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走了十八年

我一看丫头很不友好的样子，也不甘示弱地回敬：“随便我是哪个，要你管？”
她不依不饶，说如果不报上名来，就不让我待在这里，大凡小孩在自己的屋面前，胆子会大许多。我是吃软不吃硬的人，立马污言秽语地骂将起来。对看牛伢子来说，说脏话骂人，简直就是一项童子功，把牛放在山间，闲来无事大伙就一起交流骂人的技巧，大孩子教小伢子，薪火相传，推陈出新，而且对着山路上走来的陌生女孩子演习。因此我的嘴，就像拧开龙头的自来水管一样，什么“婊赖娘、骚货、娼妇”之类的词哗哗地流出来。和我这样的男孩子比骂人，这小妹子自然不是对手，看到自己落了下风，对村里大叫：“腊满，腊满，来了个野伢子欺负我，快来帮忙。”
听到召唤，从屋后面窜出一个男孩，长得比我壮实，身后跟一条伸着红红舌头的大黄狗，准备唤狗咬我。我已经就地捡起一块石头在手，作为自卫工具，和他俩对垒。仗还没打起来，我妈采完药回来了，看到我和人剑拔弩张，忙把我扯开，厉声呵斥我不省心，带到哪里都和人打架。
妹子的妈妈也赶来了，她就是大队“七常委”之一的妇联主任肖阿姨，和我妈关系很好，两人寒暄之余，各自教导自己的娃儿。我因此也认识了这女孩，她叫陈桃红，上中学后嫌自己的名字土，改成一个单名，但至今我还是叫她“桃红”，似乎时光还停留在童蒙时代。她是家里的满女，上面有三个哥哥。
1977年9月，我渴盼已久上学的日子，终于等到了。我喜欢上学是因为跟着哥哥、姐姐去学校，总能看演戏、游行的热闹，那儿小孩子多，比待在小村落好玩多了。在此之前，哥哥对我实行紧急培训，告诉我握铅笔的姿势，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读书比放牛好玩（2）
 
那天早晨，我穿了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衣服，平时的赤脚上也穿上一双单布鞋，和比我大半岁的堂姐雀妹子、本家叔叔良华，一起去小学校。我们三人经过村落后面两山之间垭口处的水塘，走一段下坡路，再经过一条冲里的大水塘，走段上坡路，就到了两棵大樟树下的小学校。我记得当时的学费是两块五毛，书包不是我艳羡十分的哥哥所背的那种的书包盖上印着红彤彤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黄色帆布，而是妈妈用一块黄布缝起来的土制书包。
班主任老师是我的亲婶娘，再加上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因此我对学校没一点陌生感，那些来自其他生产队的同学们，好像认识很久似的，一起放牛砍柴好些年了。在约三十个同学中，我发现了几个月前差点打我一顿的陈桃红和腊满，告诉良华说这两人欺负过我，便走到桃红面前，威胁她，她也认出了我，离开她家门口，她的底气不足，哇哇地哭了起来。闻声我的婶娘陈老师走过来，她对我在家的混账霸道清楚得很，便让我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再说了一通同学之间要相互友爱，你们已经不是放牛伢、放牛妹之类的大道理。
教室讲台的上方，和家里堂屋正中间一样，贴着毛主席、华主席的宝像，我的个子最矮，编在第一排，陈桃红同学就坐在我后面，真乃不是冤家不碰头。第一天的课程是：老师教我们认清男、女厕所。她把我们叫到校舍后面的公共厕所边，指着这边说，上面写着的是“男厕所”，伢子家屙屎撒尿进这里面，妹子家去那边的女厕所，千万不要搞混了，大家已经是小学生了，不能随地撒尿。――此番叮嘱很有必要，在此之前我等哪有这样的意识，山野之外，要方便时根本不考虑身边是否有人。
人生识字便知男女之别，搞了那么多年的反封建教育，但这一点上毫无改变。
语文、数学课本各一，两本作业本，两支铅笔一块橡皮，如此而已，小学五年。除了三年级多了自然外，课程一直就很简单，体育课教师把大家叫到山上爬山，音乐课教几首《火车向着韶山跑》之类的歌曲，劳动课就是农忙时放几天假回家帮大人割稻子。每天只上四节课，早晨和下午都得放牛或砍柴。现在教育“减负”喊得震天响，但没法落实，学校减了，家长还得请家庭教师加码。而我觉得自己的小学教育，是真正的减负，从来没感觉到读书的苦处。相反因为农活的劳累，总希望在学校待的时间更长一些。
第一次捧着散发油墨香味的课本，我有一种神圣感，隐隐约约觉得自己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每一个字都想一下子记在脑袋里面。
那时候我们小学校的教师，多只是些有初中文凭的民办教师，从县高中毕业回乡已经相当了不起了。教学方式很简单，就是让学生背课文，特别是语文课。对汉语拼音老师也是现学现卖，授课全部用当地方言，现在回想起来，老师拉长声音，用方言教拼音，确实有些滑稽。直到上大学，我才第一次生活在一个用普通话交流的环境中。朗读课文，还如鲁迅先生描绘私塾那般，摇头晃脑，拖长声音。
从一年级开始，我和陈桃红同学就成了一对你追我赶的对手，期末考试不是我第一，就是她第一，这种难分伯仲的竞争，延续了十一年。
如此，学语文倒不需要什么窍门，就是从第一个字背到最后一个字。一篇新课文，老师看着课文，听你准确无误地背完后，就用红墨水笔在上面打一个大大的“背”字，过了些日子，又来抽查，让你将以前背过的课文再背一次，如此温故而知新，一学期下来，一本书全部吃进去了，这个学生就合格了。
读书比放牛好玩（3）
 
