启，“血贱玉阶，肉飞金陛”，就实而言，“君之视臣如狗彘”也。（陈登原：《国史旧闻》卷45，明世皇叔；卷49，廷杖）
    更是让人纳闷的是朱元璋在废除宰相制以后，仅将分掌天下各项政务的六部尚书定格品秩为正2品，在帝国的官制中，人们往往以文武并称，但相比文官，大明的武官地位明显要高于文官，如中央的五军都督府的左右都督的品秩都是定为正1品；更为笑话的是朱元璋将培养大明文官队伍的摇篮国子监的祭酒（校长）定为正4品，将国子监的监丞（可能相当于学校政教处主任）只定了正8品，而皇帝的一个养马官太仆寺卿却定了从3品。
    从长远角度来看，朱元璋的这种“右武抑文”的国策是极不利于大明帝国的长治久安的，对此，聪明的建文帝早就看出了这里边的问题，所以在更定官制推行新政的讨论时他就特别留意要提高文官大臣地位。但大臣史仲彬、楼琏为了使建文帝免受“变更祖制”的指摘，从保守的角度反对建文帝推行此项新政，一向脾气温和的建文帝居然十分气愤地说：“此正所谓知其一未知其二者。六卿果可低于五府耶祭酒犹在太仆下耶假令皇祖而在，必当以更定为是。群臣勿复言。”（赵士喆：《建文年谱》卷上）
    正因为建文帝十分不满意现有不合理的重武抑文的官僚体制，所以他一定要推行改革。
    根据方孝孺的建议，建文帝于建文二年正月下诏，更定大明官制，大体是：将六部尚书由原来的正2品升为正1品，增设左右侍中，其位置在六部侍郎之上；将地方文臣布政使由正3品升为正2品；将都察院改名为御史府，其长官都御史改名为御史大夫；将都察院下属的十二监察道改名为左右两院，左院叫拾遗，右院叫补阙；将通政使司改名通政寺，原通政使改称为通政卿；将大理寺改名为大理司，大理寺卿改称大理卿；光禄寺卿改称为光禄卿；在翰林院下重新设立承旨，将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改名为文学博士；在詹事府下增设资德院；增设文翰、文史两馆；将殿阁大学士一并改名为殿阁学士，内各设学士2人；将明皇宫的谨身殿改名为正心殿，增设正心学士1人；增设亲王宾辅，提高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少卿丞和国子监丞等官的品秩等等。
    建文帝更定中央官制的意义在于：第一，提高了文臣在大明帝国中的地位，对未来建文朝的文治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和起到良好的重文导向作用；第二，将明皇宫的谨身殿改名为正心殿，并增设正心学士，这一类历来被人们看作是建文君臣迂腐的表现的一个铁证，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按照方孝孺的“君职论”的思想，人君之学“必以正心为本”，他们倡导一种“正心”、“正君”、“正臣”的新局面，以礼治国，德教天下，这岂能用迂腐两字来代表的？（方孝孺：《逊志斋集》卷7）
    诚然，建文新政中的“更定官制”并不是白璧无瑕，有些机构改名确实没有意思，如前面讲到的，将大理寺改名为大理司，大理寺卿改称大理卿；光禄寺卿改称为光禄卿，等等，都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进一步说，不仅没有意义，反而带来了三大麻烦：
    其一，使得一个原本人们熟知的官制现在突然变得陌生了，增加了人们工作上的不便；
    其二，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给了政治敌人予以攻击的口实。靖难战争中，朱棣在致建文朝第二次北伐“总司令”李景隆的书信中就曾这样说道：“祖训云，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不许立丞相。有奏请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今虽不立丞相，欲将六部官增崇极品，掌天下军马钱粮，总揽庶务，虽不立一丞相，反有六丞相也。天下之人，但知有尚书齐泰等，不知朝廷。”（《奉天靖难记》卷二；谢賁：《后鉴录》卷下）
    其三，建文帝“更定官制”抬高了文官地位，引起了武夫们的不满，更为麻烦的是建文帝“更定官制”选择的时间很不好——建文二年初，那时朱棣公开造反已有半年，不满建文帝“更定官制”的武官们以及“武臣犯法失职者悉奔燕，燕尽复其官”，这对建文朝廷是极为不利的。（傅维鳞：《明书》卷4，《建文皇帝本纪》，《丛书集成本》，第53页）
    ③以“省并州县，裁减冗员”为核心的地方官制改革
    如果说建文帝在中央官制改革中尚有些不尽人意的话，那么他在对地方官制的改革上就相对显得更为稳妥和更受人们赞许。
    从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即登基即位的第二个月开始，建文帝就下令“省并州县，革冗员”，对地方官制实行改革。（《明史建恭闵帝本纪》卷四）
