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走了十八年

只是我出生时，正赶上“文革”，族谱亦属于应予打倒取缔的“封资修”之列，给男孩子取名多数就不按班辈了，而是带有浓浓的“革命”色彩，如“红卫”“卫东”“卫国”“劲松”“奇志”“勇”“强”“建军”“拥军”之类，我的名字便是“勇”。
我的五世祖永福公，因家贫年过三十而未能娶妻。后来不得已西走贵州卖苦力谋生，认识了一位寡妇，寡妇愿意嫁给他并随他回湘，那年他三十六岁。这位贵州婆看到丈夫日日辛劳而所获甚少，问：靠帮人帮工哪能富起来，为何不贩猪卖？――在那时候民间社会，猪羊算是大宗商品了。永福公说：我哪不晓得这样的道理，可没有本钱呀？贵州婆说：我这里积攒了一些碎银子，你拿去当本钱吧。
如此，我的五世祖便是靠那位贵州妻子积攒的私房钱作为原始资本而发家，后来两人生有五个孩子，我的高祖居长，每个儿子分有一百石谷水田（大约16亩），我的曾祖父是长房长孙，另单独分得五十石“长孙田”。――长孙可直接参加叔父辈分产，乡间宗族里长孙的地位可见一斑。考诸家谱，永福公发家时大约在乾隆、嘉庆年间，清王朝正处在“盛世”的尾巴上，庙堂和民间多数人还沉睡在天朝的迷梦里，对国外的社会巨变茫然不知。那时候湘中、湘西和川、黔一带大量的荒地得到垦殖，人口剧增。我家所在的“鹅梨树下”村，在那时方有人烟，永福公派他两个儿子即高祖的弟弟来此落户，而我的曾祖是长孙，自然要守在老宅里。可我那位高祖很不争气，染上了抽鸦片烟的恶习，把父亲分给他的田连同给他儿子即我曾祖的长孙田，卖了个一干二净。人一穷，就没有社会地位，哪怕你是家族里的长兄，他的弟弟和侄子照样瞧不起他。这位抽鸦片烟的高祖生了四个儿子，分别字“宝元、泰元、乾元、坤元”，等四兄弟长大时，家已沦为赤贫。曾祖宝元公待在老宅所在的村落里，倍感压力，于是搬到了其两位叔父早先来到的“鹅梨树下”，盖了间茅屋栖息下去。直到我这一辈，和村里同族的孩子吵架时，对方常常说：你们家原来不是这里的，是我们祖上看你们造孽（湘中方言“可怜”的意思），收留下来。――意即多少代过去，我们这一支依然要夹着尾巴做人。
第一份记忆被蒙骗的盲人（5）
 
曾祖父宝元公的季弟坤元公，武艺很好，胆气过人，然不乐乡间耕作，喜欢和江湖上的朋友来往。阖族上下，凡涉及官司要上衙门过堂，都是他代理前去。那时候小老百姓畏官如虎，一见县太爷开堂那架势，两班虎狼衙役分立，大老爷高高在上，跪下来的小民多数汗都不敢出，有理吓成没理了。这位坤元公却面不改色，申诉己方理由侃侃而谈。这样的人才，一旦逢上乱世，必定不会安分。1927年前后，他的机会来了。农民运动席卷整个湖南，湘中大县邵阳亦不例外，坤元公这样的人，是天生为运动而生的，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农会的骨干分子，带领一帮子有些痞里痞气的农民去吃大户，开人家粮仓，杀人家肥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种梁山式的日子好不快活。但好日子太短，不久便是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随后国共分道扬镳，执政的国民党向原来的兄弟共产党大开杀戒，邵阳作为湘中大县府城所在地，这种清算极其残酷。本家族住白水洞的一支，出了个江姐式的女豪李芬，因亲戚告密被捕，因为那时候一些赤色的女党人被杀后，常有流氓侮辱尸体之举，此人在就义前向狱卒要来针线，将手足的皮肉和衣裤缝合在一起，以此来吓阻小流氓（此事详见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宝元公作为一个流氓无产者，没有婚娶，人一个卵一条，当然不甘愿束手就缚，于是学他的祖父，远走贵州，那里苗汉杂聚，天高皇帝远，一直就是老家人避祸的好所在。其后不知所终，也许是因为江湖险恶，死在哪个不知名的客栈或山寨了。
等我家回到鹅梨树下时，这个自然村也分为三个生产队，我所在的七队在山坳上，地理条件最差，田土为全大队七个小队中最贫瘠的，约一百多人，二十余户。队里有五户属于男主人在外工作女主人带着孩子在家务农的“半边户”，其中两户便是我家和我叔父家。
从新屋落成起，我家除父亲仍吃“国家粮”外，其他五人算是尘埃落定，老老实实回家当农民。
若干年后，我曾疑惑将我们四位未成年的兄弟姐妹称为“农民”似乎用词不当，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能下地干农活，是地地道道的孩子或学生呀？再后来当出现“农民工”这个由“工”、“农”两种不同职业组合的词时，我才豁然开朗，我们以前通常所说的“农民”不仅是个职业而是种身份，如果用英语翻译应该是peasant而非farmer，后者纯指以农业为职业的人，包括富裕的农场主，不蕴含其身份低贱经济状况贫困的意思。“农民工”中的“农民”指其以户籍为标识的身份，“工”则是worker，他从事的职业。所以说我们兄弟姐妹回乡成了“农民”，并非言过其实。
孤独中一把木手枪（1）
 
