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走了十八年

甲满爷常年偻着腰，脸上带着笑，人长得很瘦弱，所以在生产队的时候，犁田、耙田那些大男人干的活常轮不上他，他只好经常带领我们这帮孩子放牛。我们也都喜欢他为我们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听大人说，甲满爷过去是当土匪的。我们在学校里老师讲到土匪恶霸，都说他们凶神恶煞的，可甲满爷怎么也难和土匪的形象联系起来。先前土匪是在我们村边扎寨，倒也不吃窝边草。村里人拿土匪没办法，但绝对不让自己的子弟和土匪混在一起。甲满爷十二三岁就入了伙，因为年纪小，杀人越货的事干不了，也就是干干放放风、举个火把、抢点“战利品”之类的事。所以他在解放后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也就是在批斗“四类分子”的大会上，他站在上面陪陪绑而已，后来这种斗争会已演化成纯粹应付上面的表演大会，斗他时，他声泪俱下认罪，斗完后，他又和绑他的小年轻打打闹闹。
因为在“匪窝”里呆过，所以他见多识广。他在放牛的时候，教我们江湖“切口”，也就是“黑话”。什么两人一见，一抱拳就开始对“切口”：
“兄弟你走的是山路还是水路？”若答是“山路”，就会继续问：“山路多少湾”“山路九十九条湾。”若答是“水路”，也会问道：“水路多少滩？”“水路九十九座滩。”他还常常唱一些小调，有些有点“黄”，小孩不能完全听懂。我现在还记得他唱的一个“十八问”的小调，一个男人调戏一个叫“晓妹子”的苦命女人，一问一答，引出这个女人辛酸的往事。当问到这个妹子的丈夫为什么去当兵，这个女人回答说：
“我的丈夫去扛枪，一是为了打东洋，二是官府抓壮丁，不去也不行。”这个曲子大概是抗日时期流行在我们那一带的，很有家国之悲。
我特别感谢甲满爷，是他教给我一招“武林秘籍”。我小时候懒，母亲又常常要我去砍柴，完不成任务肯定是一顿饱揍。甲满爷对我说，你就说砍的柴太多、太重，挑不回去，放在山里晒干，几天后再挑回来。过几天，你就到山上大骂：“哪个短命的把我砍的柴捆走了？”这招果然奏效，但我用的频率太高，终于被母亲看穿了我的把戏，换来的自然又是一顿猛揍。我去问甲满爷为什么这招不灵了，他说：绝招不能常用。
甲满爷对谁都是嬉皮笑脸的，唯有对我爷爷和我父亲非常严肃，我爷爷从不搭理他，后来才知道原因所在。我的三叔娶了一位漂亮的妻子，新婚不久三叔就病逝了。新寡的女人肯定让一些光棍产生想法。甲满爷因为长得瘦弱，又当过土匪，自然没有谁愿意嫁给他。他老来缠我的三婶，每次都被我爷爷用棍打出去，改嫁不是不行。我爷爷的意思，改嫁也得嫁一个良家子，哪能嫁给一个土匪，何况论辈分我三婶都的叫甲满爷叔叔。但甲满爷毫不气馁，就在我家的后山唱歌，山歌唱来唱去，三婶终于和他走到一起来了。长大后我才明白，女人是怕“磨”的，这大概也是“好汉无好妻，赖汉娶娇妻”的原因吧。
后来他和成了甲满娘的我三婶过得很好，他老婆很良善贤惠，生了一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小女儿银莲和我差不多大，长得好看，唱得一口好山歌，惹得邻村的小伙纷纷来献殷勤。后来银莲嫁给一个自己看上的小伙。对女儿的婚事，甲满爷从来不管，只要自己喜欢就行。大概他自己就是“自由恋爱”，所以对女儿有乡村父母少有的民主。
学知青和学大寨（1）
 
