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走了十八年

人家可是做过宰相的，那重量级远非一个政协副主席能比。明朝的魏骥当过礼部尚书――那时候的礼部相当今天的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国务院新闻办等机构的总和，退休后回浙江萧山老家，照样接官府派给的差事。有一年御史前来巡察，作为地方耆老代表，魏老爷来为御史的船泊岸时引缆，以示郑重。御史老爷看他气度不凡，问他姓名，他说“我叫魏骥”。再问，便道“萧山魏骥”。御史刨根问底，老魏就说：“尚书归老萧山魏骥。”吓得御史惶恐不已。清代乾隆朝的陕西人王杰，殿试是状元，最后做到领班军机大臣，也就是宰相。――状元宰相那是读书人的人生两大顶点，前面说的申时行也是状元宰相。八十岁时王老告老回乡，觉得自己一生宦游，见过太多的世面，就是没当过私塾老师。大凡读书人，也总有一个教师梦。于是应聘到一家富人做西席，人家也不知道他的身份，不像今天一个宰相级官员回乡，那地方媒体还不得疯了。一天，县令下乡，这家人办饭招待，让私塾先生陪席。县令看他年纪大，就谦让他坐上席，他毫不推辞就大咧咧坐下了，主人看到这样没眼力价的老头，很是没面子，吃饭时就问他：“老先生以前坐过几次上席？”王杰答道：“三次。”再问：“哪三次？”答曰：“第一次本人婚宴。”这没什么稀奇的，婚宴新郎得坐上席。“那第二次呢？”“恩荣宴。”旧时科考，殿试后进士由礼部设宴招待，叫恩荣宴，状元坐上席。主人惊问：“那第三次呢？”“第三次是功臣宴。”乾隆朝大将军兆惠平定西部，凯旋回京时照例献俘告庙，然后皇帝赐宴犒劳功臣。但主帅是武官，不敢坐上席，坐上席的得是在后方运筹的领班军机大臣即俗称的宰相。县令和主人一听，愕然而问：“先生到底是谁？”老头笑眯眯地说：“王杰。”――饶舌这些个故事，我只是想提醒一下，我们现在一些先进事迹典型人物，无论横向与外国比还是纵向与古代比，实在算不了什么。
分田了散伙了（2）
 
求爷爷捍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社队经济那番话言犹在耳，局势说变就变。可政策就像挤牙膏一样，先不把最后的谜底告诉老百姓，而是一点点地给你。首先是分旱地、果树和山林，旱地主要种小麦、红薯、黄豆、玉米、辣椒、烟叶等经济作物，山林多是杉树和马尾松。就在这时，求爷爷等大队干部还在说，这坡地不能栽稻谷，队里没多少用处，干脆就分给社员各家各户种，也就是把自留地的面积扩大，水田可不会分。旱地都是因地而造，大大小小形状各异，而且远近不一样。好坏搭配抓阄，我家所分的三亩旱地，零零碎碎分布在十几处，最远处差不多在三华里外，挑一担牛粪到地里，累个半死；挑红薯、黄豆、小麦回家时同样累个半死。我家分的林地不多，也在三华里之外，我一共都没去过几次。随后的若干年里，水田随着居民迁出迁入调整，我那份水田早归还政府了，但旱地、林地价值不大，变动起来太麻烦，至今还保留分地时的格局。――也就是说，本人的名下还有旱地和林地，这才有点当“地主”的感觉，在城里，你买多少套房子，呵呵，也没这种感觉。
就在1981年收晚稻的时候，终于从公社传来很确切的消息，水田在来年开春之前一定分完。晚稻，将是生产队最后的集体收获。虽然干部传达一个新名词“联产承包”，说和解放前单干完全不是一码事。可农民一听，自己种自己的地，自己吃自己打的粮食，自己去交皇粮，不是单干是什么？我外公很少来女儿家，分田前他特意来到我家，和我爷爷一对老亲家聊了很久，两位对土地爱到骨髓的农民展望着分田后的日子。外公说了句到现在还让我佩服不已的话，他说：“要说和解放前单干确实还是不一样，那时候田是自己的，可以买可以卖；现在田只能种，还是集体的，人家可以收回去。”他坚信以后总有一天可以买田卖田，还特意嘱咐三舅给大舅写信时捎上一句话：把工资存起来，以后寄回来买田。让我妈嘲笑了一阵，说你想当地主，以后让人再没收，批斗你呀？今天想起来没读书的外公看到了土地承包的最本质问题：产权不归农民自己。尽管他也许不知道“产权”这个法律名词。
乡亲们掩饰不住兴奋，反正分田已经定局了，将来各干各的，不用那样哄着队干部了，队长派工再也不像往常那样顺利了，以前那些看上去老实巴交的人，也挑肥拣瘦，和干部讨价还价。因为记工分、定口粮这些治农民的“杀手锏”马上就要没用了，谁还用得着低眉顺眼地巴结干部。这让求爷爷这位老支部委员很是气愤，那段时间他的火气尤其旺，低头走路，再不看人，有时自言自语地说一句：娘卖乖，田还没分，一个个就翘尾巴了。大多数人在背后议论，说求爷爷的背更驼了。
往年晚稻忙完，我们队嫁出去的一个姑婆婆，就带着孙子，挎着篮子回来拾稻穗。姑婆婆嫁在新化县的大山上，水田少而且只能种单季稻，主要作物是红薯。而水田多的丘陵地区相比就比较富庶了，生产队收完稻子后，她就在后面一根根把遗失的稻穗拣起来。像求爷爷这样的干部尽管对社员很凶，但对远嫁的姑娘却是相当的客气，有时让打稻的故意将稻穗遗弃。――革命多少年，这点宗族的温情还能不时地闪现一下，娘家人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姑娘在婆家能抬头挺胸，不管这姑娘多老，老到已是祖母。因此每一年，姑婆婆捡稻穗差不多能攒百把斤谷子。那一年，姑婆婆没来捡稻穗，也许他们那里也忙着分田？从那年后，再没有看到姑婆婆回来。
分田了散伙了（3）
 