开始记事后，尚是三四岁孩童的我，就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孤独，那种孤独似乎浸泡了我的每一个毛孔，直到渗进血液和骨髓。至今想来，依然觉得害怕，害怕有一天醒来，突然发觉自己睡在无边无际、夜色如墨的荒原上，所有的人都拔营而走，单单遗弃了我一人。
在家里感觉到孤独。大我七岁的哥哥，已经显露出一种桀骜不驯的气质，他在学校里是一个成绩很好、却让老师头痛的学生，根本没有时间来哄两个弟弟玩；而母亲早早地就随生产队出工，晚上回来后，还有忙不完的家务，为了多挣工分，她还是大队的赤脚医生和接生员。我的记忆中，深夜总有“哐哐哐”的敲门声，“咯吱”一下母亲把门打开了，一股刺骨的寒意透进来，外面几个庄稼汉晃着手电筒，火急火燎地求母亲快点去看病或者接生即将来到世界的小孩。
出家门感觉到更加的孤独，村里的孩子，故意结成同盟军，排斥我们，似乎我们身上携带着烈性传染病。因为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这家人回来分他们的粮食，而且，我们还未完全脱尽的城市痕迹，让他们感觉到不舒服，所以就成了另类。比如，我们回到乡下，最开始随城里人的习惯将父亲叫“爸爸”，母亲叫“妈妈”，而乡下的称呼是“爷”和“娘”，于是遭到嘲笑，似乎我们是另类，有孩子甚至问“你家的‘爸爸’怎样煨着吃？”显然这是挖苦奚落之语，因为磨碎的糯米能做成“粑粑”。后来我们改口叫“爷、娘”，和广大小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才最终被他们完全接受。
那时候，每个人家里都有四五个孩子，和我哥哥、姐姐年龄相仿的，当时流行玩一种游戏――“作仇”，大孩子全部不和我哥哥姐姐说话，他们有样学样的弟妹们也如此对待我和弟弟。他们不和我做游戏，他们大声地呵斥嘲笑我和弟弟，他们会从厕所里挑出屎抹到我家的墙上。
有一个本族兄弟洪奇，比我大一岁，长得壮实，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猛仔，后来成为最照顾我的伙伴，可我三四岁时，他是对我最凶恶的人。有一天他扛一把大人用的锄头，将我家的门外过道――类似广式骑楼门外的走廊地表的土，狠狠地掘开几块，然后恶狠狠地咒骂两句，扬长而去。等我找他理论时，他不知道从哪儿学来一套歪理，说那不是你家的地，那是国家的，我挖国家的地，你管得着么？――可见，在那样闭塞的山乡，“一切都属于国家”的调调对尚未上学的小孩影响至深，至于国家是谁的，恐怕没多少人能深究下去。
好在还有姐姐，她照顾两个弟弟的时间远比母亲多，她几乎承担了家中一半的家务。乡下的女孩子，她们一生下来伴随的就是吃苦、劳累，而男孩子有这样的女孩子做姐姐，则是一种幸运。
两岁的弟弟，每天可怜兮兮地像尾巴一样跟着我，两兄弟自己放牧自己，溪边、山头、田埂，渴了喝泉水，困了倒在大青石板上睡一觉。饿了怎么办？妈妈还没有收工回家做饭，那就去找爷爷。
爷爷不下地干活十几年了，他住在老屋里，从我家顺着那条石板大路再往山坳上走30米，便到了。老屋依山而建，后面是茅屋山，茅屋山曾经遍长一人高的冬茅草，我出生时茅草消失了，山像癞子头一样，东一块西一块开垦出红薯地。贫瘠的茅屋山上只有一块叫斋公园的土地很肥沃，据说很多年前这里有个茅草搭成的书斋，有个秀才在此发奋读书，究竟有没有中举人，没人知道。后来荒废了，成了久哥的自留地，他是我二伯的长子，也是我们共曾祖父的堂兄弟中的老大，和我满叔同岁，他的儿子和我同岁。二伯家五兄弟，大伯家一兄弟，我家三兄弟，满叔后来生下堂弟，一共十兄弟，这一房的声势也渐渐起来了。大伯和二伯以及早逝的三爷，是我爷爷长兄的儿子，他们的父亲壮年死去后，母亲改嫁，被我爷爷奶奶带大，满叔和我父亲是同胞兄弟。因为这种缘故，这五位堂兄弟比别家堂兄弟要亲近得多。
孤独中一把木手枪（2）
 
老屋的基脚是用青石条垒起来的，前面是一丘像月牙一样的水田，我好几次从走廊跌到两米以下的田里。大路贯穿老屋的走廊，因此这走廊便成了要道，常常有陌生人走过，看着我爷爷背靠着墙坐在凳子上晒太阳，走累的人会停下来歇脚，讨一碗水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