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走了十八年

生产大队的政治格局（2）
 
大队的政治格局，当时我因为太小，感受并不强烈。但对生产小队的政治运作有痛楚一般的感受。
父亲在外面工作，但不是公社、县委的干部，只是一名医生，人家不用太在乎你家，因此在队上，有人总会千方百计地算计我家。
队长常常轮换，基本上是当过兵的青壮年担当，但谁能当队长，往往得由本队的大队支委“驼子”求爷爷认可，他虽然在大队“七大常委”中说话不硬气，但在本队，却是一言九鼎的“太上皇”。因此，这个生产队掌权者往往是他那一房的人，或者奉迎他的人。而我母亲性格耿直，有点瞧不起他的专横和没文化，因而如何整治我家几乎成为这位爷爷多年来一道百做不厌的智力题。
那时候我家那种结构叫“半边户”，半边城镇户口半边农村户口。队长、记工员、会计都是这位跛子爷爷的亲信，他们结成神圣同盟。比如记工员满爷爷，是跛子爷爷的亲堂兄弟，读过两年私塾，能写几笔毛笔字，他是跛子爷爷的智囊。别人在地里干活时，他牵一头牛站在岸边，拿着记工本指手画脚，而且他的工分标准定得很高，谁触怒了他，从派工，到记工分，分粮食，整个一条龙都能给你穿小鞋。生产队开抽水泵的、保管粮食的，都是和他们关系不错的人。
年底他们根据各家各户对生产队出力的大小，核定口粮标准。我家劳力少，每年口粮标准是最低的。这还不算什么，每年都得“超支”，也就是说我妈那些工分，还不能抵我家所分的粮食，我父亲必须再掏钱给生产队。
我记忆最深的两件事是分红薯和年底会餐。
老家是山区，水田少，旱地多，红薯能顶半年粮。分红薯时，总是跟着哥哥、姐姐满山跑，名曰“捡狗屎”，分给我家的红薯数量不多，可是给你分成很多堆，东山一小堆，西山又一小堆，南山还有一小堆。让你为了那点红薯来回奔波，一直到深夜才能全部挑回家。而那些队上的干部或者和干部关系不错的人，分的红薯是离村庄很近的同一块土地里的，且个头大、模样周正，
生产队在年底时会餐，一家出一个成年人带一个小孩参加。但是规定必须是男性。而“半边户”家的成年男人都在外地，女性无资格参加。你有意见，给队长理论“妇女能顶半边天”，没用。人家说这是大多数社员同意的方案。这倒没说假话，大多数社员有点嫉妒男人在外面挣工资的家庭，对这种“英明决策”举双手赞成。这样的少数服从多数，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群众暴力。有一年，我纠集几个父亲也在外地工作的伙伴，在聚餐前一天晚上，爬墙进了队部，在已经做好的熟肉里面撒了几泡尿。得知第二天几十号人毫无察觉地大快朵颐，心里偷偷地乐了好些日子。后来这件事被一起作案的某位伙伴泄露了，那些吃过那锅肉的人，包括跛子爷爷，并没有找我家麻烦，而是说：童子尿，是补药，吃了点有什么要紧。
听我妈说，那时候的生产队长还不算最威风的，毕竟一家一户自己煮饭做菜，你想吃什么队长没法干涉。六十年代初大办公共食堂――敝乡百姓称为“过低标准”，而不说官方所定的“三年自然灾害”，因为灾由老天决定的，那几年老家无水灾也无旱灾，而“标准”的高低是人自己决定的，我由此再一次佩服民间语言的精确。――那时候队长对人最大的惩罚是“饿饭”，中午或晚上不让你吃那可怜的二两米饭，两天下来保证饿得你头晕眼花，在队长面前低声下气。
有一次看一本从西方译过来的书，作者说，人的自由度和他所能控制的私有财产成正比。我马上想到了生产队。公共食堂时，你每顿饭都由人控制，当然不可能有什么自由。后来食堂解散，自由度大一些了，可还是集体出工，你的工种是什么，给你记多少工分，年底分你多少口粮，哪块自留地给你，还是由人家决定。
我闲来没事常去生产队的仓库玩耍，我们把这个地方称为“公家”。保管员是一个和善的中年妇女，她的丈夫在外地当公社书记，她的大儿子是中学老师，做过我哥哥、姐姐和我的班主任。因为在仓库里每次都能碰见她，于是我认为她就是“公家”。
童年时人家问我长大后的志向，我说要当一个保管粮食的“公家”。
地震恐慌和举国大丧（1）
 