    据相关资料来看，在建文帝执政的四年当中，大明总共撤销了9个州、39县、73个巡检司、49个河泊所、15个递运所、48个水马驿、109个税课局、41个税课司和一批县级的官吏，如同知、推官、知事、丞簿等，还精简了一些地方上的茶课司、僧会司、僧纲道纪司、道纪司、道正司、道会司、道会所、盐课局、盐课司、批验盐引所和闸关等大批的税务机关，裁去了府州县学训导104个及其他一些官吏。（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卷4）
    建文帝改革地方官制，精简机构有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撤销的机构大多与收税有关，整个建文四年仅增设了一个河泊所。大量地方机构尤其是税务部门的裁撤，大批冗官冗员的淘汰，减轻了广大人民的负担，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建文帝确实是人们喜爱的“仁慈之君”。对此，后世的史学家朱鹭曾颇有感慨地说道：“然在后世，民残于多牧，禄縻于冗员，重以中官出使，道路绎骚，则汰官、省邑二事，固亦有足采者。未可谓建文时政，毕竟非也。”(朱鹭：《建文书法拟》前编)
    在建文“四年之间，今日省州，明日省县；今日并卫，明日并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勋阶；宫门殿门，名题日新。虽以干戈倥偬，日不暇给，而曾不少休。”（谈迁：《国榷》卷1l，□□洪武三十一年，P789）
    换句话来说，建文帝执政四年，搞了四年的“新政”，而官制改革贯彻于建文朝的始终。理性而言，从整体来看，建文新政中的官制改革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过多指摘之处，更不能说建文君臣迂腐，他们是有建设性的革新人物，应该予以肯定，但有一点要说的是，建文帝这项改革的时机不是太好。建文新政开始没多久，他的叔叔朱棣就在北平发动叛乱，在这个非常时机，建文帝官制改革还在不断进行，这对建文朝自身统治的稳固极为不利。所以我们看到建文帝在后期被朱棣兵围南京城时，派出了齐泰和黄子澄外出“讨救兵”——号召各地勤王，可地方响应者寥寥，建文帝是个好皇帝，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宽和政治——创造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初步确立新型的君臣关系
    从开国皇帝朱元璋起，明朝的17帝90%以上都十分凶狠，所以人们不是常说：明朝皇帝十个九个凶。可建文帝不像明朝其他的皇帝那样心狠手辣，他天性文弱，是他们老朱家的另类皇帝。
    建文帝朱允炆本身性格文弱，严格意义上来说，他这样的书生是极不适宜去登极置身于政治角斗场的，但命运鬼使神差地不仅让他当上了大明帝国的第二代君主，而且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接替的这位老皇帝竟然是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强势皇帝、刚性皇帝，而建文帝刚好是刚性不足，柔弱有余。
    大明初期三十多年时间里的洪武政治往往使人谈及色变，这绝不是后世人对它的摸黑，就是洪武时期的当朝人也是这么说的。洪武晚年，曾经被朱元璋誉为“才子”的解缙在给朱元璋的上书中这样说道：“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终始如一者也。……出于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于刑部者无枉直之判。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从开国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大明没有多少时间没有一个不变之法，没有一天没有过错的人。小臣曾经听说陛下您一旦发怒，就要大肆杀伐，追根刨底，穷及党逆，所以人们也就没有听说过您大大褒扬过某人是好的，进而大张旗鼓地赏赐他一番，甚至恩泽到他的乡间巷里，并一如既往地理性看待他……现在我们大明的事实是，出了吏部的就没有贤愚之别，进了刑部的就没有冤枉与不冤枉之分了。天下人们都在说陛下您以自己的喜怒哀乐任意主宰人的生命，但他们不晓得您底下缺乏忠良之臣。”解缙的这段文字简直是在控诉朱元璋的苛政，最后他来了一句为朱元璋开脱从而保全自己的话，难怪朱元璋见了解缙的上书后，不仅没有处罚解缙，反而不迭地夸赞：“才子啊，才子！”（《明史解缙传》卷147，列传35）
