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走了十八年

他老人家是万岁，是长生不老的。”一位老奶奶死活不相信。
我们听说这话，也不敢相信。回去问妈妈。妈妈说：大概是真的，这样的话没人敢乱讲，除非他不想要吃饭的家伙了。
大队的大广播里面终于证实了，毛主席逝世了，最红最红的太阳落山了。在山村孩子的心里，毛主席就是住在北京金銮殿的大救星，就是慈祥得像爷爷一样的毛爹爹，就是挂在堂屋正中间的那张像，下巴有一颗痣，村里的老人说，毛主席就是这颗痣生得好，是菩萨相。我们小孩最先认识的字就是生产队队部墙上用石灰写的几个大字：“毛主席万岁”，我们会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太阳升……”我们村里一个地主婆，用上面有毛主席语录的报纸剪鞋样，被发现后，大队干部说她想把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踩在脚底下。她被抓住游行，斗了个半死。
接下来，公社和大队都开始办丧事。大队的灵棚扎在小学校的操坪里，有大人从山上折下来的马尾松，有白花、黑幔和花圈，追悼会上有几个贫农代表声泪俱下地讲述毛主席的恩情，有一个老太太哭着哭着就晕了过去。
接下来大队开始部署基干民兵荷枪实弹站岗放哨，对地主、富农等“四类分子”严加看管。走亲戚基本停止了，如果因孩子降世确实需要外出的，必须凭大队部开具的路条。由于我爷爷所住的老屋走廊是交通要道，民兵在这里设卡盘问过路人。有一个挑担子的中年人被挡住，没有路条，不让他过，他讲自己的成分是贫农，是哪个公社哪个大队的社员，叫什么名字，去哪里干什么。没人敢相信，先扣留，派一个后生跑到他所说的大队核实无误后，才开具已盘查的证明放行。
生产队保管员的二儿子，一个字写得不错的叔叔，在每家堂屋门的上方，用白粉刷白，画一个长方形的黑框，框框里用墨写几个宋体字：“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前些年我回老家，许多家门口这些字还在，也算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了。
在那个要布票的年代，那一年黑纱的供应好像不受限制。根据家里的人口，除“四类分子”和没有上学的小孩外，其他每人一个黑袖章，一朵白花。我和弟弟没有上学，所以不发给黑箍箍，心里很不高兴，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缠着妈妈要黑箍箍。妈妈没办法，只好从家里拿出黑布，给我们两人做了两个黑袖章，我根本意识不到什么悲痛，只是觉得人家有我也得有，有了和上学孩子一样的待遇，便觉得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而且那些日子有热闹可看。
上学的哥哥和姐姐回来后说，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最不习惯的是，每节课上课前，老师都要他们站立、低头，默哀三分钟，天天如此，厌烦了。妈妈告诫他们，这话只能在家里讲。
英明领袖一举粉碎“四人帮”
 
