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走了十八年

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单那个暑假，妈妈陪我去城里置办行李，在一个百货店碰到了当售货员的小飞，看到当年流鼻涕的小男孩已经考上了大学，小飞姐感慨不已。
1975、1976两年，我们公社最大的学大寨行动是“改河”，那是公社书记吴麻子力主上马的头号工程。吴麻子是我上高中以前所见过的最大的官，在我的记忆中他威风得不得了。我记得有一天全公社大队书记现场会在我们大队召开，会议完了大家到小学校聚餐，我随着一群孩子们去看热闹。我们在大樟树下站了个把小时，一阵铃声在学校前的松林里响起来。不一会一队骑自行车的汉子从树林里的毛马路驶向学校。吴麻子个子很高，长得孔武有力，脸上稀稀拉拉长着麻子，不过并不显得难看，反而好像增添了“官威”。――我爷爷是这样说的。
学校食堂给他们蒸的是钵子饭，那个香呀。――我们那里把吃国家粮的叫吃钵子饭。因为只有机关单位的食堂蒸钵子饭，农家是用鼎罐煮饭。食堂炖着大块猪肉，做厨的师傅后来说，那天中午吃了半边猪肉（1/2头猪）。半边猪肉是什么概念呀？那年月一家过年能有5斤猪肉就不错了。开饭的时候，吴麻子拿出一个哨子，“嘟嘟”一吹，欢天喜地的大队书记们就急急地走到课桌拼起来的饭桌前虎吃狼塞。我们一帮小孩，站在旁边流口水。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大吃大喝最感性的认识就是：啧啧，那一餐吃了半边猪肉。
我见识吴麻子威风的第二件事就是我一位本家叔叔的遭遇。这位我叫定叔叔的青年在我们家族，算是见过些世面的，从部队复员回来，又是党员，因此当上了大队的民兵营长。一次去公社开民兵营长会，各大队的民兵营长们，大多是从部队回来的后生仔，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在一起讲到吴麻子和公社卫生院的女医生林某有男女关系的事情，就愤愤不平。那位女医生算是公社第一美人，丈夫在外县工作，一年回不了几次家。她和吴麻子的事在公社是公开的秘密。但你情我愿，谁也说不出个屁来。可这些正饱受情欲折磨的民兵营长们，眼看着四十来岁的麻子独占花魁，哪能不怒潮澎湃呢？
学知青和学大寨（3）
 
我这位定叔手欠，中午蹲在公社厕所里大便时，用粉笔在厕所壁上大书：“吴麻子和林某某×××。”这则“厕所文学”被人发现，立即惊动了吴麻子，便被定为“反动标语”。公社武装部出面进行追查，把那天开会的民兵营长叫到公社一一对笔迹。定叔在劫难逃，被揪了出来。立即关进黑屋子，不给吃饭，让他反省。这可急坏了定叔的妈妈桃奶奶，立马托人说情，七托八托，让一个也是国家干部的亲戚找到了吴麻子，认错赔罪，才把定叔叔放了出来，当然也开除了党籍，免掉了民兵营长的职务。桃奶奶去公社接他儿子时，定叔叔已饿得不像人样，精神差点儿错乱。从那以后，以胆大出名的定叔叔变成一个树叶子落下来都怕打破头的人。
所谓“改河”，就是把流经我们公社的石马江的一个弯道改直，据说那样可以将原来的河道和沙洲开垦出更多的耕田，而且灌溉更方便。那时候流行“让高山低头，让大河改道”，这个项目没经过论证、勘探，公社书记一句话就拍了板。秋季收割后，公社所有大队的青壮劳动力，从上一年的入冬干到第二年的开春，工地离我们大队六里路，全大队的劳动力都是自带干粮去工地。“改河”当时就是一项被老乡们痛恨诅咒的工程。申爷爷是个手艺很好的石匠，那时已55岁了，照样得上工地，他回家和大伙一论起“改河”，就满肚子怒火说：“乱弹琴，自古山川河流怎样子走向，那是上天安排的，凡人要跟天比输赢，那是不晓得天高地厚。改什么河？还不是吴麻子为了升官！”这样的牢骚也只敢私下里发作，全公社的社员只得老老实实去战天斗地。
我去过工地一次，那是妈妈带我去的。她背着药箱四处巡查，把我扔到一个角落，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傻乎乎地看大人们挑土、碎石头。我记得自己穿着臃肿的棉袄，戴一顶绒帽，帽上别了一个纪念章，那是父亲前不久去井冈山参观，买回来给我的。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大约家就在工地旁边，工地上的人和他很熟，总逗他玩。他看到我帽子上的纪念章，觉得新奇，拿出自己胸前别着的一个大大的毛主席像章，一定要和我交换。――现在想来，那个像章用铜做成的，造价比一小枚纪念章高不少。但在那时候，这类领袖像章，谁家没有几枚？而风景名胜地的纪念章，乡下难得一见。物以稀为贵，我当然不干。那小子先拿一个石块威胁我，未能得逞，便扑上来抢，我也不示弱，和他抱在一起在地上翻滚，两人撕扯得昏天暗地，满身都是泥土，难分高下。后来被工地上的大人拉开了，我到底保住了自己帽上的纪念章。两人被拉开时，还像斗红眼的小牛犊，怒目而视，谁也没哭。在老家，男孩子打架不管输赢，哭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回家对父母说自己打赢了父母会表扬你吃不了亏，打输了哭着回家，会被父母训斥为没出息，再追加一顿狠揍。
快过年的时候，我二伯的第四个儿子竹哥出事了，他初中毕业后就上了工地，当时刚满17岁，一块大石头砸断了他的腿。在家里养伤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成人的竹哥，少年不知愁滋味，半躺在床上，给我们几个小孩叠纸飞机，或者比划着给两个摔跤的男孩指点。好在年轻，恢复得快，我爸爸是较有名气的接骨医生。给他接骨后，卧床了三个月，竟然没有留什么后遗症。
“改河”这个头号大寨工程最后结局如何呢？人工挖掘河道，碰到了一个大石头山，根本无法掘进，请上面来的技术人员看了看，说凭一个公社的能力和这样的施工进度，再挖二十年也挖不通，还得准备很多炸药才行，于是只好作罢。浪费了近百亩粮田和更多植被丰茂山地的“改河”，就这样无疾而终，留下了一道伤疤似的深沟。而那位吴书记，不久调到县里去了。
外公家的百草园（1）
 
