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传

因此，问题在于要 把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自由作为最高的绝对的目的，而把战争看做阻止人们解 放自身的企图。
  波伏瓦：你列举了一些事实，有一个事实你忘了，它可以证明你刚才说 的一些情况，这是“121 声明”。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担心由于签名于这 个声明我们回到法国时可能被关进监狱。让森受审也主要是由于它。
  萨特：对，当时，那些赞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人们在香榭丽舍大街游行，
  有人高喊“杀死萨特”！法国政府希望因为我像其他一百二十个签名者一样 签名于这个声明而对我起诉。但这个罪证是太小了，而我处在这种情况中又 是太自由了。我从不属于任何亲阿尔及利亚的组织，但我赞同它们的态度， 被它们全体所欢迎。我想说明的是，那些并不很重要的小小行动和我在巴西 干的使阿尔及利亚事业为人们所接受的整个事情都是因我的自由而产生。我 想说明，我不由任何人决定，我根据自己的理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行动， 我完全是自己介入。在这以后我们去古巴然后取道西班牙回家。我们入境时 同海关人员争吵了一番。最后他们总算让我们通过了，但肯定已向巴黎方面 报告了我们的归来。我们的一些朋友劝我们坐飞机回巴黎，这样如果我们被 逮捕就可以很快地公之于众，但我们觉得张扬此行没有必要，更谨慎适当的 做法是悄然无声地返回巴黎。朋友们在巴塞罗那迎接我们——普隆，郎之曼 和博斯特。他们同我们一起返回巴黎，警察拿去了我们的证件，并让我们在 一星期内到指定的地方法官那儿去。在我们预定去的前一天，我们从报上得 知这个可怜的官员病了。过了一星期他仍在害病，这事就以这个可笑的情况 作为结束。以后我们再没有听到我们作为“121 声明”的签名者被控的事情。 在数以百计的事件中我仅仅谈到了一个小事件。我想指出的是，在一定的时 刻，自由使我发现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人的真正关系——压迫。我必然要以 自由的名义来反对这种压迫，自由对我说来是每一个人生存的基础；作为一 个人，我在每一时刻都被要求去采取行动来维护自由。我所采取的手段有赖 于必然性，似与维护自由无关，但当我使用它们时，它们完完全全被自由所 击中——它们成了维护这世界中的自由的必然性。
  波伏瓦：你试图同东方国家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建立联系，这也是热爱自 由的表现吧？我的意思是，你在 1962 年到 1966 年去苏联旅行，是不是想要 帮助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实现自由化？
  萨特：自由主义者是一个很可鄙的词。
  波伏瓦：但他们是用这个词来称呼自己的。是不是这个原因？
  萨特：是的。我想去看看，通过谈话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使他们的世界 观、对彼此的力量的看法，对应该做什么的看法有某种小小的改变。但首先， 我去苏联是见像我一样思考的人——已经自己在做这项工作的知识分子。我 去见他们之中的两三个人。
  波伏瓦：苏联当局对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进行审判时，你终止了六 年去苏联访问。你认为那称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事业在某种程度上已不复 存在。但有一个重要事件使你得到补偿，这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萨特：对，以前已经有过对匈牙利的入侵。
  波伏瓦：这使你同共产党人决裂。在 1962 年你毕竟多少同苏联恢复了 关系，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但这次决裂是最后决裂。你怎样解释你在捷克斯 洛伐克事件期间的态度？
