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走了十八年

最后的结果是找了一个替罪羊，这个生产队当时的队长姓肖，也是本大队的小姓，被判了几年徒刑。
我们大队唯一的地主出在我们李家。这位地主按辈分我得叫他老爷爷，和我曾祖父一辈，他字仁愚，乡间称仁愚先生。我高中时读《李氏四修家谱》，对他的评价是相当的高。说他过目成诵，10岁时，被我族老人誉为“吾族千里驹”。14岁参加科考成为生员，不久民国肇始，他又加入国民党，后来成为老邵阳县的一个区长。民国时代的邵阳县有近200万人，为全国最大的一个县，后来分为三个半县（邵阳、邵东、隆回和新邵一部分），因此当时的一个区所辖地盘差不多相当于后来的半个县。
我爷爷对我说过很多关于仁愚先生的故事，在我爷爷的嘴里，这个地主知书达理、仁慈大度，和我读的课本里那位因偷辣椒掐死小英雄刘文学的地主大大的不同。我爷爷说，他和我大伯长期给这位仁愚先生抬轿子，仁愚先生大多时间是步行，让我爷爷和大伯抬一顶空轿，只有通过村庄时，为了摆谱才坐进轿子。到了某处，主人招待吃饭，事先仁愚先生会对我爷爷说：你是轿夫，要多吃肉和饭，没人笑话，而我不同，不能随便吃喝。然后对主人说，我的轿夫非常辛苦，我无所谓，轿夫是吃力气饭的，一定要好好招待。
民国播迁至台，他一大家子，没能跟着去――估计级别也不够。但他在家非常自得，说我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我怎么说也是个开明绅士，而且他自认为自己做过一件善事，对新政权有功。大约是1950年初，湖南已经底定，但我乡土匪居于山寨，不服王化，大军西进剿匪。当时我家所在的村落，是一股土匪的大本营，某日有两个叫化子前来乞讨，说的是北方话，被土匪抓住，说这是共军间谍，挖了坑准备活埋。仁愚先生知道后，前来劝解，说这两年北方战火延绵，很多人都来南方乞讨，两个叫化子，难为人家干什么，如此便被释放。――后来才知道，这两人还真是南下干部。
新政权成立后，开始仁愚先生并没有受到冲击，后来因为朝鲜战火又起，蒋介石一心借机反攻大陆，国内政治气氛陡然紧张，害怕这些人和蒋里应外合。更为具体的原因是，我们的邻村观音桥，和我们村长期争斗，换朝以前，因为我村有仁愚先生，他们每次都败落。新政权成立后，总算扬眉吐气了，他们派遣贫农代表去区上，诉说仁愚先生如何反动，于是区土改工作队队长命令将仁愚先生枪毙――当时杀人程序极其简单。
日渐式微的阶级斗争（3）
 
我的大伯，即仁愚先生的轿夫之一，“阶级觉悟”不高，纠集了我村几个人，去县城哭诉，要救老爷一命。听我爷爷说，他们到县城找到了仁愚先生当年从土匪手下救下来的地下党员，他们两人开具证明，等我大伯拿着证明回家时，枪已响，仁愚先生被新政权正法了。――我现在再思索我爷爷说的这段故事，觉得应当是他们演绎，或者是那些被救的地下党员故意迟了这一步。
仁愚先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小名“南天使”，我小时候和大多数孩子一样都叫他的小名，而我的爷爷和父亲一定我叫他“南爷爷”。新政权刚刚入主湖南时，南爷爷正在长沙城的省立中学念高中，洪流滚滚，他也看清了大势，便报名参加了大军，还伪造了一份履历。那时候大军中高中文化的凤毛麟角，他不久随大军入朝鲜，然后再回国，已经做到了营教导员。因为担心久疏音讯的家庭，他写了一封信给家乡的政府，说他已经是革命军人了，父母应当享受军属待遇。
力主枪毙他父亲的观音桥村人知道后，立即以贫下中农的名义给他所在部队去信，说他父亲是被政府镇压的国民党伪区长，血债累累。这一下南爷爷就完了，因欺骗组织混进革命队伍等罪名投入监狱，又发了疟疾，幸运的是捡了一条命，被遣送回乡接受贫下中农监管。但说实话，回乡后，他并没有吃太多的亏，大队书记是他们的亲戚，一般的乡人对仁愚先生很是尊重，只是因为政治风气，表面上他必须夹着尾巴做人。
在长沙读过高中的“南天使”，比一般乡民更能感觉到政治气候的变化。他的小儿子华老满和我姐姐初中一个班，据说不爱读书，那时候初一的《语文》有一篇课文是毛主席的《浣溪沙》，开头是：“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而这位华老满被老师叫出来背这篇课文时，他念成“长夜困觉脚朝天，百年魔怪变神仙”。屡教不改。姐姐当成笑话回家讲了，爸爸听后沉吟片刻说：他哪背不了这首诗，这一定是他爷老子教的，故意这样背，讽刺毛主席。――当时，纪念堂已经盖好，我读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专门介绍纪念堂，里面说到华主席题写的六个金灿灿的大字：“毛主席纪念堂”，而我读中学的哥哥和姐姐，教科书中有一篇课文是《我爱韶山的红杜鹃》。
不久地主摘帽了，摘帽后的“南天使”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话一下就多了起来。我姐姐说，她和我们大队读初中的同学一起从公社回来，几次被正在给稻田车水的“南天使”挡住，考问他们，诸如“勾股定理”、“一元二次方程式”之类的东西。
我读小学四年级的那年，“南天使”死了。我放学回家时正要经过他家。他的丧事是我记事起第一次请了道士做法事的，堂屋里挂满了类似藏族唐卡的画轴，当地叫“宫灯”，画着佛像和十二阎罗，宣扬因果报应。放学后，我进去徜徉了一阵子，第一次思考：这世上，真的有鬼神和来世么？
看电影和唱戏（1）
 