四岁那年的春天，过完年，我发现大队来了一些不一样的陌生人。他们年轻，他们洋气，他们皮肤白皙，他们从不说土话，他们举手投足让我这样已经完全成为乡村脏孩子的人，觉得他们像是神仙似的人物，那气派连大队学校的民办老师也赶不上。
妈妈告诉我说：这些人是知识青年，是从邵阳市和县城酿溪镇的地方来这里落户的。若干年后，我对知青历史略有了解后才知道，1975年是最后几批知青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插队运动已是强弩之末，难以为继了，城镇青年就近到离城镇不远的农村落户，比去遥远的东北、西南等深山老林里的林场、农场落户要略略人道一些。
整个大队大约来了十来名知青，男女差不多各一半。他们住在刚刚建起的大队部。大队部处在二、五、六、四队之间的一片松林里，松林旁是一口平静如镜的大池塘，池塘的南岸，一个小土丘上，是两栋红砖房子，这是也刚建好的小学，学校没有围墙，操坪边上有两棵合抱的樟树，很远就能闻到香樟的味道。
知青来落户之前，大队部仅仅是白天干部们办公、开会的地方，一到晚上各回各家，大队部一片漆黑，旁边有个坟场，长风过林，松涛阵阵，听起来好像鬼怪夜哭，没人敢接近。据说这块地很凶，庄户人家不会在这里砌房子，而建大队部和学校则不用考虑，用大队书记的话来说：我们有民兵武装，有枪支弹药，鬼也会害怕的。
知青们住进大队部后，这栋两层楼便立刻有了烟火气。他们立刻成了乡下小年轻效仿、羡慕的对象。多情的村姑们，在插秧割稻时，一边替男知青干活一边暗送秋波；大队几位读完高中、不甘平庸的男青年，似乎终于找到了同道，晚上去大队部和他们天南海北地聊天到大半夜，第二天出工时萎靡不振。那些日子，大队部里的马灯每日都点到深夜。
整个大队的小青年中掀起了一股学知青的高潮，姑娘们开始学会搽雪花膏，小伙子们也越来越不服队干部的管教。这些知青，尤其让老乡们惊讶的是，他们似乎没有男女之大防的意识，男女知青之间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大队有一个三十余岁的二流子，每天晚饭放下饭碗就去大队部消磨时间，有一次他对两位男女知青说：你们要是敢当着大家作个波（亲嘴），我赌一块腊肉。男知青立刻叫这个二流子回家从灶房里提来一块腊肉，放到一边，男知青叫来一群人在旁边作证，然后抱住那女知青，当众十分投入地亲嘴，然后大大咧咧地提起腊肉，招呼知青们去打牙祭。围观的人中有老太太、有大姑娘。这件事一夜之间就在七个生产队传遍了，老太太们纷纷说：“何得了，这城里的伢子、妹子一点家教都没有。”女知青对乡下的男青年一般爱理不理，摆出一副白天鹅的模样来。只有一个叫韩妹子的女知青，像个傻大姐一样，整天没心没肺地嬉闹，和大队里的小伙子毫无芥蒂。有一天一位后生当着韩妹子说：自己的屁股痒，你的屁股痒不痒？韩妹子不但不恼火，而且大大方方地说自己的屁股一点也不痒。过了几天碰到这后生还关切地问：你的屁股还痒不痒？这个故事又立刻传遍了全大队。
这些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在农民们的眼里，个个都像不学好的二流子，他们不但没有虚心接受再教育，反而有可能把乡下的年轻人教坏了。古板的父母们纷纷给正在成长的儿女们下了禁令，不能去大队部找那些城里伢妹子耍，再去小心把你的脚杆杆打断。但那大队部已是满园春色，哪禁得住去亲近春天的年轻人？而且这些知青们抱成一伙，讲怪话，顶撞干部。我长大后看了一些知青的回忆录，说他们插队时多么艰苦，社队干部如何欺负他们。但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大队部的知青日子过得比我们农民强多了，而且大多数很有优越感，大队也奈何他们不得，不敢派他们干重活、累活。出现这个反差的原因是什么呢？大约是1973年福建莆田的一位小学老师李庆霖给伟大领袖写了一封信，反映自己当知青的儿子日子过得如何艰难，打动了伟大领袖。九阙之上，洒来了阳光雨露，领袖亲笔的批示外加“聊补无米之炊”的300元，一下子让全国千万知青共沾恩泽，社队干部对知青客气多了。反正我们大队的干部对那些知青，几乎是睁只眼闭只眼。但长此下去，干部们也很担忧出事，于是决定让他们化整为零，分派到各个生产队，住进农户家。――大队部的晚上又沉寂了。
学知青和学大寨（2）
 
我们第七生产队分来了两名知青，一男一女。女的叫小飞，住在我家，和我姐姐睡一张床。小飞大约比我姐大七八岁，长得很漂亮，似乎是干部子弟。姐姐很崇拜她，母亲对她格外关照。大约是因为我们家从城里下放回老家，母亲更能理解这些插队城里人的心思。吃饭时劝她多吃几碗饭，一边叹息道：造孽呀，这么大就离开父母来乡下。住在另一户农家的男知青很是羡慕小飞姐，因为那家的卫生条件很差，男知青的皮肤被跳蚤咬得红一块、紫一块。
知青们虽然分散到各个生产队，但仍然一起劳动，享受特殊待遇。因为犁田、耙田、收稻、插秧这样的农活他们根本干不好，大队专门给他们安排了轻松的活，主要是学大寨。
我家对门山上，原来西边的坡上种满茶树，学大寨的知青们，每天扛着锄头，将茶树连根挖掉，改造成一块块红薯地。再就是在长满青草的山坡上，把草皮刨去，上面用白石灰写着大标语：“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等等。
大约在我读小学三年级时，这些知青一下子又回城了。后来也没听说她们谁来“第二故乡”故地重游，大约他们中间没谁发了财，当大老板，没准很多人还下岗了。只有那些发财的知青，才喜欢以富贵还乡的姿态，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