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中国

譬如生存就是终极目的，不需要解释，是人生的公理。类似说，爱面子就无法用任何原因解释，假如我们问爱面子的人：“你为什么爱面子？”多半回答不出。即便他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很难回答，爱面子就是爱面子呗，还问为什么？对他来说，背后没有别的原因。我就是面子，面子就是我，二位一体。
  若理性解读，何以面子是爱面子者的终极目的呢？答案是，它是尊严的载体，是儒教制度下的尊严价值形态。而尊严于人性之重要，不需要解释原因。依照亚伯拉罕•马斯洛说法，它是人类的基本需要。面子既附着于尊严，所以爱面子也没有原因，是基本需要的体现。
  所谓终极价值等同于生命价值的观点，有一个显著特征，如果受到伤害，将不惜一切抗争。如无力抗争，可能选择死亡。严重的丢面子，可能导致自杀。“文革”期间，作家老舍、傅雷，钢琴家顾圣婴皆遭到侮辱性批斗——“阴阳头”、殴打、“喷气式”、戴高帽……种种野蛮残忍羞辱之后，他们自杀了。这个事实，不同人有不同解读。从传统语境去解读，就是彻底伤了面子。羞辱摧毁了他们的人生价值，消解了生存的意义。三位艺术家自杀，折射了面子中包含的尊严的毁灭。面子与尊严，密不可分，故而当作命根子。
  这一类例子可分出几种层次，显出微妙不同之处，凸显面子文化的形式主义精髓。
  更有甚者，有些例子表现出面子与尊严分离，不因尊严毁灭而自杀，却因面子被毁灭而自杀，显示面子的价值高于尊严。面子比尊严重要，因为它是个人在传统社会和江湖社会中主要的角色形式，面子是群体角色的准入证，个人必须依靠角色跻身群体，有些人损尊严倒无所谓，损面子却翻脸了。因为你动了他的“奶酪”，危害了他的生存。譬如，儿子被保安员错怪偷车，母亲遭父亲责骂，母子双双自杀的例子，显示面子与尊严的微妙差别：面子看重名义，尊严看重实质。若站在理性主义角度说，没有事实证据而遭人诬陷，个人应该奋力抗争，讨回公道。但在传统面子制度上，面子是一张漂亮窗户纸，薄如蝉翼，伤害就是捅破了，即使被冤枉的也不可挽回，唯一死了之。这里面反映了一种“贞节”式的人生观，是一种主观的“洁癖”心态。不论一个人面子在逢场作戏场合何等风光，他的面子防线仍很脆弱，一旦被指责不管是事实还是冤枉，都是被玷污了。面子是生命最后的防线，是做人的底线。面子都没有了，还活什么？
  中国人的婚前性关系是尊严与面子分离另一个典型例子。婚前或婚外性行为，在传统文化中以“奸”字定义。但是它的惩罚程序，并非发生在性行为之时，而是败露之日。换言之，不论有多大恶果，皆非出于自律，而是他律。自律和他律的机制差异，便将尊严与面子分离，因为尊严的核心是自尊，面子的核心是他律。
  “文革”时，有位女学生跟人相好怀了孕，后来大腹隆起终被发现，羞愧难当，服敌敌畏自杀了。若以面子观点琢磨这件事，可以悟出中国人有关“面子”的微妙信息。婚前性行为本身并不让她感觉“没面子”，也就是说，在良心上没任何问题。恰恰怀孕被人发现后，就觉得丢脸了，死活要自杀。这个差异反映了“面子”的舆论依赖，而无关事实本身，也和自我评价无关。如果不怀孕，或者怀孕后偷偷堕胎，没人知道，那么婚前性行为就不关乎面子，就不可能导致自杀。所以，不是婚前性行为杀死了她，而是面子杀死了她。而面子背后，是别人的口水杀死了她。
  “面子”还有“脸”，都属周围人群给予的评价或舆论。“脸”，就是熟人群体授予她的角色身份，是她一生获得别人尊重的源泉。源头断了，只得一死。
  资信
  以上四点都说面子可做人生目的，现在再说近代面子的新蜕变，新面子也可以做手段。两人之间做面子游戏，相互哄抬、追捧、炒作以达到其他目的，这是在晚清民国以后的新机制，而现今十分流行，几乎超过“命根子”的原生态。
  有个普通故事展示了面子工具化的特点，是作者考察的一个案例。
  20世纪80年代中期，广州近郊有一家农场尚未通自来水，其近邻啤酒厂有自来水大管。因为是邻居，老场长穿一身劳动服，骑着自家破自行车越过2公里菜地就往啤酒厂求情去了，声称要找厂长。不想，没进大门就被门卫拦住，上下打量盘问一番，经过折腾终于来到厂办公室，还是被厂办主任婉拒。
