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仙史见闻录

○为什么建文帝成为历代人们尤其是江南人心目中的偶像？
    尽管建文新政实际推行时间并不长，但建文帝宽减赋役政策的意义与影响却十分深远。
    第一，它是非常时刻推出的非常之举措。在建文二年这个非常时刻，建文帝毅然决然地推行宽赋于民、均赋江南的措施，无非是要天下人表示他继续推行宽政这一既定方针的决心与信心，它“惠及”全国百姓，收揽全国民心之长效近益；同时还能维护建文新政成败和重塑建文帝的个人政治形象，巩固政权统治。
    第二，均赋江南，宽政江南，建文帝虽然后来命运不济，下落不明，但他的仁君善主的形象深深地镌刻在江南人民的心理，尤其是明清以来，大一统帝国的统治者一反建文帝的“宽政江南”的国策，使得江南成为大一统帝国的主要搜刮对象和经济蒙难地，也使得江南人民承受了极其沉重的经济负担，挫伤了他们积极性，最终延缓了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尽管建文帝远离我们已经600年了，但你若到南方中国的任何一个省份，当地的人民都会告诉你，建文帝当年蒙难以后，就逃到了他们的家乡，建文帝成为江南人民心目中永恒的偶像。
    第三，建文帝及其建文文人官僚集团宽赋于民，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化为社会实际，将个人的人格品德与政治得失紧密地结合，注重民心的收拾和努力实现儒家先贤“法先王”的政治理想，尽管带有书生的味道，但建文君臣的如些举措不蒂是塑造了仁君贤臣的形象，这是历代中国人所苦苦追寻的，因此说建文帝尽管执政只有四年，但他是古代中国人心目中“贤人政治”和理想君主的偶像。
    ⊙建文新政得失——理想与现实
    自从登基起，建文帝就不断地下诏，实施新政。尽管建文新政只实行了四年而最终被迫中断了，但它的历史地位绝不可低估。从整体角度来看，建文新政涉及的面是相当广的，有政治制度层面的更定官制和宽和政治环境，有法律层面的宽减刑罚；有经济领域的宽赋于民和均赋江南，有文化思想领域的营造宽和的气氛及对先秦儒家理想的追随……因此，如果摒弃朱棣开始对建文帝恶毒的肆意丑化所造成的“既定的”概念的话，客观地和理性地看待建文帝和建文新政，我们就会发现建文帝是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人格品德高尚的“宽仁”君主，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好皇帝。他锐意更弦改制，实行文治，以便达到天下大治。
    历史没有忘记建文帝，更没有忘记建文新政，以“更定官制、宽和政治、宽减刑罚、宽免赋税”为主体内涵的建文新政已永远地镌刻在历史丰碑上。明朝史学家朱鹭曾高度地评价建文新政，他说：“四载宽政解严霜”（朱鹭：《建文书法拟》附编上，24页，过金陵吊方正学诸臣），这恐怕是对建文新政最为合适的历史定位吧。
    然而，透过层层的历史表象，我们还应看到：所有的建文新政举措都有这样一个基调，那就是以先儒的“法先王”和“托古改制”作为指导，建文帝的这种治政思想与他的老师黄子澄和建文新政决策的总设计师方孝孺等人的政治理想是不谋而合的，不仅如此，建文君臣的这种对“明君主”和“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执着到了几乎入迷或者说是走火入魔的地步。但历史的无情就在这里，“建文新政”最终失败，失败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外部原因就是朱棣“靖难”造反的成功，打断了建文新政的实施进程；内部原因至少有四个
    第一，“建文新政”太过于理想化。或许受方孝孺的“君职论”的影响，或许是沉溺于对中国先秦儒家“法先王”、“王道政治”理想的追求，“建文新政”中的“宽和政治”有失之过于宽松之嫌。例如像对待监察御史尹昌隆，建文帝一味地为了当个兼听则明的明主而任由其胡说八道，混淆视听，甚至到了他明目张胆地为政敌朱棣张本时，“好脾气”的建文帝居然还放任这条疯狗狂吠；朱棣几次“犯上”，建文帝为了维护儒家“亲亲之礼”而对其迟迟不下手，一次次地坐失良机，终酿大祸。因此说，建文帝的“宽仁”是太过于理想化的“宽”，是无原则的“宽”，是典型的书呆子气使然。
    第二，“建文新政”操之过急、求成太甚。建文帝一上台既要推行他的新政，又要削藩，新政中“更定官职”、精简地方行政机构等不少举措的实施，“侵犯”了大明帝国官场上许多官僚及其关系人脉的既得利益，造成了建文朝内在的不稳；削藩又与新政同时并举，一下子激化了中央与地方藩王之间的矛盾，使得建文朝廷顿时陷于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这一切都是操之过急、求成太甚之心理所“害”的，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历史一幕：在朱棣起兵造反危及建文帝政权统治的关键时刻，朱允炆这个书生皇帝还在气定神闲地“日与方孝孺辈论周官法度。”（朱鹭：《建文书法拟》前编）这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第三，建文新政实施过程中用人不当、选择时机不佳。我们不妨将建文朝领导决策层三“智囊”的人生轨迹与社会阅历做了大概的描述，那就是从学校、考场到大明权力中心，他们都缺乏前期官场政治的历练，缺乏政务的实际经验，处事亦不够练达果干，统御与领导管理能力不足，而且充满了书生气，他们所拥有的是从书本上搬来的历史经验，因而谈起事情来头头是道，但就是不知社会的复杂、人性的丑陋与政界的凶险，尽管带着满腔的热血与崇高的理想，敢说敢为，但这个“敢说”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敢说，这叫好人好心出了馊主意、馊点子；“敢为”充其量是将“建文新政”的实施当作其崇高理想的“政治试验”，最终产出了“误国误君误己”的苦果来，这叫好心办坏事。最为典型的例子，齐泰、黄子澄都是文化考试明星，建文帝让他们负责削藩，实在是牛头不对马嘴。事实上这两位仁兄只会照搬一些历史典故，如西汉平定七国之乱，来个依葫芦画瓢，结果激化了矛盾；相比之下，卓敬和高巍的高明策略却被弃之不用，实在让人为之扼腕；而建文新政的总设计师方孝孺虽然有着闪闪发光的思想火花——君职论等，并为当政者建文帝所欣赏和采纳，但它毕竟很前卫，一旦实施起来，政治环境、社会机制是否能一下“消受”得了，这还是问题；同时方孝孺的治政思想中又带有较为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不识时务的迂腐在客观上是妨碍了建文新政的推行。
    第四，建文新政中复古色彩太浓，其最明显地反应在厘正田制上。建文帝为了改变当时贫富不均的不合理社会现实，竟然采纳方孝孺的不合时宜的建议，要在大明帝国恢复近两千年前西周时代据说是实行过的井田制（也有学者认为根本没有井田制这回事，是孟子等先秦儒家吹出来的漂亮肥皂泡），由此遭到一些务实的和明智的人士的反对，就连一向支持建文新政的方孝孺好友王叔英也对此决策极为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