我从来不觉得背课文吃力，倒觉得十分有趣，比看牛有趣多了，尤其和陈桃红比赛，看谁将新课文先背熟，赢了她便有一种得胜的自豪。
我们读的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语文，刚刚经历毛主席逝世、“四人帮”被打倒的巨变，课文还来不及更换，再说当时还坚持“两个凡是”呢。课本只有正式课文前的几页图片，体现了一种“新”。
第一页、第二页分别是毛主席、华主席的彩色头像。从第一页读到第五页，依次是：“毛主席，华主席，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然后再往后面就是拼音，课文。
有几篇课文我印象很深，一篇是《文化大革命好》，旁有插图，一个健壮的老农，捏紧拳头，做愤怒状，环绕他有几个小学生。课文开头如此：“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毛主席亲自来领导……”一篇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说什么“我的姐姐叫志华，上山下乡戴红花”，插图是一个满脸笑容，胸戴红花的俊俏姑娘，总觉得她和住在我家里的知青小飞姐姐，太不一样了。还有一篇叫《赤脚医生好阿姨》，插图为一个背着药箱行走在田间的女性，觉得她穿得好阔气，我妈妈也是赤脚医生，可远不如她。
现在再回过头来概括，我上学的语文教育，无非四个字，两大主题，教育小孩子们“感恩”、“记仇”。感恩则是要感毛主席、华主席和党的恩，如有一课叫《吃水不忘挖井人》。记仇则是要记住阶级敌人和修正主义的深仇大恨，我的第一学期第十课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插图是一个夜晚，生产队的牛圈里，一个鬼鬼祟祟的地主在投毒。
到第二学期，我们的语文课则更加跟上形势了，开始有“抓纲治国”的内容，而且有一课是给我们描绘伟大的社会主义的远大前程：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什么叫“四个现代化”，老师说就是想什么就有什么，我们一帮孩子便在一起憧憬着四个现代化，似乎那就是天堂，盼望着2000年快点到来，那时候觉得2000年是何等的遥远。第二学期语文课的一张彩图，印的是在一个大书房里，毛主席向华主席交代什么，下面几个大字：“你办事，我放心。”很多年后读历史，才知道我们的老祖宗经常上演这一幕，拿先帝的遗诏说事。课本里还有一首当时最高领导人的诗：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回去背给爸爸听，爸爸早就知道这首诗，不以为然地说了句：这叫什么诗呀？革命就革命，还要加上么子拼命，比起毛主席的诗差远了，他老人家“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多有气势。说完后照例叮嘱我，此话莫到外面乱讲。
我们那代人，接受的就是这样的启蒙教育，难道不是喝狼奶长大的么？
两位民办老师的命运
 
1978年开春，我的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学。学校突然走了两位年轻的老师，他们都是高中毕业后来学校教书的，在全校的几位老师中，算是较有学识的骨干。
这两位老师都是大队干部的儿子。一个我叫斌叔叔，大队书记的长子，另一位姓陈的老师，是妇联主任的长子，也就是我的同学桃红的大哥。
斌叔叔教过我两个月的数学，他眉目清秀，长了一张喜庆的娃娃脸，不像退伍回家的校长张老师那样，动不动就体罚学生，命令学生跪在他专门准备的碎瓦片上，他总是笑呵呵的，无论学生怎样顽皮或笨拙，他好像从来不会生气一样，耐心地给我们讲解。
就在我学会个位数的加减法后，1977年冬天，斌叔叔当兵走了。当兵，是山村青年很重要的出路，每年征兵竞争那是相当的激烈，斌叔叔既有父亲当大队书记的近水楼台之便，又是高中毕业，顺利地应征入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