一般晚稻收完农家就开始清闲，直到腊月准备过年开始忙碌起来，娶亲嫁女也多在腊月。那一年，娶亲的高潮提前来到，因为听说要按人口分田，定下亲的人家连忙和女方商量，尽快去公社登记结婚，尽快办酒迎进门。――这一幕和几年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相似，因为很多单位未婚职工没有资格参加分房。农村的风俗，哪怕扯了结婚证但没有娶进门，大家也不认可，要分田是相当的难。那些通情达理的女方父母倒是配合，因为知道迟早女儿都要嫁出去的；而有些女方父母因为还没结婚的儿子多，希望女儿分完田才嫁出去，把田留在娘家，便不同意立刻登记结婚，闹得亲家反目，甚至要退掉亲事。后来又传来消息了，说这田不是一分就定了的，三年一小动，五年一大动，根据每户人口的变化调整。但同样遏制不住结婚潮，农民最现实，对还没兑现的政策不敢相信，越早拿到手里才感觉到越真实。
分田前，各生产队把所有水田重新丈量，公社派来干部作为公证人。然后按照往年产量、灌溉方便程度，离村庄远近分成三等。每一等田按照生产队全部居民平均。我们生产队当时大约120人，130亩田，留出10亩机动，人均一亩，上等田、中等田、和下等田的比例大约是三分、五分和两分。先从上等田开始抓阄，三类田依次分完。如此，谁也没法耍滑，农民们自己在一起商量，想出了这种最大限度保证程序公正的办法。
那些日子，我家西边毗邻的队部兼仓库，整天人声沸腾，烟雾缭绕，到处是农民自己所烤晒的烟叶子呛人的气味。大人们坐在一起，一天天开会讨论分田的一切细节，有时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和队干部手指相互指着，嗓门大得要把屋顶震上天了，几乎要面对面打起来，年长的申爷爷站起来，慢吞吞地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莫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申爷爷是读过几年老书的人。但谁都知道，分田中没有小事！
天渐渐地冷了起来，霜降了，整日坐着开会的人觉出来寒意。有人提议，将生产队存的一些松木劈开做柴烧。这一在以前看来十分荒唐的建议竟然通过了，反正这点木料也不够分，不如用来烤火。干透的松木劈开后，“噼噼啪啪”地燃烧，松香满屋，火光映红庄稼汉们对未来充满憧憬的笑脸，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生产队队部人气这样旺，社员情绪这样高的时候，包括年底分粮食的时候。看到一根根可以做楼枕的松木化为灰烬，当过几任队长的满爷爷――和我同学的良叔的父亲，大声地吼道：“败家子，败家子！”而且拒不靠近火堆。年轻人哈哈大笑说：“满爷满爷，莫气坏了，你放心，田分完就不会有败家子了。靠近烤火呀，你不烤火这些木料未必就剩得下？”骂骂咧咧的满爷终于把凳子往火堆边靠了靠。
各家的老人，那段时间常对孙子们进行家史教育，告诉解放前哪块地属于自己的。我爷爷说得我们兄弟的耳朵都起茧子了，絮絮叨叨地一遍遍告诉我们，溪旁边那块鲤鱼大丘，是民国多少年，花了多少银元从谁家买的，从那以后收成如何如何的好，山半腰那几丘旱田又是如何买来的。他说要是这些“老业”能归我家和叔叔家分着，那该多好。也有人建议过，田的面积按人均分配，但具体地段应该照顾过去的“老业”，解放前所有者的后代优先。但这个大胆的建议立刻被否决了，那些解放前家里穷，没几丘良田的人家，往往是几十年来人口繁衍最快的家族，他们人多势众，当然不能同意，而且讽刺这种提议者说，照你这样讲，得去台湾将那些大地主请回来分田？国民党肯定高兴，你问共产党愿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