又是一个深夜，已是秋天，天气比夏夜凉多了。我们又被队长吹哨子吵醒，告诉有重要事情。妈妈起来点亮煤油灯，我也睡不着，非得跟着她出门看热闹。
这次不是闹地震这样的恐慌消息，而是一道大喜讯。队长带领几个人在我家屋后面，挨着生产队烤烟房的空地上，敲锣打鼓，说是刚跟着大队干部，连夜从公社接来了宝像，让社员同志们请到家里，马上贴到墙上。
每家都是两张宝像，一张宝像我认识，胖胖的头像，梳着大奔头，嘴下面有一颗痣，这是刚刚逝世的毛主席；另一张宝像，理着平头，看起来非常年轻，同样天庭饱满，同样双目炯炯。
妈妈告诉我：这个人是华主席。
我问华主席是谁？
妈妈说毛主席死了，华主席来接脚的。
我打破砂锅问到底，什么叫“接脚”？
妈妈有些恼怒地说：原来毛主席当家，现在他老人家不在了，就让华主席当家，接着毛主席来管我们。
原来如此，但我还是似懂非懂。从来没见过毛主席和华主席，他们怎么能管我呢？又不像我妈那样每天早晨拿着搅拌猪食的木棍，站在床前催我起来去放牛。
宝像回家不过夜，妈妈把堂屋正面原来贴祖宗神位的地方，用扫帚扫干净，熬一小锅稻米糊糊，恭恭敬敬地把两张宝像贴上去。从此每天经过堂屋，就看到两个人四只眼睛盯着我，似乎在问我，今天做没做坏事？
过了些日子，哥哥和姐姐放学回家，高兴地说，这几天又不用上课了，去学校演戏，游行。那些日子，每逢大事，学校就停课参加政治宣传活动。
听上初中的哥哥说，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
“四人帮”是四个人，三个男的一个女的，简称王张江姚。什么叫粉碎？哥哥说用铁锤敲一个土坷垃，一敲就碎。什么叫“一举”？哥哥说就是举起拳头。华主席一个人伸出拳头，就把四个人打得粉碎，好厉害哟！那段时间，华主席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不是什么领导人，而是武林高手。
有热闹看，我当然不会放过。在家我还埋怨那一年妈妈为什么不送我上学，本来秋季开学时我缠着她要去报名，后来小学里的老师说，五岁，太小了，再等一年。
哥哥已去公社的初中，姐姐还在小学校。小学校离我家两里地，姐姐哥哥们带弟弟妹妹上小学校，是当时很正常的场景。小学校刚修建后，哥哥在这里读了五年小学，那时还没有课桌，一块木板用砖头架起来，每人从家里搬来小凳子，高高低低地坐在一起。
等到打倒“四人帮”时，学校已经有了统一制作的桌椅。我家山区多树木，大队又有好些木匠，就地取材没什么难的。老实说，直到我前些年做记者去西部某些省区采访时，看到一些乡村学校还不如我记忆中家乡的小学校。
学生们在操场上先是开会，然后呼口号，什么“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打倒害人精，人民得翻身”之类。开完会就游行，游行扛着红旗，绕七个生产队的居民点转一圈，一路上小学生呼口号，背毛主席语录，什么“排除万难，不怕牺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再唱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之类。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高年级学生，举着标语和画像，那画像是学校老师画的王、张、江、姚的头像，有的是大板牙，有的是秃头，有的像老巫婆。
我记得很清楚的一幕，游行队伍到了一个村庄，一个老头指着江青的漫画说：真是怪事，长得这样丑的女人，毛主席也不嫌弃，娶了做婆娘。给我我都不要。
游行庆祝完了以后，学校开始排戏。每个班都在演打倒“四人帮”，那些不听话的调皮捣蛋鬼，被老师说成是“四人帮”一类的人物，演戏时站到讲台前面，面对全体同学，分别饰演王、张、江、姚，弓着背，下面的学生装革命群众，控诉完了，一起振臂高呼：打倒！
打倒“四人帮”的戏演完后，学校老师排演《园丁之歌》，说的是一个后进生不听话，贪玩，后来在老师的教导下发奋学习的故事。这个戏有情节，难度比较大，非小学生能胜任的，学校的几位民办教师亲自涂抹油彩上场。大队书记的儿子，我叫斌叔叔的，刚代课半年，长着一张娃娃脸，他饰演那个不听话的刺头学生，拆了算盘珠子，做玩具火车的轮子，我的亲婶娘，嫁给我在县城工作的叔叔好几年了，也是民办教师，演一位苦口婆心的教师。
那两年，孩子们跳橡皮筋的歌谣都改了，改成：“回到家，推开门，一举打倒王洪文……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一举打倒姚文元。”我当时疑惑非常，为什么捡到一分钱，就能打倒姚文元？至今我都不明白这些歌谣究竟是何人编出来的。
读书比放牛好玩（1）
 
毛主席死了，英明领袖一举粉碎“四人帮”，虽然热闹了一阵子，但山村马上恢复了平静。生产队的人照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缓缓地流淌着，冬天过了，春天来了，满山盛开着火焰一样的杜鹃花，而梯田里，绽放的是金灿灿的油菜花。我又大了一岁，满六岁，吃七岁饭，该上学了。
上学前，发生了一件趣事，让我结识了后来同学十一年的一位女孩，我俩于同一年考上大学。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看官，青梅竹马的两人之间，并没有那种美妙的故事。
1977年的初夏，早稻插下了一个月，禾苗正在喝着水，没日没夜地滋长着。农民有了一段时间的空闲，我们大队开始修马路。所谓马路，就是从大队辖区的最北面的一条碎石公路，接一条毛马路到我们的大队部，整条路不到3华里，但在乡民看来，这是一项大工程，几乎所有的男女劳动力都上阵。
一天，当赤脚医生的妈妈，带着她刚收为学徒的本家叔叔，出去采草药。这位本家叔叔是大队书记的内侄，他父亲在县委办公室当一名小官。当时公社和大队里如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电影放映员等工种，除非一些特别突出的人外，大多由有来头的人把持。
我缠着妈妈，和她一起出门，但采药要进森林中间，山高路陡，带着一个小孩很不方便。经过四队时，看到村落旁边，一帮人正在热火朝天地修马路，一个大队的人，都认识我妈，人人站起来招呼着。我妈决定将我这个小尾巴留在工地上，等她采完草药，回来时再带我归家，我答应了，觉得看修路更热闹。
就在我自顾自玩着的时候，从工地旁一栋房子里冲出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妹子，一手拿着一根高粱秸秆，一手叉腰，喝道：“哪来的娃娃，来我们这里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