龙年的夏天，少有的炎热干旱。
我们这些放牛伢子，除了一条仅仅遮住下体的裤衩外，都光脚、赤膊。太阳把瘦瘦的我晒成非洲黑孩子，脚板踩在发烫的青石板路上，时间长了都失去了感觉，足底全是一层厚厚的茧子。黄昏，太阳落山许久，牛们还不愿意归栏，死乞白赖地赖在小溪里、泥塘里，沉到水中后
好些时候，才冒出头，鼻孔忽忽地往外喷水。人和牲口都很烦躁，只有晚饭后，我脱光衣服，躺到门前浅浅的沟渠里，才觉得有一丝凉快和安宁。西边天地庵水库坝上的大马力抽水机没日没夜地抽水，经过沟渠灌溉着一丘丘渴极了的禾苗。流动的水，是洁净的水，水渠中的我枕一块石头，头露在外面，水从脖子开始，顺着肚皮淌过，轻柔柔的，很是舒服，小鸡鸡处在十分自由放松的状态，在流水的抚摸下，悄悄地起了变化。仰看满天的星斗，它们眨着眼睛看着我，耳边只有流水的声音以及蛙鸣，四野安静得很。偶尔有一声奇怪的呼唤，疑心在唤我，想起爷爷给我讲过的许多鬼故事，鬼勾小孩的魂，唤他的名字，如果一答应，魂儿马上就没了。于是无论怎样也不答应，哪怕真的有熟人喊我的名字。
山村的安静有一天被山外传来的恐慌打破了，听说北方很远的地方闹地震，死了很多人。我们那里的人只经历过旱灾、水灾、山洪，等等，没有谁见识过地震。于是这地震越传越可怕，好就在你面前像有一个魔鬼张开血盆大口。有老人说这是地底下的龙不安分了，龙一动身子山就倒下了，地裂开巨大的缝，房屋、牲畜、大人小孩，一下子就被这条龙吃了。我总觉得水库四周山里的大岩洞中间，藏着这样的龙，它要是生气了，就会吃人。
地震的地方究竟在哪里？连爸爸妈妈和大队书记都没去过，只有我二伯的三儿子运哥知道确切的位置，他刚刚复员回家不久。他在石家庄当兵，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复员时回到家，我和一群孩子去围观，他穿一身没有帽徽领章的草绿色军装，从一个黄帆布大包里，摸出冰糖，一人发两颗。回家后妈妈听说我和弟弟并没有比别的孩子得到优待，有些生气地说他当兵你爸爸给找了公社武装部长，不然哪去得成？也是两颗糖，真不知道好歹。后来有队上的人问他用的是什么枪，他憨实地说，部队几年，除了新兵连三个月摸过枪外，就一直在当炊事员，喂猪、做饭。去那么远的地方喂三年猪？有人说划不来，也有人说见见世面总是好事。不过对运哥来说最大的收获是，许多人家办喜事，找他去帮厨。
地震越说越玄乎，有人说天老爷要来收人了，也有人说干脆把猪宰了，好好地吃几餐肉，不然死了太不合算了。大队干部终于站出来了，开大会告诉社员们，地震并不可怕，而且地震的地方离我们很远。但不能麻痹大意，要学会预防。于是社员之间相互传授了许多地震的土知识：比如井水突然变浑了，畜牲晚上不安分，等等，有些也是被添油加醋，弄得荒诞不经。
一天半夜，哨子尖利地吹，这是平时开工用的哨子，掌握在队长的手里。原来当队长的华阿叔，他家的母鸡半夜打鸣，他觉得是地震的前兆，把沉睡的村民全部唤醒。那夜爸爸在四里外的卫生院，哥哥在公社初中寄宿，听到哨声，姐姐自己爬起来了，我和弟弟被妈妈唤醒。我记得妈妈还沉稳地为兄弟俩穿上厚厚的衣服，后来她说听人讲地震后天会变得很冷，所以让我俩多穿衣服有备无患。
地震恐慌和举国大丧（2）
 
一家人从屋里出来，往东边的茅屋山走，听说地势高的地方安全一些，地震后龙口里喷出来的水淹不着。全村的人都往那里聚集，大人喊小孩闹，乱成一团。我提着我家的煤油灯，走在前面。觉得后面真有个野兽来追我似的，跑得飞快，将妈妈、姐姐和弟弟抛在后面。当大家都坐在山腰的草坡上歇息时，我还不知疲倦地往山顶上冲，似乎只有山顶才安全。妈妈在后面大声地喊我的名字，喊了好久才让我止住脚步。
当然是一场虚惊。天麻麻亮的时候，大家都回家休息，所有的人都在埋怨队长的冒失，说白白地浪费了灯油，耽误了困眼闭（我家乡睡觉的说法），强烈要求队长歇工一天。
地震的恐慌刚过，又传来了一则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消息：毛主席逝世了。
那是一个黄昏，天气还很热，我们这些小孩还穿着小褂子、短裤在村口玩耍。在公社中学读书的全叔叔回来了，穿一件红色的跨栏背心，挑一担水桶去村外的水井打水，经过村口时，和村口纳凉的申爷爷说了一句：“毛主席死了。”
“你莫乱讲，这样的话能随便讲的？”申爷爷一阵惊慌，说道。
“不是乱讲，乡里广播里广播了，我们老师也讲了。”
“毛主席真的去了吗？他去了，谁来管我们？”申爷爷提出疑问。
“全老满，你肯定是乱讲，毛主席怎么能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