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仙史见闻录

●为什么那么多人追随与怀念建文帝？
    ⊙600：29的比例题拷问住了朱棣
    明末清初学者谷应泰曾指出：“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故步、阐之门皆尽，机、云之种无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又况孔融覆巢之女，郭淮从坐之妻，古者但有刑诛，从无玷染，而或分隶教坊，给配象奴，潘氏承恩于织室，才人下降於厮养，此忠臣义士尤所为植发冲冠，椎胸而雪涕者也”。（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卷十八，P307）
    秦朝的法律可以说是够残暴的了，但最多也只问罪三族，汉承秦制，刑罚也够狠的了，但也只涉及五宗。说得更简单更直白一点，在朱棣之前，即使再残酷的暴君，他们对“罪犯”的处罚还从无玷染，也没有像朱棣这么龌龊下三烂——要么惨无人道地残害，要么将“犯人”女家眷发到教坊司去当□□，要么将佳人与大家闺秀作贱给小厮，任人糟蹋，这尤为忠臣义士所怒发冲冠、顿足捶胸啊！
    但“建文诸臣，三千同周武之心，五百尽田横之客，蹈死如归，奋臂不顾者，盖亦有所致此也。”不会少于600号的建文朝廷的文臣学士只有20多人投降，600：29这道小学生都能做的比例题，却实实在在地难住了无所不能无恶不作的朱棣。有人说，拿600：29这样比例来给一个已经定性的伟大政治家说事是否有依据呢？
    有！
    据明末著名史学家谈迁在他历史名著《国榷》一书中的记载说，靖难之役后，朱棣进入南京，建文朝“其在任遁去者，463人。”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也说：“成祖即位，编籍在任诸臣遁去者463人，俱命削籍。”（谈迁：《国榷》卷十二，《惠宗建文四年》，P844；（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建文逊国》卷十七，P281）
    如果结合《明太宗实录》中所载的相关资料，我们估计建文朝大臣最少有120人在“壬午殉难”中为建文帝殉节（参见上面的《建文朝壬午殉难著名大臣简表》），这120人加上463人就是580多人，这里面还有一些可能被过去史学家所漏记的，或当初仓猝出逃而不为人所知的，以及朱棣上台后对建文大臣肆意杀戮、焚毁档案的，等等，笔者给它少算一点，20来个。这样通盘合计，朱棣打入南京时至少有600来号建文朝大臣拒绝投降。
    拿拒绝投降的600多个建文朝大臣与归降朱棣的29人相比，我们很自然地得出这么一个百分比来，即建文朝大臣投降朱棣的只有5%，而多达95%的建文朝文臣学士却拒绝投降，这实在是一个让人迷惑不解的比例题与历史谜案。
    【都是倔种吗？——壬午殉难】
    ⊙600年的历史迷雾——为什么建文朝约有600号大臣却只有20多人背叛建文帝？
    对于这样的一个历史谜案，有人认为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全是正统观念在作祟。真是这样吗？如是，那么如何解释在明清“天崩地裂”之际中国社会也没有出现这样的悲壮的历史景观？要知道在中国这样的传统社会里，异族入侵的改朝换代远比本族内的朝代更替所引发的心理、文化与社会等方面的震荡要强烈得多了，但像明末清初那段历史中崇祯朝殉节的大臣却寥寥无几，遁迹拒绝归降的也没有多少，像大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及顾炎武等是极个别的例外。所以说，从建文转向永乐有那么多的建文大臣拒绝投降，绝不能简单地仅用“正统观念作祟”来解释得通的，那么其根本原因到底又是什么？
    笔者认为应该将视野放得更宽更广的范围来加以考察。
    第一，“建文新政”得人心，尤其是江南人民拥护建文帝
    过去我们对建文帝实行的“新政”重视不够，甚至有些人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建文帝与朱棣的皇位争夺，更离谱的是有人搬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建文帝当政的水平不如他的叔叔，优胜劣汰，自然法则么，老百姓心不向着他。我不知道此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有没有读过《明史》、《国榷》一类的明史史料，就这么轻易地得出了一个结论。说实在的，建文帝在历史上是相当得人心，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他对大明帝国臣民推行了以“宽仁”为核心的“新政”，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如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刚刚上台的建文帝就下令“省并州县，革冗员。”仅过了一个月他又“诏行宽政，赦有罪，蠲逋赋。”到了该年的年尾十二月，建文帝再次“赐天下明年田租之半，释黥军及囚徒还乡里。” 建文元年春正月又“诏告天下，举遗贤。赐民高年米肉絮帛，鳏寡孤独废疾者官为牧养。重农桑，兴学校，考察官吏，振罹灾贫民，旌节孝，瘗暴骨，蠲荒田租。”（《明史恭闵帝本纪》卷四）
    一个皇帝登基后六七个月内，先后四次（平均一个半月）他就下诏一次，减免天下赋税，这样的好皇帝不仅在明清史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极为罕见的。那有人说会不会建文帝作秀？新皇帝上台哪个都要作作秀，但这么频繁地“作秀”似乎有点讲不过去，也没这个必要。事实上建文帝是在把他皇爷爷朱元璋的过猛的政策加以调整过来，让老百姓不断地得到实惠，这就是他得人心的关键所在。