    从解缙的“控诉”和朱元璋的“认账”来看，即使在60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时，也可知晓当年洪武时期的政治的确出了不少问题，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严酷。
    好在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朱元璋归天了，现在是仁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主政。朱允炆原本在当皇太孙时曾辅助过皇爷爷处理过一些政事，其贯彻总的精神是“改严为宽”。现在形势令人感到欣喜的是，不仅大明由宽仁文弱的书生朱允炆自己当政，而且在他的身边多了一个“第一高参”方孝孺，他可也是儒家理想的忠实信徒，这对君臣在以仁义礼乐治国的理念上的一致和默契，促使了建文帝在制定的“宽猛之宜”政治理想目标以后，在方孝孺的“君职论”和“民本仁政论”等思想指导下，营造起“建文新政”的良好政治生态环境——创造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初步确立新型的君臣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建文帝改变了朱元璋万机皆亲断的做法，将许多国家政务委派给几个他所倚重的大臣，让他们自行商议处理，放手给臣下做事，尊重他们的地位。
    譬如建文朝的削藩事宜主要交由齐泰和黄子澄处理，官制改革主要交由方孝孺负责，人事选拔主要交由吏部张紞等人管理，等等。建文帝的这种做法改变了朱元璋时代那种独揽大权的□□局面，无形中扩大了臣属的权力范围。
    但长期处于极端□□底下的臣民一旦遇到了宽仁之主，有些人还真不认识自己或者说给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于是就出现了不曾多见的“顶级”尴尬。
    建文朝有个大臣叫陈性善，他是浙江山阴人，读书人出身，洪武二十九年在浙江地方乡试中崭露头角，洪武三十年他来南京参加了大明礼部主持的会试，一举高中进士，在唱鸿胪（进士发榜的一种仪式）时，陈性善走过皇帝御座前，朱元璋见到这个陈性善没有其他新中进士那样喜形于色，而是一脸的严肃、平静，举止凝重，朱皇帝看了他好久，然后不由自主地叹道：“此乃君子也。”吏部（组织部）的人个个都是人中之精怪，他们听到皇帝的赞叹后马上给陈性善授予了一个行人司副司的官职。没多久，陈性善被调到了翰林院任翰林检讨。从此，陈性善与皇帝有了近距离的接触。陈性善的书法特别好，皇帝朱元璋知道后，就召他到皇宫便殿上，抄录诚意伯刘基儿子刘琏所进献的刘基遗书。朱元璋本身就比较威严，长相凶悍，几乎与屠夫相近，与陈性善一同进殿誊抄的文人，见了满脸杀气的皇帝没有一个不被吓得魂飞魄散或者大汗淋漓的，更不要说抄写什么字了，而只有陈性善举止端庄，神态安详地坐着，稳稳地拿了毛笔，一笔一划地开始认真地抄着，字迹清晰漂亮。皇帝朱元璋见了，龙颜大悦，赐酒宴给陈性善，把陈性善喝得找不到回家的路，一直到了天亮酒醒时他才走出了明皇宫。（《明史陈性善传》卷142，列传第30）
    建文帝还在东宫当他的皇太孙时，他就熟悉了陈性善的大名了。等到即位后，建文帝就提拔陈性善为礼部侍郎。陈性善是个敢作敢为的正人君子，当上礼部侍郎后，他竭力地辅助建文帝纠正洪武朝留下来的积弊，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在陈性善的努力和帮助下，曾经“犯了错误”而被编入“流人”罪犯队伍里的薛正言给找了出来，重新安排了他的官职；曾经因直言犯上而已被编入了谪戍户籍当中的原云南布政使（云南省副省长）韩宜可也在建文朝给“解放”了出来，最终将他启用为副都御史（监察部副部长）。
    正因为陈性善是个敢于直言的君子文臣，建文帝十分欣赏他。有一天退朝以后，建文帝单独留下了陈性善，还给他赐座，主要是想向陈性善咨询治理好天下的关键所在。陈性善看到建文帝这么谦虚，对待大臣这般厚道，他也被感动了，于是他将自己所能想到的全部写了出来，洋洋洒洒有好几千字。写好以后，陈性善将它进献给建文帝，建文帝看了，觉得陈性善提到的这些事情和解决方案都不错，于是下令，叫有关衙门全部按陈性善所说的去办。但有关部门根本就没动，将之束之高阁。这时，陈性善不知怎么也知道这件事，他可不干了，有一次上朝时他向建文帝进谏说：“陛下您不嫌弃臣下我不贤，我呢勉强充作了一回顾问，小臣我有幸听到陛下答应小臣一定照着执行。可没多久就停下不做了，做事怎么犹如反掌那样快地反复，这样，凭什么取信于天下？”建文帝听到后，满脸通红，几乎快要哭出来了。（《明史陈性善传》卷142，列传第30）
