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那是名副其实地上厕所，开点儿恩。不出三个月，体格健壮还不到五十岁的丁溪野，就已面无血色。    
  丁坚的人身际遇尚算走运。1952年11月，老大丁溪野被押进这座古老的大监狱又被关进“独居”牢房后，市公安局一处有人找丁坚谈话：“换一个地方吧，别在这儿住了……”他以为没事了，可以回家了。但在当天晚上他却被送进了八个月前他已来过的这所大监狱。    
  说实话，他可没老大那份罪。他遇到了一位好心的老熟人。当天夜里，他以被定名为“338”号囚犯的身份送进了高墙大院里的第三监房：一百几十人的大屋，从上到下三层木板大通炕，层与层之间的高度只能盘腿坐着，个头高些的就得躬腰低着头。第一层的木板就铺在水泥地上。他是个“新来的”，睡在第一层的最里头。一米来高比牛腰还粗的大尿桶，就放在他边上。    
  第二天，一位大官被人搀扶着进了这监房，一百几十号犯人连滚带爬地齐刷刷立在通炕前的地面上。这位大官似乎眼睛不好使，连声叫“丁三哥”而茫然四顾着。丁坚心里嘀咕：他咋不按狱里的规定叫我“338号”，而把“丁老四”叫成“丁三哥”。叫错了?丁坚也只得应了一声：“有!”    
  这位大官连忙下令：“把‘丁三哥’调换到第二层铺的第一个!”说完又被搀扶着离开了这监房。    
  第二层的第一个，靠近监房门，空气最新鲜，“班长”的铺位。就是说，这位“新来的”无须“士别三日”，而只睡了一夜觉就被全监房的人刮目相看。他成了班长，左臂上套着红箍，可以自由出入监房，还可以在整个监狱大院自由转。    
  过了几天丁坚才弄明白：这位“大官”就是这里的监狱长，一位老红军，名叫崔喜峰。1946年春天“四平保卫战”时，是李运昌纵队的一位师长，不幸双眼被弹片崩伤而近乎睁眼瞎。他到本溪疗养时，丁铁石是本溪保安司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特动员政治部文工团女团员王淑贤与其结为夫妇，好好照料这位老革命。后来他转到哈尔滨担任荣誉军人学校校长，1952年又被调到哈市公安局担任第七处(劳改处)处长兼这所拥有数千名犯人的监狱长。事隔多年，他对当年给他物色了一位贤惠妻子的丁铁石一直感铭难忘。当年他就叫丁铁石为“丁三哥”，几年来一直想着“丁三哥”，乃至于听说丁坚丁老四来到了这监狱，他出口就叫“丁三哥”。后来他夫人王淑贤对他说“这是丁坚丁四哥”，他才改了口。    
  有了这层完全可以摆到桌面上的背景，很爱深入基层的崔喜峰每次找犯人谈话，第一个就找“丁四哥”。也要丁坚不要再穿那扎有一条条竖道的紫红色囚服，而改穿干部的蓝制服；丁坚说穿啥都无所谓，只要干净就行。他说大家穿的囚衣每一条针缝里，虱子都一串串，铺炕木板缝里的臭虫也都密密麻麻，全监狱都应该大搞卫生，彻底消灭虱子臭虫。    
  崔喜峰大喜，立即召集大小几十个监房的班长开会，发动全体犯人突击搞卫生。“搞得好的插红旗，搞得不好的插黑旗”。所有的衣服、被子都下大铁桶煮一煮，所有的铺板都一块块拆下来放到大铁槽里煮，所有的厕所都由卫生所经常喷洒DDT；暖气包后面的墙上也要都抠掉重新粉刷，茶杯把儿缝里的黑灰也要都刷掉……    
  一个星期后，全监狱的臭虫虱子就被灭了个精光!    
