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走了十八年

这话立刻堵得对方哑口无言。――几十年的斗争，山村农民上纲上线也驾轻就熟了。
分田了散伙了（4）
 
抓阄的结果最终出来了，我家除了父亲是城镇户口，四兄妹加上妈妈五亩地，爷爷那一亩我家和叔叔家各一半。全家五亩五分田分成二十一丘，最大也是灌溉最好的垅田是对家丘划了一半，共一亩。最小的一块是人家的一块梯田里划了个1/20亩的小旮旯。为了显示公平，不同等级的田，就这样切豆腐似的分划分割，往后几年因为灌溉、施肥，同一丘大田的农民没少吵架，但渐渐地通过私下调换，格局终于稳定下来了。分完田后，爷爷带着我们一丘丘看，看田埂的牢固程度，看灌水池塘的远近。看完后，过两天又去看，真是“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水田分完后，便分耕牛、农具。大小耕牛放在一起抓阄，每家人数、田亩不一样，有些人家得两户共一头牛，需要与人共牛者自由搭配，以保证日后一起饲养牛方便，我家和二爷的儿子、那位从河北当兵回来的广哥共一头牛。
和我朝夕相处快六年，彼此有种说不出默契的“六齿牯”――我家原来承包生产队那头用来挣工分的母牛，成为无人愿意要的弃儿。这头牛雌性特征很不明显，犄角不往上伸而往下成稻穗状，火气不亚于未阉割的公牛，不生育。据相牛的“牛把式”说，这样的牛给主人会带来霉运，特别是妨主人养的其他牲畜。那些年果然如此，我家养了几条狗，没长成就莫名其妙地死了，养的猪也发瘟。恶名远扬的“六齿牯”谁也不愿意要，尽管它犁田耙田是把好手，生产队最后决定，它不参加分配，卖给公社食品站宰杀掉卖肉。从我家牛栏牵出去时，它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死死地不愿意出来，眼泪往下掉，最后被几个壮小伙用棍子打了出来，奔向食品站的屠场。这让我很伤心。这头童年的伙伴，至今常常进入我的梦乡，梦见它时而温顺吃草时而发飙闯祸。
最后，连队部兼仓库的四大间带上下楼的瓦房，也被拆除，砖、瓦、楼板、檩条、椽子全部分得干干净净。尽管当时公社已经要求遏制住各队“拆光、分光、吃光”的三光之风，但广大社员并不赞同这样的意见，认为这些公家的财物留下来，最后不知道让谁得了好处，还不如彻底分个底朝天。全队三台抽水机，总不能砸烂当废铁分吧，于是在生产队里出售，所有社员都可以报名参加，竞标产生买主。――用农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冲价。参加冲价的只能是那些曾在生产队开过水泵、而且看好抽水机盈利前景的农户。最后几家购买者，在来年抗旱中很快收回了成本。
在尚是少年的我看来，分田闹哄哄的，似乎很乱。如今再回想，我感觉到尽管经过几十年的集体生产，以及“割资本主义尾巴”，但我老家那些农民们，在分配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田、土和集体财产时，不需要人教导，他们自然能够找到符合民事法律一般规则的办法，公平而方便易行。
转瞬间真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求爷爷这些干部是想不通的，他12岁就学会了犁田耙田，给地主帮工。新政权成立后，他被当成积极分子培养，入党做“土”干部，如果不是自己留恋故土，早就外出吃国家粮当真正的国家干部了。他对二十多年的集体经济，是真有感情的。他不相信分田后真的能给农民带来好处，而且在分完田最后一次社员大会上说：我看田归各家各户种，队上有几家会饿死人的，因为他们家没人会犁田耙田。他和几位队干部以及庄稼把式排出了一个“可能饿死人”的名单。我家忝列其中，这些人家大多数男主人在外面工作，还有一家就是洪奇家。他父亲原来是中专学校的学生，60年代初下放回到了老家，打算盘飞快但不太会干农活，当了很多年生产队的会计。
我的班主任张建社，他是当兵复员回乡的，娶了我家族的一位姑姑。“建社”这类名字他那个年龄的人很多，是建“初级社”或“高级社”时出生的。我妈妈给我讲过入社的故事。土改后田给了各家各户，不久开始搞互助组，然后就是入“初级社”、“高级社”，最后到“人民公社”。上面鼓励农民参加，但有些农户就是不愿意入集体而愿意单干。我妈说干部发动社里的青年社员，用行动促使这些死脑筋的人入社。用社里的田把一两家执意单干的农户家的田包围住，你要放水灌溉不给你方便，你的水总不能用木桶一担担挑进去吧？也不卖给你良种，这家人孤单单地在自家田里干活时，社里的青年社员在旁边边干活边奚落。时间一长，谁也顶不住了，只得乖乖地入社。
张建社老师在分田前一周，生了个女儿，自然多了一份田。他很高兴，遂将女儿起名为“分田”。
从“建社”到“分田”，整整隔了一代人。
爷爷去了另一个世界（1)
 