    建文帝关爱天下苍生一点也不比他皇爷爷差，更比他的叔叔朱棣强几百倍。后世那些与政界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史学家每当谈到明成祖朱棣时，往往有着唱不完的赞歌，说他如何开疆拓土，如何兴建举世瞩目的宏大工程，云云，但要知道这一切难道不都是用老百姓的血汗换来的吗？而相比而言，没有那么“雄伟气魄”却以“宽政”治国的建文帝朱允炆是在用雨露滋润般的“惠民”政策让百姓们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与“皇恩”。譬如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建文帝下“诏兴州、营州、开平诸卫军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卫所军单丁者，放为民。”（《明史恭闵帝本纪》卷四）
    这是一项看不见摸不着的得人心的工程，明代军籍兵士生活很悲惨，战时打仗玩命；上帝保佑没死，到了和平年代就要为帝国筑城墙、干苦力。一般被编入军籍后就没有什么好命运，谁乐意这样被没命地折腾？但明初朱元璋搞的黄册制度将户口管得那么死，所以说从某种程度来讲，“朱元璋后时代”开启时大明帝国的毛病还真不少，而朱允炆登基两个月就着手解决，尤其是将“天下卫所军单丁者，放为民”这项措施还深刻影响近世中国社会，我们后世政府征兵时就实施这么一项规定：原则上家中独子不得为伍，这难道不是“建文宽政”的历史的延续吗？
    建文帝最为感动臣民的一项举措就是均江、浙田赋。建文二年二月，正值建文朝廷组织最大规模一次北伐战争，当时集结了全国兵力50万，筹集军饷100万石以上（《明太宗实录》卷五），要说用粮还正是时候，但建文帝还是作出一项公平的惠民举措，下诏令平均江南田赋，他在诏令中：“国家有惟正之供，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官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岂可为定则。今悉与减免，亩毋逾一斗。苏、松人仍得官户部。”（《明史恭闵帝本纪》卷四）
    手心手背都是肉，人怎么能偏心眼？朱元璋的重赋从表象来看，好像全国性一碗水端平，穷的地方少出，富的地方多出，江南富庶应该多出了，殊不知他的这项政策已经严重地挫伤了江南地区人民的积极性，相对“培育”另外一些地方的惰性，而建文帝惠政于江南人民，如果建文帝不被朱棣赶下来，那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很可能就在建文时代或建文后时代开始了。有朋友跟我说：“建文帝是江南人的大恩人”，这话也不为过？不信，我们看这样的例子：
    朱棣在北平造反时，有个无锡人叫储福，他原本是燕山卫的一个普通士兵，他就不愿意为朱棣卖命而逃跑了。朱棣登基后，下令强迫全国逃卒归伍，储福被重新强行编入了发往云南的部队，他“仰天哭曰：‘吾虽一介贱卒，义不为叛逆之臣。’在舟中，日夜泣不止，竟不食而死。”（李贽：《续藏书》卷七，《燕山卫卒储福》）
    昆山人龚翊从18岁起就在金川门当门卫哨兵，朱棣兵入金川门，他无能为力，就放声大哭，随后外逃。到了朱棣孙子朱瞻基当政时，有人将龚翊推荐出来当官，没想到龚翊十分生气地说：“（龚）翊仕无害于义，恐负往日城门一恸耳。”（李贽：《续藏书》卷七，《金川门守卒龚翊》）他终生归隐居不仕。
    还有一个客观事实是，至今为止，有关建文帝最后出亡到何处？目前大约都是一二百个说法即一二百个地方，但其绝大部分都位于长江以南，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要是人们不喜欢某个历史人物，总不会将“历史的屎盆子”往自己家乡头上去扣吧！
    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建文帝是一个极其得人心的好皇帝。这下我们可能又触及到另外一个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儒家“定理”：“得人心者得天下，”转换一下就是“失人心者失天下”。不过，如果拿它套在建文帝头上，那似乎是太不恰当了。
    第二，确实建文朝不屈而亡的大臣们很大程度上是受正统观念的影响，追求的是儒家正统的理念。
    中国儒家特别强调“名”和“分”，换成更为通俗一点的讲法就是要求做到“名正言顺”，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既然朱元璋立了朱允炆为皇位继承人了，那么朱允炆是合法的皇帝，大家都要来保护他、支持他；而朱棣是起来造反者，是世代要诅咒的和重刑酷法所要打击的对象。拥有这种思想观念的建文朝大臣代表，最为著名的就是刘伯温的二儿子刘璟，他就是不肯屈服，即使面临死亡威胁，还没忘告诉朱棣：陛下几百年以后还少不了一个“篡”字。（《明史刘璟传》卷128，列传16）
    第三，宋亡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低下，大明开国以后朱元璋对知识分子也不好，而建文帝善政，知识分子有知遇之恩当涌泉相报之心理情结。
    中国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日子是在两宋，这在《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奇特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篇》里边我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再唠叨了。宋亡以后，蒙古人统治中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创造了历史的“新低”，元代民间社会有“十等”人的说法，虽说我们没有在正史上找到可靠的依据，但不妨我们将它作为一面历史的参照镜子，这“十等”人中的“儒”排到第八位的□□后头，成为“老九”，可见当时知识分子是何等的压抑与郁闷啊！因此我们看到元代开始，在文人当中时兴的“文人画”要不是灰蒙蒙的就是一片荒凉萧杀，一见了“文人画”就让观者觉得心里沉甸甸的，你说这元代知识分子会过得好？