  初战大胜，丁坚又发现大院内许多已经判了刑的犯人，还拖着沉重的脚镣去车间劳动，有的上工收工，不得不把拖在地下的一大截铁链儿提在手里。他了解到，这些都是判了十几年以上徒刑的重刑犯。他对崔喜峰说：社会主义国家对犯罪分子是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改造政策，不能一味地惩罚。既然让他们去劳动，拖着那么长那么重的脚镣，怎么劳动?越是这样，他们会在内心里越仇恨人民政府，是达不到改造目的的。    
  崔喜峰又大喜，一个命令，一千多名已参加劳动的重刑犯，全部摆脱了脚镣的累赘与折磨。    
  能够在大院里自由转的丁坚又发现，大大小小的监房所有高低宽窄的窗户，都钉有铁皮风挡；不但从监房内看不到外面的任何景象，而且“漏”进监房的空气和阳光很稀少，致使室内空气十分污浊，尤其那一个个“独居”牢房，更形同不见天日的暗牢，不通风、不见光。据说从帝俄时代到伪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是这样。丁坚于是又提了个建议，大大小小的风挡被全部拆除，向阳的“独居”牢房也洒进了阳光。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从一个院子里搞清洁卫生的犯人口中得知，老大丁溪野正被关在一个“独居”牢房内得了严重的肾炎，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他立即向崔喜峰建议应及时改善老大的处境，丁溪野这才离开了“独居”牢房。    
  当时，每个犯人每个月只有四两油、一斤半细粮和少许菜金，伙食搞得不怎么好。经丁坚建议，成立了监狱管理人员领导的犯人代表参加的伙食委员会，每天定食谱，高粱米加红豆、黄豆、大芸豆煮干饭，剩下饭就炸丸子，每个星期改善一次伙食；犯人们吃得笑口常开。    
  犯人的文化生活也得到了大改进。监狱买了电影放映机，每两个星期放一次电影，办起了犯人的墙报黑板报，阅览室也向犯人开放。丁坚当了文艺组班长，每个星期都有一次犯人自编的文艺节目的演出，增强了犯人悔过自新和自我改造的动力。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族字三号案”一丁点儿真凭实据也没有(2)
  在监狱的各种生活都得以改善的前提下，丁坚又提出了开展“找窍门、挖潜力”的生产运动的建议。被“镇压反革命”运动投入监狱的大批工程师、教授等知识分子，人人都积极地开动了脑筋，很快就办起了晶体管厂、机械厂等多种科学技术类的工厂和车间，大大拓宽了监狱的生产创造领域。    
  丁坚的建议一个又一个，崔喜峰大喜连着大喜，使当年拥有三千多名犯人的哈尔滨市第一监狱，成了全国的模范监狱之一。    
  丁坚当时这样想，是党派他到监狱里来工作了。他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非分的男女私情，总之什么问题也没有。他坚信，党终会搞清自己的问题的。如果搞不清而受了冤枉，只要出得监狱，他就去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告状；如果中国党平不了这冤，就去共产国际告状。但目前，既然党把自己“安排”到监狱里来，虽然身穿紫红色囚衣，但在自己胸膛里跳动的却仍然是一颗共产党员的心，那就应该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去对待周边生活的一切，是的：一切!    
  但是一个共产党员一旦沾上了严重的政治嫌疑，不管他自己如何继续对党抱有绝对的忠诚，监狱长一直把他看作是自己人，也统统白搭。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消息传来，丁坚放声痛哭。监狱管教科的负责人立即找他谈话。这位负责人说，像他这样的老干部在现在这种处境下，对党的感情仍然这么深厚，是其他人所不能理解的，劝他不要过分悲痛。同时，这位负责人向他提示说，他的问题不便明说，好像不只是经济问题，恐怕还有其他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连监狱长也无能为力，只能靠自己向上级党申诉。    
  几乎与此同时，监狱里也有人私下嘀咕：“你们是个大案!究竟是什么大案，谁也说不清，反正是谁也不敢沾边的!”    
  至此，丁坚才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和大哥的被秘密逮捕绝非寻常。一年后，这又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1954年4月，哈尔滨市法院对于丁坚的“经济”问题进行了宣判。奇怪的是，这宣判不是在法庭而是法院院长办公室，而且法院院长姜达生又正是他的老熟人：1945年抗战胜利后，丁坚当了热河省回民支队支队长，姜达生是热河省省会承德市的公安局长；1947年丁坚到了哈尔滨特别市担任道里区长和道外西传家区长，而后又当了市财政局第一副局长兼专卖局长，姜达生调任赤峰市公安局长之后，也到了哈尔滨市担任公安局第三处刑事侦察处处长，继而转任市法院院长，姜达生对他说：“这么大的哈尔滨市，局长坐监的就你一个啊!如果只是‘经济’问题，你家老大也不至于住‘独居’啊!”    
  然后，姜达生说：“你过去对革命忠心耿耿，这是我们所有认识你的老同志都一致肯定的，将来你还要耿耿忠心地干革命……”    
  接着姜达生宣判：1947年，丁坚贪污生产经费五千万元(即后来的五千元)，经过党多年的教育等待，从不悔悟，已够“大老虎”资格，决定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如果不服，在接到《判决书》后五日内上诉有效。    
  所以把“开除党籍”也列在法院的《判决书》内，是判决时中共哈尔滨市纪委(后改称过监委)的有关负责人也在座。因为当时“大老虎”、“小老虎”层出无穷，如是“党内老虎”，就党内处理和法纪惩罚“相结合”：干脆，省事；也可以说这是那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色。    
  丁坚当即作了驳斥，他说，1947年，国民党占领了辽东、辽南的大中城市后，他的一家子老老少少从本溪辗转撤退到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