分田后的喜悦还没有散去，接踵而至的一场变故让我家坠入悲伤中：爷爷离开了我们，去了另一个遥远的世界。
爷爷能活到76岁，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他人到中年后就多病，50岁开始已不再下田干活了。他那个年龄的中国农民大多数不知道社会保障和现代医学为何物，除了乡村的郎中和几个请神送鬼的巫师，能在他们
病时给予一些很不科学的诊治和安慰外，一切就得听天由命，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因此，一点小病对爷爷那代人来说，往往是致命的，他生过好几个儿子，养活的只有我父亲和叔父，我父亲下面有几个弟弟，就是被现在看来不值一谈的小病夺去了生命。
很幸运的是，爷爷有一个当医生的儿子。50年代末他一场急病，乡亲们都以为将要不治，最后被我父亲接到县里治病，挺过来了。60年初的大饥饿，波及每一个乡村，我的曾祖父就在那时候以96的高龄死去。已经在县城医院有一定地位的家父，也许面临着自己内心巨大的折磨，他没有能力将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全部照顾，他只能通过打通关节，把浮肿得很厉害的爷爷，接到疗养院，逃过了饥饿，而一生嗜酒的曾祖父临死前，我父亲对他最大的孝顺，是半斤不知费了多少周折弄出来的红薯酒。
从我记事起，爷爷的身体反而看起来不错，除了有些哮喘。他自己常常很自豪地说自己有两个当国家干部的孝顺儿子，否则骨头早就可以用来敲鼓了。分田那段时间他格外亢奋，等尘埃落定后，他分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亩地，一家一半划分给我家和叔叔家，等着自己家责任田里的收获。
就在分完田后不到一个月的一个初冬中午，他自己起来热饭。――爷爷在老屋和叔叔家住在一起，叔叔在县城，婶娘就在我就读的小学当老师。一人在家的他只能自己对付中饭，突然跌倒在地。我的二娘――我爷爷带大的一位侄子的老婆，住在隔壁，知道叔父跌倒后，便把老人扶到床上，再通知我妈。
妈妈赶到后做了初步的救治，然后爸爸和叔叔知道后，陆续回到了家。当时父亲已调任我们公社所在的卫生院当院长，他带了本院的大夫来诊治，说是脑溢血。――这个病我父亲从来没想到，他担心爷爷得的是哮喘之类的陈年老病。
苏醒后的爷爷在床上静卧了二十余天，开始一段时间他神志清楚。我和弟弟放学后，知道爷爷跌倒了，书包都没扔，就跑到爷爷的卧房去瞧他。
在一间昏暗的房子里，一束光线透过屋顶黑瓦之间一块玻璃做的“亮瓦”透射进来，爷爷卧在那张乌黑陈旧的大木床上，床前一个踏板上放着他的鞋子，还有尿壶。粗麻织成的蚊帐撩起来，我叫了一声“爷爷”，一向不苟言笑的爷爷那一刻非常慈祥，吃力地问我：散学了？以后要好好读书。我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一些日子，他的病情越来越不稳定。医生建议抬到公社卫生院去住院，爷爷不同意，大约他知道来日无多，不愿意死在家外面，按照我们当地的规矩，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在家里停灵的，只能将棺材厝在村外。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父亲和叔父当然知道老人的心思。呻吟之余，爷爷一遍一遍叫着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我哥哥，是长房长孙，那时候正在二十里外的县立高中读书；一个是我的堂妹，叔父的女儿。那时候叔父的儿子还没有出生，堂妹是爷爷孙子辈中年纪最小的，才四岁。
爷爷去了另一个世界（2）
 
爷爷在一个冬夜离开了我们，我记得大约是腊月。那两天他的病情又看起来好转，有了些精神，后来才知道这是人将离世的回光返照。总在他床前守着的儿孙们松懈了，母亲也回到我家料理一些家务。正好和我家交情很密的一位族叔――立叔叔家第一胎生了个男孩，当然是我母亲接的生。立叔叔在集体煤矿当工人，家道当时尚称殷实，他老婆嫁过来后好几年不育，求医问药终于有了儿子，当然要好好庆贺一番。农村办酒招待客人和乡亲，那时最流行的方式就是请公社放映队来放两场电影。屋面前看电影很难得，我和弟弟都去了，没有搬凳子，因为惦记着爷爷的病情，站在一个山坡上看电影。那天晚上两部影片，我只记得第一部是赵丽蓉演的评剧《花为媒》，媒婆一出场就念白：“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十分喜庆的影片，用来庆贺新生命很合适。《花为媒》演完，换第二部片子的时候，姐姐找到我俩，说爷爷不行了，快去爷爷的卧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