  萨特：我认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干涉特别令人反感，因为它清楚表明苏 联对被称作苏维埃缓冲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这是一个阻止改变国家 政权的问题，如果有必要就通过军事力量。在一个有些奇特而很快就结束的 时期，我受到捷克斯洛伐克朋友的邀请。苏联军队一开到那儿，捷克斯洛伐 克人就组织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抵抗运动，特别是在布拉格，他们同时上演了 我的两个戏剧，《苍蝇》和《肮脏的手》，带着明显的反对苏联的目的。我 两次都到场了。我对观众谈到苏联的入侵，没有隐瞒我的感受；我也在电视 中说了话，话语要较为温和些。总之，他们要用我来帮助他们同敌人作斗争， 敌人是在场的但又看不出来。我在那儿呆了几天，同各种捷克和斯洛伐克知 识分子见面、谈话。他们都非常厌恶这个入侵，决定进行抵抗。我离开时心 情很沉重，但我确信这事情不会那么容易完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对苏联 压迫者的斗争无疑会继续进行下去。不久以后我就这个主题写了一篇文章， 这是为利姆的一本书写的序言。
  波伏瓦：是的，他在这书中汇集了一些声明？？
  萨特：许多著名的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的声明，他们都反对这个干 涉。
  波伏瓦：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你有什么政治行动？你同 1968 年 5
  月事件有什么关系？
  萨特：有关系，但那是在事件发生以后。在《现代》中我们注意到了大 学问题。特别是我们谈到讲课。教授的讲课，克拉韦茨写了一些文章；后来， 像每个法国人一样，我们出乎意料地被 1968 年 5 月事件所抓住，当时青年们 并不十分看重我。
  波伏瓦：你在卢森堡广播电台作了一个支持学生的声明，这个声明甚至 以传单形式在拉丁区散发。
  萨特：是的。1968 年 5 月的一天我在巴黎大学会堂讲了话；我是被邀请 去的，我在一个挤得满满的大厅讲话。当时巴黎大学是在一种奇特的状态中， 学生占领了大学。这是一种奇景，后来我又在国立大学讲话。这样，我同 1968
  年 5 月运动有了某种联系。后来的情况我比较模糊了。我记得被一群学生朋 友召到巴黎大学讲话，他们争论一个具体的问题：他们第二天应不应该搞一 个示威活动？这同我毫无关系而我只能在一般水平上说说。一张纸条放在我 讲话的桌上，“萨特，讲短一些。”这表明他们并不特别希望听我讲什么， 而实际上我也没有什么可对他们说，我很长时间以来就不是学生了，而且也 不是教师。我本来是没有什么资格的。但我还是说了一会，我上讲台时他们  十分热烈地鼓掌，我下来时掌声就低落得多了，因为我说的不是他们所期待 的。他们希望人们说：“由于这个理由或那个理由，应该有一个示威活动， 它有必然实现的条件，等等。”后来我起了一些作用。1970 年，《人民事业 报》接连有两位主编勒布利斯和勒唐戴克被关进监狱；我不认识毛主义者， 他们头一天还在《人民事业报》上攻击我，却请我去主编这个报纸。
  波伏瓦：那时这是“无产阶级左派”。
  萨特：对，是一个自称彼埃尔·维克多的人领导的毛主义党。这是我的 又一次自由行动；看到毛主义者对我并不怎么友好，我没有受到任何人强迫 一定要同意这事。但一天上午，一个毛主义者——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来同我谈话，我答应他从这天开始我主编这个报纸。我同意当一个挂名的头 头，因为我对他们的倾向和原则并不怎么了解。我没有实际当主编，他们也 没有让我这样做。我只是把我的名义给了他们，如果发生什么事，我就同他 们一起行动，给他们创造一点安宁的时间，不让他们作为一家报纸和一个团 体而受到镇压。使事情弄得复杂一点的是，不久之后开始对勒布利斯和勒唐 戴克审判，我作为《人民事业报》的第三任主编要出庭作证，并表示我同他 们的一致。这一天内政部作出镇压“无产阶级左派”的决议。这个党遭到取 谛。同时勒布利斯和勒唐戴克受到很重的判决。此后不久，盖斯玛也被起诉， 他躲藏起来，但最后被发现并带去受审。我也为他作证。我不为自己担心， 我没有被抓起来；他们认为我不是《人民事业报》的真正的主编，在某种意 义上这是实情，我同报上写的那些东西没有关系。但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是主 编，这是就避免其他人当主编被逮捕而说的。我没有被捕，因为他们怕造成 太大的影响。这样，《人民事业报》有了一条奇特的生命，它有某种合法性， 因为它出版了而我是它的主编，同时它又是被查禁的。当发现谁卖《人民事 业报》时，就会把他抓起来关上几星期。他们在印刷厂只搜查到很少的一点 报纸，大部分报纸我们在这天以前都用卡车运走了，它们发送到各省和巴黎。 我们采取了两次冒险行动，有一部分送到勒克莱尔将军大街，一部分在沓瓦 森尼尔大道。我遭到警察的监视。这些行动使得我同在报社工作的毛主义者 的关系亲密起来。他们开始愿意对我谈话。我们见了一些面，维克多、盖斯 玛和别的人同我讨论各种情况各种看法，最后，在这第一阶段虽然我没有成 为真正的主编，我开始意识到可以在“无产阶级左派”的价值。我开始意识 到“无产阶级左派”中发现一种战斗性的自由，一种在社会和政治水平上影 响我的自由。在这种自由中我看到有设想一种自由地进行战斗活动的战士的 可能性，虽然这乍看起来是矛盾的。而这确实不同于跟一个战斗性的共产党 员在一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