孤独和受排挤，容易让人变得偏执、凶悍甚至暴戾。四岁多以后，我就显露出睚眦必报的性格，对哥哥、姐姐和弟弟是这样，对外人更是如此。
不知道什么时候，好像一夜间，我就在生产队的同龄儿童中，成就了小霸王的威名，不是因为我体格健壮，而是我下得了狠手，无论和弟弟打架，还是和外面的小孩打架，我好像从来不考虑后果，抄起家伙就上，摆出一副拼命的样子。有一个春日，田野里的油菜花怒放，我和一帮小孩子们在田边玩得好好的，不知为什么和一位堂哥的儿子，和我同年的族侄争吵起来，那时候不懂得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大道理，我拾起地上一块尖石头，狠狠地砸过去，正中他额头，立刻鲜血直流，把所有的孩子都吓坏了。我妈妈向对方父母道歉，给他包扎伤口，请这位族侄在我家吃饭，而我自然免不了挨一顿扁。如此恶名在外，那些年龄比我小的孩子对我退避三舍，有个婶娘教训他儿子的话是：你快别闹了，勇伢子出来了，那个混账家伙会打你的。
和大孩子打架，我力气小当然会吃亏，怎么办？想法子让他或他家吃苦头。邻居申爷爷的小儿子，就是那位用玩具枪想引诱我叫他“爸爸”的小子，大我四岁，一次扯打中他很轻松地扇了我几下。那一个下午我觉得胸口有一股火，不发泄出来自己就会爆炸似的。想了一夜，第二天我从家里木箱底下找出爸爸的一把匕首，中午跑到他家附近，把他家一只小花猫抓住，一刀杀死，然后把猫的尸体抛到他家大门口。他的母亲，一个说话细声细气的老太太，吓坏了，对我妈说：我活了这么多年，没见过这样心黑手狠的小孩。回头叮嘱他儿子别再惹我这个魔王。
我渐渐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你比别人更凶狠，你才可能不吃亏。尝到了凶悍的甜头后，我从受欺负的“外来者”一跃成为欺负其他孩子的大混账。――被压迫者一旦翻身，便开始压迫别人，真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妈妈没有时间管教我，只好把我送到外公家，希望我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变得老实。
在我十岁以前的记忆里，外公从来没有笑过，似乎他的面部缺少笑的神经。我很害怕他，说畏之如虎毫不为过。春节跟着父亲和兄弟去拜年时，看到他板着一张黑脸，双目直视，朝我们走来，我便会躲到父亲的屁股后面，拒绝走上去甜甜地说一声：给外公拜年。因为我知道，对他说什么，他都面无表情，不搭腔。
去外公家，在那时我的心中便是畏途。一般说来，在中国的民间，外婆家代表的是温馨、幸福，因为在那里能得到外婆的爱，还能逃离父母亲的管教，外婆家是释放童心的自由天地。因此台湾校园歌曲《外婆的澎湖湾》，以及北京的童谣：“姥姥家，唱大戏；接姑娘，叫女婿；小外孙，也要去。”描绘的无不是这种外婆家的温暖。
然而我外婆在我出生前几年就病逝了，外婆把那份给外孙的爱和关照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的奶奶去世得更早，因此，我从没有体会到奶奶和姥姥对孙辈的疼爱，而爷爷和外公，恰好又是湖南乡下很典型的老头：格外严厉、古板、脾气火爆，外公较爷爷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我的童年，内心总感觉到寒冷而不快乐，在外公面前更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