    一个大臣因为皇帝没有按照他提的建议去做，居然会在朝堂上逮住了皇帝，喋喋不休地责问个没完；有个部门居然对皇帝交办的事情顶了回去不办，这恐怕不仅仅用“皇帝无能”四个字来说得清楚的，要说建文无能，建文朝新政还是卓有成效的；还有一个，皇帝被手下大臣诘问得哑口无言，几乎快要哭出来了，但他却没有恼羞成怒地杀了这个大臣，所有这些都透露了一个信息：建文朝的政治气氛还是相当之宽松，甚至带有一种□□底下中国式民主的萌芽。这种局面不说在后来的明清帝国再也见不到了，即使上推几百年在相对宽松的唐宋时代也是不多见的。在虚心纳谏方面，唐太宗被人誉为千古一帝，但即使这样的千古一帝，那个被唐太宗视为自己的镜子的魏征不就是因为多次向唐太宗提意见，弄得一个堂堂的天下之主下不了台，唐太宗曾经发了狠心，要杀了魏征这个乡巴佬，幸有贤德的长孙皇后劝住，才没有上演历史的悲剧。而我们现在讲的建文帝同样是被臣下弄得下不了台，且被“逼”得快要哭出来了，但他还是没有动怒，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建文帝的文弱和建文朝政治环境的宽松。
    第二，从制度设计上下手建立约束规谏皇帝职能权限的左右拾遗
    长期以来，人们要么受朱棣篡改后的“正史”的影响，要么被后来好大喜功的朱棣的众多“光环”所炫目，说到建文帝实施新政，人们常常就把他说成是一个懦弱的、无能的捡了一大便宜没卖乖的“不孝”的小辈，同时也是一个复古倒退、乱祖制坏国政的坏皇帝。曾经有跟我争辩，说建文帝擅长作秀，在当皇太孙时他就极有心计、城府很深，朱元璋要处置人，他做老好人出来劝，父亲病了，他几天几夜伺候在边上，据说在朝堂上被四叔朱棣打了居然还要为叔叔解围，……所以有人就说朱允炆从小就是作秀高手，我们暂且不去无谓地争论，不妨先来看个例子，让事实说话。
    朱元璋在大明监察机制的设计上有所创新，他在历代传统的监督百官机构御史台（明改名为都察院）之外又设计了另外一套监察机制，即六科给事中，朱元璋疑心病很重，对百官都不放心，让御史监察百官，让品级很低的给事中去监察御史在内的百官，他自己则可乾纲独断了。朱允炆改变了皇爷爷的做法，将六科给事中改为左右拾遗，这不是仅仅改个名，他还对它的功能作了新规定，左右拾遗不再以监察百官为其主要工作范围，而是叫他们专门给皇帝提意见，规谏皇帝，约束皇帝。（赵士喆：《建文年谱》卷2）
    如果说过去的朱允炆真是为了赢得皇爷爷的好感、博取美名的话，那么现在身为大明第一人的建文帝没必要作什么秀。试想一下，天底下有几个人会说自己，我活得太自在了，我要叫人管管我，天底下有几个人愿意将自己的权力和欲望受制于人的？
    有，那只是极少数自敛型的仁人君子了。
    第三，宽和对待大臣，虚心纳谏和听取不同意见。
    从中国古代帝王史来看，建文帝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的好，他一反朱元璋那种武夫式的□□、□□和霸道，谦虚为人，宽和对待臣下，屡屡下诏，虚心纳谏，听取不同的意见，在这个方面，建文帝可称得上是千古一帝了。
    有一次建文帝偶感风寒，临朝的时候他迟到了。监察御史尹昌隆马上上疏进谏，批评起了建文帝，他说：“高皇帝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末日出而临百官，故能庶绩咸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业，宜追绳祖武，兢兢业业，忧勤万几。今乃即於晏安，日上数刻，犹末临朝。群臣宿卫，疲于伺候，旷职废业，上下懈弛。播之天下，传之四裔，非社稷福也。”（《明史》卷162，《尹昌隆传》）
    这个监察御史尹昌隆是这样批评建文帝的：“想当年你家爷爷高皇帝听到鸡叫声就起床，天还没有完全亮就临朝；下午太阳快要下山时又要召集百官上朝，正因为如此勤政，我们大明才会成就斐然，国泰民安。陛下您继承大统，应该多学学你皇爷爷的榜样，兢兢业业，时刻心系国家大事与政务。而今你安于枕边之乐，时辰已经很晚了，你却还没有到大殿上来临朝，大臣们都是半夜起床恭候的。如果老是这样下去的话，就会旷职废业，上下懈弛。一旦传开出去，尤其给那些四周的夷蛮所知了，这恐怕不是我们江山社稷的福分啊！”
    坦率地说，监察御史尹昌隆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式的人物，而是有一点什么小事就会上纲上线的政治“过敏症”患者。碰到这样的人不要说是同朝任事，就是在一起聊一会儿天，都会觉得闹心。可谁知，听到尹昌隆的这种刻薄又难听的谏言，建文帝不但没有在大殿上对众大臣作任何的解释，更没有为难尹昌隆，相反，大大地表扬了他，说他说得好，并下诏说：“尹昌隆指出朕之过失，礼部将此事昭告天下，朕也可以此来警示自己啊。”（傅维鳞：《明书》卷4，《建文皇帝本纪》，《丛书集成本》，第51页）
