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走了十八年

就在斌叔叔去广西一个部队当兵的时候，陈老师每晚挑灯夜读，准备高考。我上学后不久，“又可以进城赶考”的消息传来了，大队的几位高中毕业生眼前一亮，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陈老师是三年级的班主任，那些日子，他连两里之外的家都不回去，住在学校里，晚饭就是白菜就挂面，除了教课，就是复习。
1977年底，佳音传来，陈老师考上了武汉一所大学，成为我们大队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个大学生，而且是本科生，这是全大队的一件喜事。陈老师的上大学，很具有示范效应，读书不要钱，吃了国家粮，毕业当干部，这在乡民的心中是何等具有诱惑力呀。重视孩子读书的风气，好像一夜之间又回到了我们大队那几个村落，从此，彼此之间比学习成绩，成了一茬茬孩子不变的话题。而我，因为在家里干农活，手脚笨，且想方设法偷懒，很不受妈妈的喜爱，只有读书，因为成绩好得到老师的喜爱和同学的羡慕，才能找到一种心理平衡。每当我想方设法逃避农活，妈妈扯着嗓子骂我，或者干脆抓住我，啪啪啪地“炼铁”时，洪奇的祖母、也是那位被公社关黑屋子的定叔叔的母亲桃奶奶一旦碰上，就要劝我妈：懒人有懒八字，他不想干农活，说明这伢有不干农活也有饭吃的命，莫要打他骂他。
陈老师去上大学，仅仅是我们大队的子弟大走考运的开始，从此，大队几乎每年都有喜报，子弟不是在本地考上大学，就是在部队考上院校。本大队的子弟好学善考不仅在本公社，在本县也小有名气。有人说我们那个小学校风水很好，而公社驻地的大队，有老人说我们大队从公社接通了一条毛马路，把考运接走了。六年后，陈老师的弟弟，也就是桃红的三哥，创造了一个奇迹。
到了1979年春天，去当兵了的斌叔叔突然又成了大家议论的热点人物。中国和南方邻国，打了一场局部战争，而斌叔叔所在的部队驻在广西桂林，正是出国作战的主力。
我哥哥上学时，抗美援越喊得正响，所谓中国广阔的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大后方，越南游击队抗击美国鬼子的故事编进课本，绘成连环画。一夜之间，老师就告诉我们，这小越南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黄眼仔――敝乡一种犹如北方白眼狼的说法。我那时是个超级小愤青，小小的胸膛中，怒火燃烧着，恨不得自己有一把机枪，赶到南方“突突突”向越南鬼子开火，越南人在我的眼里，就是十恶不赦的坏蛋。恰好，我哥哥有一本彩色的连环画，内容就是英勇的越南军民，如何把美国鬼子打得鬼哭狼嚎。我找出这本图书，将它扯碎，扔进了房间角落里的小便桶中。
我义愤填膺的爱国行动，却换来了哥哥的一顿饱揍，因为他对那本连环画视若珍宝。挨打后的我，硬着嘴和他讲大道理，说越南人那样坏，这图书里面还说他们是好人，是英雄，胡说八道。我哥哥说：管他好人坏人，反正这是我花钱买来的。
我们大队当兵复员回来的人居多，好几位还在广州军区的41军、42军服役过，那些日子，他们神气得不得了，似乎自己也参加了战争，小年轻三三两两找他们聊天，其实他们那点军事知识，也是现学现卖。战争，似乎给乡村青年打下一针吗啡，封闭得太久，无聊得太久，远方的战火能让乡民们隐隐有些快乐。我们生产队有位在惠州当过兵的叔叔，他添油加醋地对大家说起许世友视察他们部队，当场表演百步穿杨的枪法。他满自信地说：哼，有武艺高强的许司令挂帅，打小小的越南那不是手到擒来？连没读过书的我爷爷也说，听人讲那小越南比我们湖南省大不了多少，一个省和一个国打仗，不是找死呀？
而对斌叔叔的父母来说，这场战争不像看大戏、说评书那样轻松了，他们的儿子参战了，生死未卜，两人在家长吁短叹。
战争结束了，噩耗传来，斌叔叔没能从战场上回来，部队将其列入失踪人员名单，大家说，多半是战死了，可怜的人，连尸首都没找到。他的妈妈，每天在家以泪洗面，大骂自己的丈夫，为什么让儿子去当兵，当大队书记的父亲强忍着悲痛，劝解妻子。承平日久，当兵都要开后门，哪想到一当兵就碰上打仗？
大约一年后，就在全大队的人以为斌叔叔成了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时，消息传来，他还活着！成了越南人的俘虏，两国交换俘虏被遣返回国，一只耳朵在战俘营里被打聋。面对死里逃生的儿子，他妈妈连声说祖宗有阴德。复员回乡后，斌叔叔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跟人提起那场战争，诉说自己的经历。因为他成了残疾军人，更因为他的舅舅在县里当了一个管用的官，所以他被安排到县工商银行工作，也算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了。
上大学的陈老师，我有近三十年没见过了，而上次见斌叔叔，也在二十多年前。他们在我的记忆中，一个还是穿着军便装，高高的样子，一个还是圆乎乎的脸，满脸笑容。早已人到中年的两位老师，不知过得可好？
日渐式微的阶级斗争（1）
 