    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后，“参酌唐宋”，恢复中华传统，尤其是对科举制的恢复与“改进”，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一丝曙光，但随之而来，朱元璋屡兴文字狱，文臣学士莫名其妙地把命给丢了，加上洪武年间严刑峻法，因此说明初这三十来年知识分子的日子过得也并不好。
    朱允炆上台以后，他一改朱元璋的严酷政治，崇尚礼治，主张“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宽政于臣，宽刑于民，他“日与方孝孺辈论周官法度”，（朱鹭：《建文书法拟》前编）总想仿效三代之治。建文帝性格文弱，温文尔雅，在朝堂上他从不轻易责人，即使像尹昌隆之类的乌鸦，越说越不像话，甚至快要将建文帝的私生活拿来说事了，但建文帝还是没有怪他；在削藩问题上三派之中尤其是“睦亲护藩派”的观点简直是迂腐透顶，或者说是一派胡言，但建文帝还是让人家讲完，更没有去治他们的罪。建文朝政治环境极其宽松，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只要不当着皇帝的面说我要造反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事，更有甚者责问建文帝：“你答应我要办的事情怎么没办？”还有在朝堂上揪住“内贼”李景隆当廷痛打一通，这类事情要是拿到朱元璋时代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在建文朝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建文朝士大夫们不少人经历了朱元璋时代那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政治生活，他们再在建文时代为臣，感到了自我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实在有点心花怒放的感觉。在这些从小就饱受儒家正统思想教育的知识分子看来，他们真的遇到了万年千古的一位“仁爱”皇帝，儒家的政治理想也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了。齐泰、黄子澄、方孝孺、胡闰、陈迪、暴昭、曾凤韶等等，莫不感到他们此生此世的幸运，中国有句古话叫“士为知己者亡”，所以人们不难看到“壬午殉难”中的那么多的建文朝文臣学士个个都视死如归，甚至还有唱着歌走向刑场的。（《明史卢迥传》卷141，列传第29）
    第四，儒家理学确立时期，义理观念清晰，没有被混淆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家思想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但理学的自身发展也有一个从理论确立到政治实践中的地位巩固的过程。理学开创于宋代，那时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到了元代，理学虽然得到了官方的确认，但元朝统治者并不将之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只有到了朱元璋时代，通过全国性的尊孔运动和科举成式、八股取士标准化等，理学不仅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心目中，而且还指导与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
    理性而言，理学刚开始被定为官方意识形态时，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那时理学的核心“三纲五常”没有完全像后世的说教那样僵化，成为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作为一种官方思想，强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无非是更多地要求在一个社会群体或政治群体内突出主心骨的作用问题，强调义、理、忠、信、勇等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啊，只要它们不与政治过分紧密地挂钩与绝对化，应该来说还是相当可取的。试想一个人连基本的信用也没有，他还配在官场上混吗？要是国家政治由一些吃里扒外和卑鄙无耻的小人来掌握着，这个政权能好到哪里？这个社会的主旋律还会高雅吗？
    所以说我们对建文朝那些视死如归的大臣们决不能单说他们愚忠，一无是处。要知道这些殉难的大臣大多数可是清节耿直之士，或是为民作主、为国谋略的廉吏良臣，他们深受理学思想的熏陶，高亢着儒家的正气歌。正如张廷玉主编的《明史》一书中所说的：“‘靖难’之役，朝臣多捐躯殉国……从容就节，非大义素明者不能也。”（《明史》卷143，列传第31）用“壬午殉难”大臣翰林纂修周是修的话来说，就是“忠臣不计得失，故言无不直；烈女不虑死生，故行无不果。”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后世人们有所学习的吗？（《明史周是修传》卷143，列传第31）
    第五，传言建文帝没死
    金川门之变后，明皇宫里燃起大火了，建文帝及其一帮子大臣（463人）不知所终，有人说烧死了，有人说逃走，既然有说建文帝没死逃走了，那么作为建文朝的大臣绝大多数人抱定不事贰主的态度，祈盼建文帝的复辟，所以他们往往选择了不与朱棣合作的态度，这也是从建文转向永乐时有那么多人追随与怀念建文帝的一个重要原因。
    ●全国漫游
    自建文帝失国以后，人们始终没有忘记好皇帝朱允炆，加上他与众多大臣不知所终，这两个方面的原因综合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建文帝全国“漫游”的热闹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