    知道建文帝底细的建文帝侍奉者实在看不起了，事后他就对建文帝说：“陛下应该跟尹昌隆说明，今天我病了，所以临朝的事也就给耽误了。”可哪知建文帝听了反而说：“我怎么能像你这样说话，像尹昌隆这样直言进谏是很难得的；我要是解释了误朝的原因是我生病了，别的不知情大臣还以为我不喜欢纳谏，如此下去，我将再也听不到大臣们的批评建议了。”
    中国古代监察御史有个“闻风奏事”的习惯，就是说，你作为御史，只要听到一点什么可疑之事，不管有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就可立即上奏给皇帝，皇帝也要求这样做，因为他可以保持高度的警觉——“明察”到秋毫。而历代还真有不少这样直线思维、“不食人间烟火”的直谏御史，甚至有时他们还会胡说八道，一般来说，没有什么原则性问题，皇帝是不会治他们的罪的。但这些御史有时还真让人讨厌，简直就是天生一张乌鸦嘴。而这个尹昌隆就是这么一个长了乌鸦嘴的御史。
    有一次，尹昌隆看到建文帝经常倚重几个亲信执政大臣去办事，他那根筋又拗不过来了，给建文帝上个奏折，说我们现在大明朝奸臣专权，阴盛阳衰（古时候在君臣关系上往往将君作阳，臣作阴）。执政大臣听了气不打一处使，当时朱棣已经在北方起兵造反，打出的旗号就是说建文朝朝中出了奸臣，他清君侧。这个尹昌隆不是在为朱棣说话了？再说所谓的奸臣本来就是个模糊的概念，并没有确切的定义，但一旦某人被安上了“奸臣”罪名的话，那就他死定了。所以当时执政大臣很火，但他们几个都是正人君子，心也不狠，知道这个尹昌隆不就过过嘴瘾吧了。但老让他这样在朝中胡说八道，也会影响“建文新政”的推行，于是他们就决定，将尹昌隆贬谪到远地去。但这事给建文帝知道了，他可不乐意，建文帝说：“求直言以直弃之，人将不食吾余”（意思是说：我要求大臣们直言，如今尹昌隆直言了，反遭贬谪，如此下去，朝中还有谁敢直言了。”于是他就下令，给尹昌隆官复原职。（朱鹭：《建文书法拟》正编）
    第四，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感染人，注重礼教与德化
    建文帝是先秦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其“所好读书及古典文章”（朱鹭：《建文书法拟》正编），先秦儒家要求人们“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篇第一》），即做个自省式的行为与道德的楷模，建文帝以此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一个极其内敛的正人君子，一旦遇到什么事情他总是先自己找原因，从人格上来震撼人们的心灵。
    有一次明皇宫里有两个宫人打骂了起来，要是当年朱元璋见到了此番情景的话，那么这两个宫人肯定只有死路一条了。可建文帝见到后却作出了使人无法想到的做法，他将一宫的宫人全部叫上来，然后当着他们的面，这个年轻皇帝“悱然感愧自责”，说到动情之处，他不能自己。（赵士喆：《建文年谱》卷上）
    据《明书》所载：建文元年六月，“博士黄彦清见市不拾遗，奏之上，且曰：“陛下德化！”上曰：“昨宫中二人譁，朕谕之云：‘朕宽刑尚德，中外愉愉，尔独犯教，意朕有乖德欤？’两人谢过，因释之。宫内尚未能齐，敢言德化。”（傅维鳞：《明书》卷4，《建文皇帝本纪》，《丛书集成本》，第52页）
    建文帝运用儒家的德礼来进行教化即所谓的“德化”，如此“建文新政”不仅仅能说成是对洪武严政酷法的纠偏，而是一大“反动”，更是明朝由乱而治最终实现天下大治的一步关键，就像上书所载的那样，在建文帝治理下的大明帝国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不常有的天下大治之前兆——“市不拾遗”的景象，如果不是朱棣的突然打断，大明也很有可能迅速地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贞观之治”——“建文之治”了。
    ○建文宽政问题的另类：唯独对宦官不宽政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要说明的是，尽管“建文新政”中的“宽和政治”所涉及的范围很广，但有例外，即对宦官不宽政，这大概是严格遵循祖制的缘故吧。
    “寺人祸国，其来久矣。我高皇帝有鉴于是，虽设中贵，止供撒扫。而衔不兼文武，政不侵外廷，衣冠不同臣僚，外之也，故三十年宫府谧如。虽让皇帝纷更祖制，此独尊之加严焉，以故遗恨内臣，密谋通燕。文皇之始，不能不有所私是。故俨保之谮行而抚监岌岌矣，监军之势张而马骐以交趾予敌矣。延至逆振，举万乘之尊轻掷蛮夷，丧中原锐气多矣。而吉祥辈复积骄成怨，积怨成逆。汪直之启衅，缧絏盈朝，积骨盈边，可胜悼哉？正德间，八虎横一豹吼，逆瑾惨烈，祸延宗社，虽幸发自内，然三五狡弁，宁免拒虎进狼之讥耶？继以魏珰，狐豕满朝，忠良膏野，上公称而庙貌祀，窃号窃名，古今惨变……”（曹参芳《逊国正气集》卷二《何州周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从对待什么人都“宽仁”的建文帝唯独对宦官不宽政的国策实施以及明朝以后宦官乱政的实际情况来看，建文帝是一个中国古代社会里并不见的、宽厚又有远大眼光的帝王。如果不是朱棣的“靖难”，那么后来的明朝历史可能不是那个样了。