政治气候有些变化，这连闭塞山村中的乡民也闻出来了。
在邻近公社卫生院当院长的父亲，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大约他当时已厌倦了所谓的“仕途”，人到中年的他，觉得孩子们的成长更加重要。
他回家我最为高兴，在四个孩子中他最疼爱我，我的蛮不讲理，我的奇思怪想在妈妈那里是最头痛的毛病，因此她更喜欢乖巧的弟弟，但这些毛病在父亲眼中却是男孩子的长处。父亲和母亲三天两头吵架，因为贫穷，因为孩子多，也因为个性不合。两人在对待孩子上也似乎有意唱对台戏，母亲越喜欢弟弟，父亲就故意对弟弟不搭理，而父亲越喜欢我，我越能在母亲那里得到相反的待遇。
爸爸回家后，我不但能得到更多的关爱，家里的伙食也会有所改善，而且作为看报听广播、关心国家大事的公家人，爸爸能带回许多山村里所不了解的信息。
有一天爸爸喝酒时说了一句：“邓大人出来了。”邓大人是谁？妈妈说是一个，1975年的反邓的翻案风，我已经没有记忆，但哥哥他们在学校里很忙乎。我哥哥曾拿回一张画，画上有很多夸张的人头，哥哥告诉我，那是“漫画”，丑化人的。他曾指出来告诉我哪个是刘少奇，哪个是邓小平。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张画多半是“文革”时流传甚广的“百丑图”。――一大帮开国元勋竟然被丑化成那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过了大半年，爸爸回来说，看来华主席的江山坐不稳，因为他看到报纸刊登了一个工程师写的信，竟然说“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的提法不恰当，应当是“革命加科学”。那些日子，“臭老九”一天天香了起来。爸爸说在毛主席当家的日子，哪个敢对最高指示提出不同意见，那绝对是现行反革命，现在不但有老九敢对最高领导人的诗提出意见，而且报纸还登出来，这就是个信号。
爸爸佩服邓小平，我叔叔对他则有些不满，这是由于两弟兄在文革中的处境不同而决定的。当年在县中医院当院长的爸爸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卫生系统的造反派勒令在小屋子里反省检查，家中的大柜子被贴了封条。我叔叔的性格和老实本分的我爸正相反，他成了商贸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听说了自己亲哥哥的遭遇，火冒三丈，带领一帮仓库装卸工人来救人，卫生系统的造反人士哪是仓库装卸工人的对手，仗没打起来就乖乖地放了人。
政治气候变化的另一个迹象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没人提起了。我们大队在新政权成立前地主只有一家，富农有五六家。所谓阶级斗争基本上是随时揪出看不顺眼的“坏人”，开大会批斗，那个年代农民的娱乐生活极少，老戏班子散了，场也不让赶了，参加批斗大会成为一种消遣的乐子。
我记忆中只见过一次批斗大会，那是1978年上半年，我快升二年级了。大队干部说二队有一个姓黄的中年人偷队里的粮食，把他抓到小学校的操坪里，搭了一个高台子，让他跪在上面，手反剪捆起来。旁边两个基干民兵步枪上了刀刺，系着武装带，威风凛凛地站立，其中一人是我的堂哥。
有人上前扇他的耳光，让他承认偷粮食，他昂着头，就是不答应，然后更多的人上去抓他的头发，用脚踢他。他的儿子和我同班，他的女儿和我姐姐同班。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他的妻子和女儿哭哭啼啼在旁边劝他：你就招认了吧。
日渐式微的阶级斗争（2）
 
年岁稍大，我才知道这种“阶级斗争”的背景，他所在的二队大多数姓张，几户姓黄的是外地人，当年给地主的庄园当佃户来此落脚。因此很受张家的欺负，而这个黄姓汉子，人又强项，根本不愿意低声忍气认输，所以容易成为斗争对象。两年后，这个生产队又一个姓黄的汉子被干部认定偷粮食，此人父亲早亡，有一个母亲和两个成年的弟弟，因家境太穷，兄弟三人只有他娶亲，生了一女，自然他是这家的顶梁柱。批斗他时他坚决不承认偷粮食，被折磨一天后，晚上投河自杀。他家在本大队无钱无势，因而没人把这次非正常死亡当回事。哪知道他家原住之地，另一个公社的某大队，黄家在那里是大族，有一人在省城当干部，人命案出来了，那个家族当然不干，诉于省城的子弟，然后上峰关注，下面的惊恐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