我念小学时，看电影是乡下人一年难得遇上两回的娱乐，而当年走村串户的民间老戏班子，早就在革命的洪流中解散了。临时凑合起来所演的样板戏，过于简陋，乡民们并不感兴趣，我记事起，好像样板戏已在乡下消失了。
第一回看电影是什么时候？大概四岁左右，县放映队来大队，放露天电影，半年才轮上一次，连平时不愿出门的爷爷，也拿着凳子拄着拐杖去参加这一盛会，我坐在爷爷怀里。首次看电影留给我的是恐怖的记忆，一个干部模样的男人，打完电话，盯眼看过来，镜头往前推，头像越来越大，看上去他怒气冲冲向我走来，要从银幕中伸出一只手把我抓住似的，我大叫：快跑，爷爷。后来向别人求证过，这次电影是《艳阳天》，故事情节我当然记不住了。
过了几年，公社有了自己的放映队，每个月大队能轮上一次电影，而我渐渐长大，开始能看懂情节了。那时候宣扬我人民军队伟大功绩的战争片较多，人物一出场，我们小伙伴就议论：这个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好像世上只有两类人中国人和美国人，好坏黑白分明。
自从有了公社电影放映队，我大队放电影的场所就固定在小学校的操坪里，两棵大樟树之间，扯一块银幕。每回放映队到来时，就成了全大队的节日。天还没有黑，小孩们就搬着凳子去占据有利地势，按不成文的规定，放映机旁是为大队干部专设的VIP座，谁也不敢觊觎这块风水宝地。孩子们来得太早，离电影开映还有好几个小时，就眼巴巴地守在放映员的身边，看他调试设备、倒片子。两个放映员都姓孙，从他们的神色中，我读懂了什么是“傲慢”。他俩冬天都穿着军大衣，夏天则是白色的的确良，头发黑亮黑亮，脚下是一双塑料凉鞋，耳朵根上面，夹一根别人递给他的纸烟。而我们除了赤脚，顶多是一双用废橡胶皮做的土凉鞋，仿着草鞋的样子，穿几个孔，用一根粗粗的松紧带串起来，我曾经有过一双这样的鞋子，上山砍柴时才穿，为了防备遍地的荆棘。放映员总对我们爱理不理，问他晚上放什么电影，他们只是说一句：夜晚看了你不就知道了么？这让我们很失望，因为谁先知道晚上的电影名字，就可以立马充当新闻发言人，是一件很神气的事情。有小伙伴说，给孙师傅递一根纸烟，他就会告诉你。可是那时候大多数人的父亲都抽自己卷的喇叭筒，包括我拿工资的爸爸，去哪里能找来纸烟？
放电影前，照例有大队干部要对着话筒“哇啦哇啦”训话，说的也就是春耕、夏收之类的事情，每个生产队都说了一百遍了，大队干部利用现代化工具重复，无非要显示一下权威而已。在训话的这段时间，一束白光打在空空的银幕上，大孩子便纷纷就着亮光，用手在银幕上做各种投影：蝙蝠、牛头、鸭嘴等，然后一帮孩子叽叽喳喳地议论，像极了或者不像，另一个又上前抢着比试，喧闹声潮水般淹没了队干部的训话。
电影翻来覆去也就是那几部，除了打仗的革命题材，就是咿咿呀呀的戏曲片，我记得看过的有《十五贯》、《红楼梦》、《尤三姐》等，昆曲《十五贯》看不懂，那道白大约是吴侬软语，越剧《红楼梦》的曲子很好听，小小年纪也能分辨好听和难听了。电影放完后，接下来一个月，全大队都在流行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看电影和唱戏（2）
 
我对《闪闪的红星》记忆最深的一个镜头是潘冬子尝野菜，还有他举起柴刀，对地主老财报仇的那一幕。桃奶奶边看边议论：不是说不让报血仇了？当时我对这句话大惑不解，因为老师一再教导我们不要忘记阶级仇恨，怎么就不让报血仇了？年岁渐长后，了解到一些乡土史，我才理解桃奶奶说那话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