    ○宽缓刑罚——改轻刑典，宽刑疏法，纠正冤假错案
    建文帝天性仁弱，仁弱的人往往十分善良，即使他身不由己地位居权力中心，手握杀伐大权，但仁弱的天性还时不时地影响他的执政与公务处理。加上建文帝自小熟读儒家经典，儒家的“仁政”理论和以礼治国、礼教天下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建文帝。
    早在建文帝当皇太孙时，皇爷爷朱元璋为了使得大明江山能够顺利地交接，他在洪武晚年就有意地让皇太孙朱允炆在大明政务实践中得到历练。“时太祖春秋高，中外万机，尝付帝（指建文帝）裁决。时尚严覆，帝济以宽大，于刑狱多减省，远近忻忻爱戴”（傅维鳞：《明书》卷4，《建文皇帝本纪》，《丛书集成本》，第50页）那时的朱允炆不仅认真查阅、考据《礼经》，比照历代刑法，发现《大明律》中不合理的律条共计73处，他就奏请皇爷爷朱元璋，将它们一一改过来（朱鹭：《建文书法拟》前编），而且他还参与到大明司法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去，运用其所学的知识，纠正了很多的冤假错案，表现出未来天子极大的智慧与过人的机敏。（《明史刑法志一》卷93）
    洪武晚年，常州曾经发生了一起儿子“杀死”亲生父亲的案件，这在当时社会里是轰动一时的。子杀父属于万万不可宽宥的“十恶不赦”大罪之一。地方官审理后已经判定了，将儿子处死。但这个被指认为杀父的儿子老是喊冤，像这样案件是属于明显的疑难案。疑难案件或大案要案一般来说，它们的终审权是在中央，所以最终常州地方官府就将案件移交到了南京。当时皇太孙朱允炆已经参与朝政，受命过问刑狱，他就开始推审常州的“子杀父”案件了，最终他确认，这是一起冤案。老皇帝朱元璋听说后不信，他要亲自过问一下这个案子，于是就将犯人和家中的奴婢及其乡邻等全部拘拿到南京来，予以一一审理，审下来的结果是朱允炆的推审完全正确。
    整个案件的真相是：常州这家人家的父亲是个老病号，生病已经好多年了，不知找了多少郎中来给他看病，都没医好，最好请来了一个，本事可大了，一下子把老病号给医治死了。这时家中的继母顿时来了灵感，她常常对老病号丈夫跟前妻所生的那个儿子橫挑鼻子竖挑眼，于是她就来了个“狠招”，找了一些所谓的证据，证明是儿子杀了病号老子。实际上是最后那个庸医误投了药将人给药死的。审到这里，朱元璋惊讶地说：“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啊！看来这个刑罚还不能不慎。皇太孙，你真聪明，人又仁德，我大明江山今后可有望了！”
    还有一次，巡逻的士兵抓到了一群强盗，刚巧被皇太孙朱允炆知道了，他就审视了这群7人强盗，当场就断定其中一人是被冤枉的。后来按照司法程序进行了审问，这一审问就审出个名堂来了。原来这7人中果然有一个让朱允炆看出来的那人不是强盗，他本是一家地主家的少爷，那6个人原来就是地主家的佃客，他们共同合谋劫持了地主家的少爷，进行偷盗抢劫，然后一起逃跑。这地主家的少爷一路上一直在寻找机会逃离这6强盗，可还没等到逃跑的机会，反倒给官府的人给逮住了。朱允炆的“神探”很快有人传讯给朱元璋，一生十分要强、什么都要争天下第一的朱元璋听后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叫来了皇太孙朱允炆，问他：“你怎么知道那个地主家的少爷不是强盗？”朱允炆气定神闲地回答说：“先贤经典《周礼》中谈到‘色听’，《尚书》中讲了‘惟貌有稽’，其都有一个意思，就是从人的外貌神色来考察和判断人犯罪了没有。我刚看到这7个人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人就是那个地主家的少爷，他两眼炯炯有神，视听认真、端正，从不东张西望，说明他心里不虚啊，所以我推断出他不可能是犯罪的强盗。”朱元璋听到这里，颇有感慨地说：“看来鞠狱断案的司法官员还真不能不读书啊！”（《春明梦余录》卷44）
    建文帝登基以后，他诏谕大明帝国的司法官员，说：“《大明律》是皇祖钦定的，当年皇祖曾命朕细细阅读，参照《唐律》，朕发现《大明律》与前代律典相比，处罚往往加重了。当时大明天下甫定，用典不能不重一点，但它不能通行于百世。朕从前所改定的那些律条，皇祖已经命令施行了。但定罪量刑尚可商量议定的还远不止这些了。律典所设立的大法，应当礼顺人世间的常理，用刑罚来恐吓百姓使他们不犯罪，这还不如用德礼来教化他们。请你们代我晓谕天下有司部门，一定要崇尚礼教，赦免那些证据不足定罪的人。做到与朕所‘嘉与万方’之义相吻合。（《明史刑法志一》卷93；志第六十九）