  场长郁闷几日，遇到一位“师爷”支锦囊妙计。“师爷”道：谈不谈得成是另外一回事，能不能谈是一回事，奥妙是面子。骑自行车进人家大厂，不仅自己没面子，也不给别人面子，大家没面子自然没生意。场长茅塞顿开，专程绕道市区，买了一身名贵西服，租了一辆豪华轿车，径直驶进啤酒厂。这一回，面子文化产生有趣的结果，居然连门卫也不阻拦，“啪”地一声敬礼。得意之间来到办公楼，厂领导热情相迎，谈判尚未开，厂长就笑嘻嘻地“大家邻居，好说好说”，实际上等于应承了。
  这个故事说明，做面子可以代替谈判，或者中国的谈判遇有障碍，须以面子开道。有面子，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这个案例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每日在中国各地上演不同版本。在商界，面子相当于一种商业资信，显示身份尊贵和实力雄厚。譬如借款10万元，有面子的人连借条都可以不打，没面子的人想借都借不来。即便借，也要办繁琐手续。至于面子资信大小，取决于个人面子大小。商界是中国面子文化发源地之一。明清以来，在“重农抑商”制度中发育起来的商界，命中注定地带有浓厚的江湖气息，除了交易平等、透明规范、公开这些世界性商业共同元素外，其独有的江湖面子、人情、关系、人缘要素尤显重要，并且成为商业成功的必要条件，构成商业惯例的一部分。不给面子肯定谈不了生意。故而，面子居于个人资信之核心地位，不仅可抵做商业资信，而且效用大于商业资信。在生意场上，老板在银行记录里有几个“A”，都不顶“有面子”三字好办事。一旦圈子中普遍认为你有面子，那就等于拥有身份、实力、地位和排场，不论从文化务虚，还是从功利主义务实，都产生攀附、追随、结交者络绎不绝，人气绝对兴旺。所以从现代商业角度说，在江湖惯例制度支配下，面子可以代用资信，具有资信的同等功效。
  面子越大，优惠越大，省却了办事的繁文缛节。在商业银行，办抵押手续可能耗费数周，而在私人老板之间，凭一个电话就可以划账。多大的面子，允许划多大的账。假若涉及公务，公事私办，则可先划账后办手续。一切都很安全，因为面子担保。
  以面子作交换，可换得不同结果，常见有以下类型：
  以面换面：甲给乙面子，乙也给甲面子。譬如甲到有关部门去办事，点头哈腰给乙递根烟，算给乙面子；乙不刁难甲，笑哈哈给办了，这叫顺水人情，还了甲给的面子。小镇子上，半生不熟的人群最易发生这类事件，不定日后酒桌上友人介绍相遇，还有说头。况且，这也是广结善缘的策略。
  以面换情：甲给乙面子，乙还甲人情。比方说，乙孩子做满月，甲奉上红包大礼，给乙做足面子。于是乙欠下甲人情，下回甲有难事，乙尽心帮忙。这是面子换人情。
  以面换利：甲给乙面子，乙高兴之余给甲实惠。上面农场兴办自来水工程，就是以面子换实惠，这是面子工具性的常见形态。面子具有浮夸虚增个人资信的作用，使别人乐于与你做买卖。从这种意义上说，面子既是资信，也蕴含泡沫成分。
  以面生权：面子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支配别人，演变成社会权力。一位当红明星，被一个贫困县请去做副县长，为的就是借明星效应提高知名度。面子与权力之间，转换很容易。日常生活中，鉴于江湖化的惯例规则，面子在人际关系中具有权力支配性，有面子等于能支配人。结婚交份子钱被称“红色罚款单”，就是受规则支配的表现。熟人向你下喜帖，结婚摊派“份子钱”，你敢拒绝？俗话称“碍于情面”，这“碍于”便是服从。面子导致服从，服从的是权力，不是政治权力，而是世俗社会的权力。面子大的人，可以支配他人，此乃江湖权力机制。
  做人情
  在一定情境下，“给面子”相当于“卖人情”，即甲给乙一次面子，相当于乙欠甲一次人情。譬如黑老大欲捧红女歌星，朋友们到歌厅里捧场，等于给黑老大面子。当面子语境转换成人情语境时，“给面子”即等同于“给人情”；给了人情，对方便欠下人情。于是，给人情随即变得很有面子。人情和面子之间可行灵活转换，面子一旦变作人情，便可参与人情债务的折算，进入更广阔的人情流通领域。这一部分的面子便与人情相通，譬如俗语“卖面子”和“卖人情”含义大致相同，只是视角和语境不同。
  进入人情制度，面子便可当作一种软交换媒介，活跃于“给面子”和“卖面子”的特定情景。无论“给面子”或“卖面子”，按照规矩都要偿还。一给一还，便形成一个对等交换。