    建文新政期间除了上述的改轻刑典，宽刑疏法外，还展开了对洪武年间许多冤假错案的纠正平反工作。有许多被错判、错关、错押、错流放的官员被重新审定赦免，有被错杀的功臣子弟被朝廷录用。建文二年九月，建文帝就曾下诏，“征洪武中功勋废误者子孙录用之”（朱鹭：《建文书法拟》正编下）；“赦流放官员，录用子孙洪武中以过误逮及得罪者，皆征其子孙录用之。”（《建文朝野汇编》卷4）
    据《明史》记载，建文元年即建文帝即位后一年的时间里，大明刑部上报的在押囚犯比洪武时减少了3∕10；《建文朝野汇编》中也说：“建文元年十二月，法司奏报：“今年的囚犯比往年少了3∕10”；有的书上甚至说：建文年间在押罪犯比朱元璋洪武年间减少了2／3。（宋端仪：《立斋闲录》卷1，见明抄本《国朝典故》）
    大量的冤假错案的复审平反和刑典的改轻，宽刑疏法，这对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大明帝国的统治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宽免赋税
    “建文新政”在宽免赋税方面也是开展得有声有色，并且是卓有成效的。总得来看，其包括两个方面，第一，限制僧道占田，减轻广大人民的负担；第二，减赋全国、减赋江南。我们先讲第一个。
    ①限制僧道占田，减轻广大人民的负担
    朱元璋早年出家当了和尚，但他尘世缘不仅未绝，而且还大得很。通过大肆的杀伐，他登上了帝国的最高峰，虽说他力主以儒治国，但实际上朱元璋是“杂家”，口头唱的是儒家的曲子，手里拿了法家的刑具，魂系在佛家因果报应的循环圈里。我们在《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奇特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卷》讲到了，朱元璋青少年时代所受到的巨大心理创伤在其后来的人生中投下了很深的阴影，我们现在讲朱元璋对佛教的精神需求也是典型的一个事例。朱元璋没有多少宗教观念，这跟你我普通中国人都一样，但他毕竟投身过佛门，对其教义比你我要熟悉多，从后来的事实来看，他似乎对别的佛教教条并不在意，就是对因果报应特别感兴趣。
    ○朱元璋的一个心结：我也应该受到报应？
    洪武年间姚州有个和尚叫玘太璞，他专心致志地研究禅学，藏经就达5400卷，没有不会背诵的，朱元璋听说后，十分感兴趣，下令召见了玘太璞，并十分喜欢这位佛学大师。有一天，朱元璋问玘太璞：“一个人做和尚没做到底，会得到什么报应？”玘太璞回答说：“做和尚没做到底，那要永远坠落在阿鼻地狱。”朱元璋又问：“出自哪里？”玘太璞说：“出自藏经第几卷。”都御史詹同目睹这个场景，他就开始责怪起玘太璞：“你为什么要那样跟皇帝陛下说呢？”玘太璞说：“我是一个佛教徒，我不敢违背佛教教义，也不敢欺骗皇帝陛下。”在听完玘太璞与詹同的那些对话后，朱元璋再次追问玘太璞，玘太璞以实相告。朱元璋马上脸色都变了，他又问玘太璞：“照这样说的话，我应该要受到报应了？”玘太璞赶紧磕头说：“皇帝陛下您是天生圣人，是天下黎民百姓的主宰，哪能同普通人一个样呢？”朱元璋听后，脸上马上多云转晴，并好奇地问道：“你这样的说法又出自藏经的哪一卷？”玘太璞说：“出自藏经第几卷。”皇帝朱元璋不信，赶紧叫人去取藏经来查看，结果发现果然如此。于是他龙颜大悦，召集大臣，对他们说：“诸位大臣你们虽然各自都很有才，但不如这个和尚忠诚啊。”
    玘太璞后来临终前沐浴更衣，来到明皇宫向皇帝朱元璋道别，刚好那天朱元璋有事外出，两人没碰着，玘太璞只好对着皇帝的御座叩首说道：“臣跟皇帝您有生缘而无死缘。”拜完了，他站起来，回去了。后来皇帝朱元璋听人说起了事情的整个经过和玘太璞说过的话，他马上断定：“嗨，玘太璞已经死了。”于是赶紧派人到玘太璞的住处，发现那和尚果然死了。朱元璋就叫人前去祭祀玘太璞，而且动用了他从不轻易使用的驿路将和尚玘太璞送回了他的故乡。（《复斋日记》）
    尽管上面这段史料有人认为属于非“正史”，不足信。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老年朱元璋对佛教的迷恋似乎越来越重，也许正是他对因果报应的恐惧，也许是他到了晚年之际对自己一生滥杀的内心反思而引发的心灵彷徨，也许是他想弥补一生的缺憾，等等。中晚年朱元璋对佛教更加青睐，佛道在此期间有了迅猛发展，它们广占田地，不向政府缴纳赋税，这在无形之中加重了广大人民的负担，最为严重的是洪武晚年的江南地区，许多腴沃之地被僧院道观所占有，个别寺院甚至田连阡陌。
    ○建文限制僧道占田
    建文即位以后经过多方调查与论证，最终于建文三年（1401）下令，规定：天下寺院道观，“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亩，免其租税，以供香火费，余田入官，均给平民”（朱鹭：《建文书法拟》正编下）；并且严令全国臣民，禁止私自剃度为僧尼，限制佛道势力的发展。（傅维鳞：《明书》卷4，《建文皇帝本纪》，《丛书集成本》，第52页）
    建文帝的这项措施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减轻广大人民的负担。当然建文帝减轻人民的负担还远不止这些，尤其值得后人称颂的是他减轻江南赋税、减赋全国。
    ②减赋全国、均赋江南，准许江浙人在户部为官
    ○为什么朱元璋老与江南人过不去？
    明代开始，中华大一统帝国的科举策士政策实行的全国“大平均”，照顾方方面面，但出奇的是财税政策却是厚此薄彼，尽管朱元璋嘴上功夫很好，全国子民手心手背都是肉，但不知为什么他就是偏心眼，独重江南赋税？朱元璋当年没说，但不等于当时没人看出来，有个无锡人叫周衡的朝廷言官就憋不住，向皇帝提意见，结果把自己的小命也“提”掉了。
    有一年朱元璋下诏令免除江南各郡的赋税，但到了秋天他又叫人去收了。右正言周衡向皇帝进言说：“陛下您早已下诏免收今年的赋税，老百姓都高兴极了，可今年夏天您又叫人去收了，这是向天下人表示您不守信用啊。”皇帝朱元璋回答说：“你说得对。”不久，周衡有事请假回老家去，他是无锡人，无锡离京师南京很近，皇帝朱元璋跟周衡说好，六天回朝销假。可这个周衡可能是无锡老家的“妹妹”让他太高兴了，竟然忘了皇帝的金口玉言，他直到第七天才回来，超假了一天。朱元璋十分恼火指着周衡骂道：“我失信于天下，你失信于我。来人啊，将这个失信的家伙拉出去斩了！”（《剪胜野闻》）
    ○建文帝说：重赋江南，用惩一时，岂可为定则？
    与朱元璋的毒心肠、偏心眼大相径庭的是建文帝执政后显现出来一代“仁君”的公平心，他对江南人民可好了。当然建文帝的这种“善政”之举并不是“偏爱”，而是建立在对全国民生普遍关爱的基础之上的，也极有可能受方孝孺的“民本仁政思想”的影响所导致的。
    建文帝一上台就派“暴昭、夏原吉等二十四人充采访使，分巡天下”，（《明史恭闵帝本纪》卷四）了解民间疾苦，奉诏免除不急之务，翦灭弊政。接着他以“国家有惟正之供，田赋不均，民不得而治”为由决定对天下百姓实行宽政。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时，他曾下令说：“朕即位以来，大小之狱，务从宽省，独赋税未平，农民受困。其赐明年天下田租之半。”（朱鹭：《建文书法拟》前编，21页；谈迁：《国榷》卷十一，洪武三十一年；《明史恭闵帝本纪》卷四）
    建文二年三月即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尽管建文帝还是当时的大明帝国之主，但朱棣流氓式的游击战已经将大明北方地区搅得鸡鸣狗跳，不得安宁。说实在的，对付这样狡猾又凶残的政治流氓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还挺费神的，但就在这样的节骨眼上，建文帝再次下诏强调：“国家有惟正之供，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税，特惩一时之顽民，岂可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照各处起科，亩不得过一斗。田赋既均，苏松人仍得户部。”（朱鹭：《建文书法拟》正编，5页；《明史恭闵帝本纪》卷四）
    建文帝的诏令规定，从现在起，江南地区的赋税减免到每亩毋得超过一斗。苏松地区的人不用再像洪武年间那样不得在户部当官任职，而是与其他地方的人一视同仁。
    建文帝的如等“宽仁”，着实感动了人，方孝孺曾称颂建文帝是一个“宁屈国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宁阙储积而不忍以敛妨农”的一个好皇帝。（转引朱鸿：《明成祖与永乐政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所专刊〔17〕）
    明代人们这样说道“父老尝言，建文四年之中，值□□朝纪法修明之后，朝廷又一切以惇大行之，治化几等于三代。”“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闔，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及燕师之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革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